在广袤的田野上，乡村振兴战略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乡村特色产业，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自然资源，成为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与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本文将深入探讨如何通过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一、乡村特色产业的内涵与价值

乡村特色产业，是指依托乡村独特的自然资源、文化传统和地理标志，发展起来的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产业。这些产业不仅能够提升乡村的经济价值，还能增强乡村的文化自信，促进生态平衡，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

二、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策略

1. 精准定位与特色挖掘

每个乡村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资源。以浙江省某乡村的茶叶产业为例，该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土壤环境，加之世代相传的制茶技艺，使得这里的茶叶品质上乘，深受市场青睐。发展乡村特色产业，首先要进行精准定位，深入挖掘本地的历史文化、自然资源和传统技艺，以此为基础，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

2. 政策扶持与资源整合

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为乡村特色产业提供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支持。例如，提供低息贷款、减免税收等措施，降低乡村产业发展的门槛。同时，整合乡村内外资源，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以江苏省某乡村的丝绸产业为例，通过整合当地丝绸资源，建立丝绸产业园，实现了从养蚕、缫丝到织造、设计的全产业链发展。

3. 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

科技创新是提升乡村特色产业竞争力的关键。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产业的科技含量。例如，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精准农业，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同时，加强人才培养，吸引和留住乡村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才。通过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建立人才培养基地，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4. 品牌建设与市场开拓

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品牌，提升产品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以四川省某乡村的豆瓣酱产业为例，通过注册地理标志，建立品牌，使得该地区的豆瓣酱成为国内外知名的调味品。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市场开拓，拓宽销售渠道，提高市场占有率。

5. 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

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同时结合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创新发展模式。以陕西省某乡村的剪纸艺术为例，通过将传统剪纸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开发了一系列文化创意产品，不仅传承了传统文化，也为乡村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6. 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

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发展绿色农业，保护乡村生态环境。以云南省某乡村的有机茶产业为例，通过实施有机种植，不仅提高了茶叶的品质，也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三、实践路径

1. 基础设施完善

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通信、水利等条件，为产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例如，修建乡村道路，提高物流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2. 社区参与与治理创新

鼓励村民参与乡村治理，通过民主决策、村民自治等方式，提高乡村治理水平。例如，建立村民议事会，让村民参与到乡村规划和决策中来，增强村民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3. 风险管理与应对策略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制定应对策略，降低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对产业的影响。例如，建立农业保险体系，为农民提供风险保障。

4. 金融创新与服务优化

发展适合乡村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解决产业发展的资金问题。例如，推出针对乡村特色产业的信贷产品，降低贷款门槛，提供灵活的还款方式。

5. 国际视野与合作交流

拓展国际视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本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例如，与国外农业研究机构合作，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方法。

6. 监测评估与持续改进

建立产业发展的监测评估体系，定期评估产业发展效果，及时调整发展策略。例如，建立产业发展数据库，收集和分析产业发展数据，为决策提供依据。

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带动乡村经济的增长，还能促进社会和谐、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通过精准定位、政策扶持、科技创新、品牌建设、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等策略，以及基础设施完善、社区参与、风险管理、金融创新、国际合作、监测评估等实践路径，可以有效地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

让我们共同努力，以乡村特色产业为引擎，点燃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共创乡村美好未来。

在地文化IP创研院、乡裕乡创联合创始人王朝杰邀您关注《乡音故事》，持续探索文旅与乡村振兴中的智慧和实践。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乡村文化场景与文化空间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为揭示该转型的内在机制及其对乡村振兴的文化路径影响，构建一个前瞻性分析框架至关重要。该框架围绕乡村文化场景三个核心系统即群落系统、价值系统和符号系统展开。群落系统是乡村生活的基本单元，对乡村社会进程具有显著影响力。地方群落系统孕育的社会文化主体性，对县域现代化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现代社会中，价值系统和符号系统的作用日益凸显。以徽州地区为例，乡村文化场景嬗变与行为组织形态之间展现出同构性，场景的营建者和使用者成为变革的主体，嬗变主题围绕聚落日常生活和土地利用所构成的乡土风俗与习惯，而嬗变成果则通过乡土行为模式得以体现和传承。

在推进国家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乡村文化的发展已被纳入国家战略的关键议程。继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村文化兴盛与乡风文明的重要性之后，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突出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地位。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推动“村超”“村BA”等群众性文体活动，这不仅标志着对乡村文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洞察，也反映了对农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响应。乡村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着基础性角色，其现代化对于国家整体进步至关重要。针对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应运而生，目的在于推动乡村全面现代化，让乡村摆脱对城市的从属并实现自主发展［1］（P89-109，201）。在此背景下，乡村文化场景的不断演变不仅反映了中国乡村现代化的轨迹，而且成为其文化表达的重要载体。本研究旨在建立一个分析框架，通过徽州地区的田野调查揭示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深层机制及外在表现，力图为乡村文化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以期推动乡村文化的持续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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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内在逻辑

