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来，我们有一个普遍的认知，周期性土地兼并造成了农民起义，导致古代王朝的灭亡。

那么，什么是周期性土地兼并？

是说每个王朝建立之初，因农民起义消灭了大量地主，于是就多出来了许多土地，在重新分配下，农民基本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日子好过了，社会便也渐渐处于稳定繁荣。

然而，到了中后期，便会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大量土地都被地主阶级给霸占去了，平民就只能给地主做佃户。

随后，农民又被周扒皮、刘文彩这样的大主地压迫得走投无路，于是便爆发了一个又一个农民起义。

▲陈胜吴广

等到改朝换代后，土地又一次得到的重新分配，农民再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可是，再次到了中后期，再次土地兼并，再次爆发农民起义，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周期性土地兼并，又称“治乱周期性循环”。

因此，我们都以为，王朝末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不过，地主阶级却不肯背这个黑锅，说自己比窦娥还冤，无奈的是这冤又无处去申。

那么，地主阶级该不该背农民起义这个黑锅呢？

根据近年历史研究梳理出来的大量数据看，古代中国并不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

据当代公认的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者秦晖先生，多年来对关中地区大量地册进行分析后发现，自从隋唐以后，关中几乎成了一个无地主的自耕农世界，土地极为分散，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自耕农的手中。无论王朝如何更替，初期或是中后期，几乎都是一样。

按照秦晖先生的总结，古代中国，自耕农一直都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古代中国的土地分配相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一直都是比较公平的。因为，古代中国时期，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土地都更加集中。这一观点，在近年来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又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撰的《中国近代通史》一书记载：在整个清朝的统治时期，虽说土地兼并和土地分散是一个同步发展的过程，确实有富人买了大量土地，变成了大地主，但这个大土地却在分家的一再裂变中，又由大地主变为小地主，小地主再变为自耕农。

因此，古人才有了“富不过三代”的说法。

▲黄巢

所以，无论是清朝的初期，还是中后期，土地集中的程度基本上是相差不大的。也就是说，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兼并越多，失地农民越来越多的说法，其实是不成立的。

再以明朝后期为例，北方基本上是以自耕农为主，南方则是以佃户居多。如果说，地主阶级是造成农民起义的“罪魁祸首”，那么南方的阶级矛盾应该更加激烈才对。可事实上，明末的农民起义基本集中在北方，而南方很少。

更为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古代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几乎找不到佃户以起义的方式反抗地主的证据。

也就是说，地主阶级确实不是造成农民起义的“罪魁祸首”，可能是被冤枉了二千多年。

如果说，农民起义不是造的地主阶级的反。那么，农民起义究竟造的谁的反？

看过《水浒传》的人，对“官逼民反”这个词，应该都不陌生吧。

这本书，就是一本描写农民起义的文学专著，通篇没有一处反映地主与佃户的矛盾，基本都是贫苦大众反抗朝廷和官府横征暴敛的故事。

也就是说，农民起义，反的是压迫他们的朝廷和官府，也是朝廷和官府中的贪官污吏，更是对社会不公的一种反抗。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民起义，当属夏人起义。当时，由于夏桀残暴不仁，夏人提出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大意是，日子过不下去了，我们只有和你同归于尽了）的起义口号。

▲方腊

其实，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十一起重大的农民起义事件，有四起是因朝廷役税繁重，民不聊生，最终激起农民起义。如：陈胜、吴广的“伐无道，诛暴秦”、隋末农民起义的《无向辽东浪死歌》、明末张献忠的“荡平中土，剪除贪官污吏”等。

同时，更有六起农民起义喊出了“公平、平等”之类的口号，即：

唐代王仙芝、黄巢的“天补均平”、“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在农民起义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均平”；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是中国农民起义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均贫富的观点；北宋末年方腊起义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南宋钟相、杨么起义的“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起义的“等贵贱，均田免粮”；清代太平天国洪秀全起义的“一律平均。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人田，天下人同耕等”。

从以上不难看出，朝廷和官府滥用民力、横征暴敛、法外敲诈等，才是导致农民起义的主因，而并非地主阶级。

那么，为什么古代农民起义那么看重“公平、平等”的思想呢