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国城市的迅猛扩张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乡村地区逐渐被推向边缘。这个时期，城市研究的热度远远超过了乡村研究，导致乡村的相关知识生产逐渐被冷落。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使得乡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价值遭受巨大冲击，乡村的空心化问题愈发严重。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建设速度不断提升，城乡界限趋向模糊，各种要素的流动更加频繁［2］（P128-146，232）。乡村旅游等新型外来产业迅速发展，成为推动乡村经济复兴的重要力量。乡村地区成为文化创新和多元实践的重要场所。在全球化与逆城市化的趋势下，乡村地区正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和实践领域。学界开始将目光聚焦于乡村地区的演化重构［3］（P1272-1286）与可持续发展［4］（P2-10）等问题，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乡村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为乡村地区的振兴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

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遵循自下而上的路径，其演化模式根植于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需求。依托当地资源和群众期望，该嬗变过程塑造了一种新型复合空间，这一空间在提升社会凝聚力、创造力及生活品质等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一过程以社会生态网络的再造和价值共同体的凝聚与认同为内在驱动力。

首先，保障种群繁衍的自然再生产是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基础。在氏族公社时期，乡村社区的居民凭借共同的血缘地缘关系紧密相连，构成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为乡村居民提供生产生活的基本保障，也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秩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维护作用演变为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乡村聚落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保持团结。

其次，地方符号的构建是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关键环节。在农耕文明时期，乡村社区逐步形成了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和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推动了乡村社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孕育了乡村文化的独特性。在此过程中，乡村文化不仅表现为对自然界的敬畏和顺应，还逐渐发展出对家族、乡土的深厚情感以及对传统习俗、信仰的坚守［5］（P45-57），这种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乡村社区提供了内在动力。以宗祠为例，宗祠作为乡村社区的标志性建筑，既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也是乡村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的象征。通过维护传承祭祀仪式等传统活动，乡村居民强化了彼此的联系和团结，形成紧密的社会网络［6］（P206-221，8）。在这个过程中，以宗祠为代表的种群符号成为乡村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使得乡村文化场景在嬗变过程中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三，内外部要素流动是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内生动力。伴随现代化进程，我国乡村社会分工逐渐细化，形成了以农业为主、多种产业并存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为乡村社区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动力［7］（P82-87），促进了乡村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乡村社区也更好地适应了外部环境的变化，保持了活力和创新力。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区需不断调整和优化自身发展策略，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

乡村文化场景嬗变是一个复杂多元的过程，各部分相互关联影响。通过自然再生产、地方符号构建以及内外部要素的流动等多个方面的协同作用，乡村文化场景在嬗变过程中保持了连贯性和整体性。这种连贯性和整体性有助于乡村文化场景更好地应对外部挑战和机遇，也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乡村文化的独特价值和魅力。本文旨在构建一个新的乡村文化场景嬗变解释框架，提出乡村舒适物特征体系，结合实例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乡村文化场景生成机制与嬗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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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框架构建

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乡村地区成为国家权力、市场资本和村民等行动主体策略施展的场所，也是再演变发展的物质性母体，涉及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他者与本土的力量关系权衡。构建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分析框架需整合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历史等关键维度。本文分析框架聚焦文化、时间和空间的交互作用及其通过反馈机制对乡村文化场景多功能性的影响，包括弹性、追溯性和适应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这种复杂性需要一个多层面的评价方法。这些特征是主客观并存的，是人们如何感知、适应与改造周围环境的结果。本研究从海德格尔的“栖居”（dwelling）概念出发，探讨乡村文化场景中生产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空间格局与地方群体的依存关系［8］（P24-25），以及乡村行动主体如何利用庭院、宗祠等乡村舒适物来构建场景意义和安全感。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是由自然生态、社会文化、多元主体及治理系统的综合作用所驱动，体现了一个渐进的“涵化”与“涌现”相融合的过程［9］（P74-85），涉及群落系统、价值系统和符号系统的动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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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落系统

乡村文化场景不局限于物质形态，还有无形的精神表征。它是环境与情感交融，实质与表现兼具的综合体现。这个特殊体系源于个体和环境的协调定位以及彼此认同。有学者从人的基本需求角度解析这一现象：个体在空间中通过感官获得“方向感”，再通过复杂的感知过程与空间环境建立情感上的“认同感”，将空间转化为具有文化特色的场景。

尽管个人的环境认知基于个人经验、情感和认知水平，具有明显的个性，但通过“主体间性”这一概念［10］（P10-18），个体的体验可以扩展到群体，成为公众和集体意识的共享。这种公共性体验并非完全基于理性，而是充满情感和意义，形成了具有特定结构的范式。

乡村文化场景的变迁实则体现了社群逐步构建的历程。人类择居一处，进而与周边环境建立紧密关联，方向感和归属感成为关键要素。人们需明确自身在空间中的定位，依据自身进行定位。各个文化均具有独特的方位体系。如古代中国的四象代表四个方向，此类体系往往源于自然环境。一个宜人的环境意象能赋予人们安全感［11］（P3）。认同感在塑造场景价值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传统乡村，建筑形式、村落布局、生产方式及习俗均体现了对环境的深刻认同。方向感侧重于生理需求，而认同感更多涉及人们对地域和文化的心理归属。通过这两种感知，人们能与环境和地域建立深层联系，将文化场景从单一的物理空间转变为富含意义的交互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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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系统

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研究考察了特定人群对特定环境的个人体验及期望。相关研究通常从认识用户对某一场景维度特征的一般性倾向开始：为什么它很重要？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做？关注背后的关键因素以及个人感知场景的积极或消极特征。乡村文化场景价值结构遵循文化价值观模型［12］（P127-139），将乡村文化场景视为一个由形式（自然特征、当代特征、人为特征、历史特征等）组成的生命体，关系（社区感、故事、归属感、地方感等）和实践（生态过程、历史过程、人类活动、历史事件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系统决定了乡村文化场景当下的特性和表达方式（见图1）。

价值的概念曾经被认为是一种内在的普遍状态，现在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源于时间和地点的文化背景的社会结构。人们自身持有特定的价值观念，表达了某些对象的自身价值［13］（P49-76）。乡村社会过去的关系和实践影响了现在的关系和实践，塑造了人们感知的场景特征。乡村文化场景的特征作为人地互动关系的体现，构成了乡村共同价值观念的基础，并促进了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凝聚。共同价值的形成，进一步推动新的社会关系和群体认同的发展。在此框架下，内部成员与外部参与者通过认同一套共享的价值观和目标，实现利益的协调与融合，从而减少利益冲突，实现共同价值观和目标内化。共同价值观是乡村文化场景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其复原能力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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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系统

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强调主体经验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追求现象背后的符号价值意义。诺伯格·舒尔茨从现象学角度理解乡村文化场景为“存在空间”［14］（P16-17，55），拉尔夫则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将其归因于环境对历史体验的积累和呈现［15］（P46，55）。段义孚提出“感觉价值的中心”概念，强调人们对物质空间的主观建构性［16］（P3，27）。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思考人与空间、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内涵意义，重点关注人与空间环境最有意义的结合点。

乡村文化场景嬗变涉及物质空间和文化价值观两个层面，从时间维度追溯物质的变换及其与文化价值观念相互影响的动态关联，强调空间不是单纯的客体，而是同人一样具有生命且其生命历程凝聚了社会和历史的变迁［17］（P5-15）。因此，乡村文化场景可以被视为一个有意义的空间，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各种情感关系，如认同、依赖和归属感等。它不仅承载着人们对物质空间的历史记忆和情感，还体现了人们对物质空间的象征意义和价值表达。

在理解乡村文化场景的符号系统时，可以借鉴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以及表征性空间的理论框架。这一符号系统涵盖了乡村话语、乡村表征、乡村日常生活等多个层面［18］（P23-37）。场景主体、舒适物和活动等元素共同构成符号系统的激活机制，为参与者提供丰富的体验和感知。符号系统通过与场景主体的互动、舒适物的利用以及活动的参与得到体现和强化，从而在体验者心中构建起“意象相通”的感知。这一激活过程不仅促进了文化符号的可感性，同时增强了参与主体对乡村文化场景深层意义的认知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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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嬗变视角下的乡村舒适物

乡村文化场景作为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反映，其维度和表征在时空变迁中持续演化。内生与外向的社会关系互动在不同时空维度下推动了乡村文化场景的再生产。乡村舒适物在这一场景中展现了多样性、包容性和建构性，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在静态或非流动的社会状态中，乡村舒适物反映了特定地区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现象［19］（P1-22，226）。随着现代化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地理界限被打破，新旧要素融合而形成了影响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新舒适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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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舒适物的特性

乡村文化场景是乡村群落空间中的意义建构，与自然生态紧密相连。地理和生态的差异孕育了多样的乡村群落，而农耕社会中的人文与生态关系构成了乡村群落演化的基础。中国的乡土特征，深植于血缘和家族关系，为乡村群落奠定了底色。乡村文化场景的意义通过群落系统、价值系统和符号系统三个维度展现。群落系统基于乡村共享的地理、社会和历史背景，为文化场景提供基础。价值系统通过认同机制将文化价值观与村落现实相连接，形成文化感知和记忆，使乡村文化场景成为情感交流和意义分享的空间。符号系统则渗透于生产、生活、休闲等方面，赋予文化场景以内涵。三个系统相互融合，构建了多维的乡村文化场景模型，表现出嵌套和互动的结构性特征，受内在规律制约，展现出“异质同构”的特质。

第一，以公共性为导向。乡村文化场景是由事物之间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地域性网络。人们置身于自然或社会环境之中，总是会与各种各样的事物产生有形或无形的联系。在乡土背景下，公共性是舒适物建构的时空背景和生成逻辑。场景要素的流动和个体间的互动不断推动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扩展了其原有的文化和社会边界。这一嬗变过程蕴含着时间动力和空间轨迹［20］（P373-384）。乡村舒适物在互动和发展、保持和改变中，根植着原有的地方特性，积累和构建新的地方内涵［21］（P271-287）。乡村中的寺庙、祠堂、集市、水井、古树等舒适物，是村民们自由交谈、交换信息的场所，它们承载着村落的历史文化脉络。这些地方以其意象性、易聚集性和互动性等特点，让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和体验村落生活和文化。

第二，以认同性为途径。认同性是相对时间内特定场景中形成的内在秩序，以舒适物为载体呈现出来。认同性作为乡村文化场景内部组织秩序的基础和核心，推动着乡村舒适物自组织、自运转、自更新。乡村文化场景包含了具有各种不同变异的特质，具有求同存异的能力。一个地区的舒适物在时间推移下，构成要素与组合体系经历新旧交替与演变积累，形成独具特色且值得铭记的历史脉络。这些舒适物在环境中得以显现，并通过与环境的互动，成为认同性的体现。乡村舒适物呈现出的认同性是乡村文化场景发展和创新的基础和途径，也是场景特色化的基础。乡村舒适物中相关的文化要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共同作用，形成认同性，它们在不同层面中相互作用，最终共同反馈于乡村文化场景嬗变。

第三，以日常性为核心。乡村舒适物可以视作乡土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特质的积淀与支撑。不同于西方工业文明背景下的乡村社会体系，我国乡村聚落发轫于农业文明与小农经济，具体表征为“礼俗社会”［22］（P40-61），其行为主体是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关系维系的族群。族群成员有共同的价值观、利益取向和生活目标，是一种相对同质的社会关系［23］（P87）。乡村文化场景及其舒适物的构成，总是与社会活动、事件相联系。日常生活的生成主要涵盖循环性的活动更替、仪式感的行为路径和集体性的活动参与。不同地域的人们生活方式各异，平原土壤肥沃地区的乡村居民生活节奏相对稳定，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模式。但部分地区乡村百姓由于资源匮乏，他们不得不冒险生活或寻找其他生计。在乡村这样的“熟人社会”中，人们依赖于安全感、认同感等群体中的情感因素。不管是必要的、自发的还是社会性的活动［24］（P13），都离不开“大众参与”的介入。随着语境的变化，多样的生活方式、精神气质和价值理念，共同构成乡村文化场景的日常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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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舒适物的构成

乡村舒适物是一综合性概念，超越物理形态，涉及环境与人的多变互动，包括自然元素、行为模式、情感反应、集体意识及个人体验。作为地方意象的媒介，乡村舒适物既是实体存在，也是价值观念的载体，其展现方式呈现“空间叙事”特征，融合了文化认同与地方感知。该体系强调个体在环境中的主体性，构建了主观与客观世界的联系。本研究提出的乡村舒适物体系（见表1）为文化场景演变提供了一个概念框架，将乡村文化场景的研究置于主客观交互的视角，深入探讨其特性、价值及互动机制。

在构建乡村舒适物时，物理与非物理要素融合，共同塑造乡村环境的和谐统一。物理要素，如自然地理特征，为乡村生活奠定物质基础，提供稳定的生态环境，对乡村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自然景观如山脉、河流和森林，不仅塑造居民的生活环境，也成为乡村文化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建筑聚落作为舒适物的另一关键要素，反映居民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智慧。这些建筑通常采用与环境相协调的土木结构，既满足了生活需求，又体现了乡村的历史特色。

非物理要素作为乡村场景舒适物体系中的动态元素，为乡村文化场景嬗变注入内生动力。非物理要素主要涵盖了乡村文化场景的各类实践活动和行为模式，如农耕文化、节庆活动、民俗习惯等。它们在乡村文化传承利用与场景特征构建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延续着乡村的历史文脉。

在乡村舒适物的构成中，物理要素与非物理要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物质形态的乡村舒适物承载着非物质要素的文化内涵，使得乡村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非物质要素通过形塑人们的实践活动和行为模式，对物质要素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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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舒适物的评价

乡村文化场景嬗变评价的客体是乡村文化场景的构成要素——乡村舒适物。景观环境中的舒适物要素与场所的互动，随着时间的演进，形成了具有张力的场景表征。舒适物层面的评价目标是对该要素在不同阶段乡村文化场景中所具有价值，采用5分制李克特量表为度量尺度，对乡村舒适物及其特征表达从“非常赞同”（5分）到“很不赞同”（1分）进行感知强度评分（见表2），赋分的高低取决于该要素在场景特性中的重要性以及在场景发展过程中的价值积累。

从系统的角度看，场景的嬗变需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动态性。当结构要素发生变化时，系统会发生质变。在场景嬗变中，乡村舒适物包含的复杂表征关系是场景价值表达的重要途径，也是乡村文化特征形成的关键。乡村舒适物对各方主体有深远影响，塑造着他们的传统、习俗、心理和行为。为了健康延续并发挥功能，乡村舒适物需要具备合理稳定的系统结构，以塑造特色景观、满足主体需求，实现场景的可持续发展和地方文化的传承。通过对结构层面的文脉关系的评估，优化文脉结构以保持场所结构的稳定性和合理性，使其在景观塑造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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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实证分析

在乡村文化场景嬗变过程中，场景的秩序和特性与行为的组织形态具有同构关系：以乡村文化场景的营建者和使用者为主体；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主题涵盖以聚落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和以土地利用为核心的生产构成的各类乡土风俗和习惯；嬗变成果则通过乡土行为模式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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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区域选取

徽州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村落聚集地，不仅是国家关键的传统村落分布区域［25］（P157-162），也是中国首批以传统村落为特色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该地区乡村聚落演化历史悠久，孕育了独特的地方文化符号。鉴于其较早引入现代经济活动的背景，徽州地区的文化场景嬗变特征尤为显著，展现了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徽州乡村的变迁，为研究中国乡村文化场景嬗变、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具有重要的案例价值。

本文所述徽州地区，特指文化意义上的徽州，即2008年设立、2019年经文旅部验收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见图2）。该保护区的行政范围涵盖中国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以及江西省婺源县。本研究选取徽州地区作为案例，旨在深入分析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变化特征，以期获得全面客观的研究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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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与调查方法

本文采取定量分析与质性分析的混合研究路径。

1.配对样本T检验。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检验2012年与2022年乡村文化场景特征的时间演变。T检验作为参数检验的一种，主要用于比较两组计量资料的均值，具有抽样误差小、效率高、所需样本量相对较少等优点。我们所检验的假设关注于配对变量均值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即差值变量的均值与零均值之间是否有明显的区别。设差值变量为i，其均值为iˉ，样本数量为n，差值变量的标准差为F，差值变量均值的标准差为Fiˉ，配对样本T检验的t值计算公式如下：

2.空间分析方法。通过参与式制图的方式获取社区居民感知的空间信息，结合半结构访谈与评分表获取被访者的真实想法。20世纪90年代，学界已经开始关注到现有的量化数据与技术手段难以使居民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力得到充分表达［26］（P58-69）。在技术反思的推动下，PPGIS（PublicParticipationGIS）在社区规划相关研究中诞生。PPGIS基于地理信息技术，结合参与式调查研究方法［27］（P1-9），弥补了POI、GIS等研究长期忽视人的主观活动的缺陷。PPGIS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应用广泛，涉及地方价值变化［28］（P316-324）、生态服务［29］（P119-133）、保护区规划管理［30］（P699-713）等。

在本研究中，卫星图像及POI等客观数据难以直观展示非物质要素舒适物的点位分布状况，而PPGIS的交互调研方式能为信息补充提供有效手段。本文尝试将场景主体（当地居民、游客以及政府和景区的管理人员）对舒适物感知评价结果应用于不同时间段（2012-2022年）的案例地区，探讨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空间分布及演化特征，对乡村文化场景演变的模式与规律进行总结。

2023年9月到2024年1月之间，分三次对徽州地区主要传统村落（婺源篁岭村、江岭村，黟县西递、宏村）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线上调研。预调研阶段主要是初步了解乡村的基本情况，走访当地主要景点与民居、祠堂等舒适物，对当地村民、游客以及管理人员展开访谈并取得联系方式，以便后期开展线上调研与线下回访。在调研过程中，重点关注调研对象对乡村文化场景特征及其演化的自我感知。共计收集到28份评分表，5.87小时的访谈录音以及1658条舒适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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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地区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特征分析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已成为新时代农业强国建设的核心，涵盖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五大振兴领域，推动了乡村文化生态和文化场景的显著变化。以徽州地区为例，篁岭、江岭与宏村、西递等地通过区域旅游合作，共同展示了耕读文化、田园风光和古代村落的独特魅力，巩固了其作为旅游重镇的地位。本文对比分析了徽州地区2012年和2022年的乡村文化场景评价得分，系统分析徽州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轨迹及其内含规律。

第一，公共性维度的功能演替在乡村文化振兴的背景下尤为显著。在乡村文化振兴的框架下，徽州地区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得到进一步的重视与开发。政府政策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支持，促使这些村落获得国家级保护认定，得到了更广泛的专业认可。旅游开发的参与引入了新的动力，促进了村落社会生态系统的开放性与经济流动性，推动了系统的转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利用转变为旅游体验的一部分，为当地带来了经济与社会双重效益，为旅游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体验，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进步。

2012-2022年间，随着徽州地区乡村文旅产业的迅猛发展，旅游餐饮、购物、住宿和服务用地的规模持续扩大，这导致乡村聚落空间场景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土地利用模式转变为以文旅消费为主导的多功能混合模式。例如，宏村在2000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其经济和文化价值迅速超越生产价值。经济流动推动了治理系统的变革，从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转变为市场决定的资源配置方式。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当地先后成立了旅游开发公司，并引入外部经营者和企业参与村落的开发与运营。篁岭与江岭地区在开发中注重现代舒适物的建设，如完善索道、公路、游步道、游客中心等基础设施，注入“晒秋”民俗文化等集体记忆与空间节点。同时，该地区通过开发原始耕地和梯田，种植观赏性作物，并建立体验设施，进一步丰富游客游览体验。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村落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也为当地居民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收益和发展机遇。

徽州地区传统村落的旅游发展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注入了原生性资源和社区参与的动力。此外，历史文化名村、名录及世界文化遗产的认定等外部资源，为村落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现代服务业和工商业的兴起，促进了徽州地区村落经济的多元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空间结构的开放和功能转换以及劳动力的转移和旅游者的增加，提升了空间结构的开放度和心理文化的包容性，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和谐，乡村文化场景的参与性和功能性得到了显著增强。然而，徽州地区乡村文化的集聚性呈现减弱趋势。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基于熟人关系和伦理道德的邻里互动，构成了社会关系网络的核心。这种基于亲疏关系的交换和不等价原则的互惠，体现了乡村社会的人文关怀，强化了利益与伙伴关系的紧密联系，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稳定秩序。

随着乡村区域现代化转型，理性的市场经济思维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人情交往方式。利益关系以劳务关系为主导，以金钱为衡量准则，以货币为主流的交换方式。这一趋势导致以土地为纽带的人际关系逐渐被以产业为纽带的新型关系所替代。乡村邻里关系的紧密程度一定程度下滑，影响乡村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在乡村旅游产业繁荣的地区，当地居民身兼民宿经营者、写生活动接待方及特产店老板等多重角色，面临着市场竞争的挑战。这种竞争机制对传统的伦理关系和人际信任模式产生了影响。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乡村社区需创新方法来维护和加强邻里关系，以保持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二，在乡村文化场景嬗变过程中，文化认同和情感锚固是认同性维度的关键。乡村文化场景的价值系统，历史上是村落自治和发展的基础，不仅包含生态内涵，还促进了村民间的互信与合作，为自然资源的治理和社会文化的可持续性提供了支撑。现代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个体经济利益成为新的关注点。在这一背景下，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努力正在形成新的认同点，这一变化主要是由居民自身推动的，体现了乡村文化场景价值系统的适应性和弹性。内生的文化认同变化对于理解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至关重要，并与公共性维度的功能演替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乡村振兴。

在2012-2022年的十年间，记忆性、象征性与审美性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些提升得益于徽州地区丰富的文化景观资源，这些资源在旅游业的推动下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与价值，为当地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地居民认识到旅游业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因此，在行为上表现出对旅游发展的支持与认同的态度。此外，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徽州美食、徽剧、手工艺以及其他民间艺术也获得了重视。这一现象让当地居民深刻感受到旅游业所带来的利益，增强了他们支持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意愿。

对游客群体的调研发现，受访者对徽州地区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强，在记忆性、象征性和审美性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呈上升趋势。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当地村民和游客对徽派建筑风格（马头墙、天井庭院等）、徽州地区特色饮食（当地茶叶、徽菜等）、家族活动场所（牌坊、祠堂等）以及歙砚等物质文化元素有着较高的认知度。物质文化元素是徽州地区文化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居民对物质文化要素的较高认知度主要源于其易于保存和传播的特点。这些物质元素深受人们喜爱，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和文化景观［31］（P41-46）。通过与游客的交流，这些文化元素的经济价值得以体现，强化了居民对徽州地区文化的认同感。

第三，在2012至2022年的十年间，徽州地区的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经历了显著的演变。这一演变与文旅产业的介入紧密相关，影响了乡村文化场景的内在价值和外在表现。在文旅产业推动下，乡村居民的生计方式、消费习惯和休闲行为趋向多样化，乡村生活的参与者变得多元和复杂。这种变化促使日常生活场景从以往的单一和均质状态向多元化和异质化发展，丰富了乡村文化场景的内涵［32]（P896-904）。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为当地居民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在提升个人生活品质及家庭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反过来又增强了居民对乡村生活乡村文化的满意度和认同感。居民的高满意度和文化认同感是乡村文化场景嬗变中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以婺源县为例，通过利用篁岭古村的旅游资源，该县采取了“企业运营+生态入股”的模式，共建农业观光项目，实现企业与农户的共赢。这一模式提升了乡村旅游的吸引力，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增长，维护了乡村的生态环境，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创新的实践案例，进一步证明了乡村文化场景嬗变与乡村振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联系。

当现代性活动介入乡村文化场景系统中，一些传统的日常生产生活模式逐渐被打破。为了保护和传承古村的特色民俗文化，篁岭地区采取了创新的“人下山、屋上山、貌还原”策略。2009年，政府与婺源县乡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作，收购并修复篁岭村的古建筑，实施“以屋换屋”政策，将原住民集体迁移到新村，将其中的120栋原址民居转化为精品旅游项目。婺源县还投入大量资金，对散落县中各地且缺乏保护的20多栋徽派古建筑进行易地搬迁保护，集中开发管理。这一战略改变了村民的日常生活环境，也重塑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意义。在传统乡村社会，休闲空间相对宽裕，但随着村庄边界的开放、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和村庄内部的分化，休闲空间逐渐变得个体化和私密化，村庄的公共休闲空间逐渐消失。村庄物理居住空间的变化，加速了农民休闲生活空间的变迁，伴随城乡流动的加快和市场经济对乡村社会的深入影响，村民的休闲生活空间趋于碎片化，规律性维度得分由2012年的3.875分下降至2022年的3.528分（见表3）。这使得村民重新聚焦于个体性目标，从传统的休闲生活转向为生计忙碌的经济活动，如开办民宿、承接游学写生活动等，主动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和生活品质。

05

结论

乡村文化场景的形成，是自然与文化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过程，这种地域性演变反映了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性，展现了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独特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乡村文化场景逐渐形成了特有的乡村舒适物体系。这些舒适物是地域特性在自然景观中的具体表现，展现了空间形式与使用功能的完美结合，是物质载体与内在精神的统一。

乡村文化场景的演变是人文与自然环境互动的产物，涉及群落、价值与符号系统的复杂互动。在徽州地区，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过程尤为显著，其发展与生活及生产需求的演变紧密相连，反映了功能演替、情感维系和意义演化的复杂性。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人与环境的关系。通过分析场景评价得分的变化，我们可以揭示人与环境关系的变化轨迹。对徽州地区乡村文化场景的深入研究，揭示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

旅游开发等外部活动的介入不仅深刻改变了乡村空间环境的原有功能和意义，还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文化场景呈现的方式也发生了异化，原本充满活力的乡村文化场景，脱离了原有的生活基础和生产空间，逐渐舞台化及表演化。以婺源篁岭的“晒秋人家”为例，当一个日常生产生活场景被打造为旅游景点后，其与居民真实生活之间形成明显的空间界线，演变为一个相对较独立的空间。这一变化导致了乡村文化场景从活态转变为固态，不利于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随着农业生产价值的减弱和传统农业空间的消失，人与地方的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休闲娱乐价值逐渐占据主导地位［33］（P328-339）。这种变化为乡村地区带来了经济收益和娱乐体验，但导致居民对地方感和身份认同的模糊，影响了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倾向。

乡村文化场景的嬗变是涉及多个维度的复杂过程，包括自然环境、文化传承以及人类活动等。在保护和发展乡村文化场景时，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并解决这些维度的互动关系，要挖掘和利用乡村文化场景的独特魅力，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撑，促进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使乡村成为人们向往的美好精神家园。

乡村旅游未来要警惕“五大弊病

前些年，乡村旅游爆火，各路投资者、当地政府、相关机构组织等纷纷投入其中，甚至在乡下看中一块地、再看看周边市场，就毫不犹豫大张旗鼓地搞乡村旅游开发。

如今，一些地方的乡村旅游项目“一地鸡毛”。笔者近些年也密切关注乡村旅游发展，在与众多相关人士交流探讨中，总结有“五大弊病”未来需要引起高度警惕。这里有深刻的教训，也有些探索和启示，值得关注。

01

警惕“产业结构单一”

搞旅游，如果只盯着旅游产业，注定做不大、做不强。与乡村旅游紧密关联的不仅仅是旅游产业，尤其需要多产融合发展。对于很多乡村而言，仅靠单一的旅游业很难实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不少旅游产品会受到季节性影响，并且客流一般集中在节假日，平时人流较少。笔者在一些地方调研发现，此种情况对于村民收入影响较大，一到淡季就没事可做，而前期投入成本不小。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工程，推进乡村旅游集聚村建设，培育生态旅游、森林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推进乡村民宿规范发展、提升品质。

发展乡村旅游，要基于当地自然禀赋和资源环境优势，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能融尽融，增强发展后劲以及综合势能。尤其需要构建一个农文旅融合、农林牧渔并举、产加销贯通的现代乡村旅游产业体系。

这方面相关探索有些启发价值。在发展乡村旅游特别注重多产融合。比如农产品本来是作为游客的伴手礼附加设计的，后来发现一、二产的价值，从随手为之的“在地风物”转变为“乡伴赋农”的独立板块，还开辟了直播和电商两个板块。

警惕“项目创新活力不足”

当前，单纯的农业观光为主的项目，已经不能满足游客日益提升的体验要求。然而，一方面是乡村旅游需求端的升级需要，另一方面乡村旅游供给端的创新活力还在下降。

业界的一个观感是，近年来，乡村旅游项目的创新活力明显减弱，基本还是原有的一些项目。不少还停留在吃农家饭、采摘、垂钓、唱歌、打牌等常规项目，搞一些乏善可陈的民宿，农文旅体验、休闲度假等精品项目比较少。特别是临近村庄的乡村旅游项目模仿严重，同质化现象突出，千面一村。

03

警惕“文化内涵缺失"

文化是乡村旅游魂魄所在。当前，很多乡村旅游要么没有文化，要么文化梳理不细不深，要么包装一些假大空式所谓“文化”。农耕文化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化之一，也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文化之一。为什么一些地方发展乡村旅游，却搞得如此没文化，是需要反思的。

独特的乡村文化不只是依附在自然风光之上，更是乡村的生产、生活、历史民俗甚至乡村社会治理方式的生动体现。比如乡村历史遗存、事件传说、地名人物、传统民俗活动、非遗技艺等载体，具体到村中的稻田耕地、祠堂、古井、乡村庙宇、乡村牌坊、乡亭、乡桥、乡村古民居等等，都可以包装成传播“乡愁”的文化吸引物。

这方面，携程度假农庄就做得颇有特色。它从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和农业农耕、传统民俗文化出发，整合梳理几十家度假农庄资源和特色，巧妙嵌入“农、牧、渔、耕、林”的文化元素，特别是走进少数民族聚集区，做深度的文化体验。

携程度假农庄（那拉提河谷草原店）

乡村旅游一旦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在亲子游市场、都市白领休憩市场、中小学生劳动教育、研学教育等赛道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04

警惕"与当地农民无关"

一些地方发展乡村旅游，一上来就是大资本、大项目、大手笔。特别是一些财力较为雄厚的企业进驻后，大量盖别墅、楼房、公寓、主题公园，搞得农村不象农村、城市不象城市。乡村旅游的落脚点是乡村，游客想去体验的是乡村的资源特色、乡村的生活形态。如果把乡村开发得过于豪华，散发的都是城市派的筋混凝土式繁华调性，反而失去了乡村旅游的价值特质。

发展乡村旅游，要扣住 “姓农为农”的宗旨。只有充分发动周边农民，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干劲，让他们深入参与进来，乡村旅游才能扎下根。在发展乡村旅游的道路上，让当地村民拥有认同感、获得感、幸福感，特别是立于当前的发展周期，才能讲出好故事。

这方面，陕西袁家村的经验值得一提。他们打破了过去单一以企业为主体的发展模式，积极调动当地村民的积极性，以合作社形式对利益再分配，探索确立了“全村参与，入股自愿，钱少先入，钱多后入，照顾小户，限制大户，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基本原则。

袁家村 图源：陕西关中印象旅游老地方

05

警惕"推进基础建设、公共服务积极性下降"

当前，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其可进入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需要深入破题。有些乡村旅游点道路狭窄、凸凹不平，甚至存在安全隐患；有些旅游点客房取暖、厕所等设备条件较差；有些缺乏停车场、公共夜间照明等公共设施；等等。这些问题当然不是一个个具体乡村旅游景区所能完全独立解决的，需要协同撬动整合更多资源才能得到有效推进。这些如果不去做，将直接影响乡村旅游的发展后劲。

前些年，多地相关部门还是努力推进解决的，基于其系统性、综合性、艰巨性，甚而一任接着一任干。但是近年来一些景区景点以及当地相关部门，在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上“等靠看”风气抬头。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他们不像前些年去想方设法去争取政策支持、跑建设指标等等，其积极性似乎在下降。

一些地方别总干表面上讨巧、热闹、光鲜的事，还要在底部、基础方面下一些苦功夫、笨功夫。未来还是要加大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以提升村容村貌、改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为重点，加大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投入，扶持乡村旅游龙头企业发展。特别是近些年一直呼吁的乡村旅游项目用地保障，可以多种形式协同推进，比如积极推动将乡村旅游项目建设用地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和年度土地利用计划统筹安排，支持以出租、合作方式盘活集体、个人闲置房屋、宅基地等资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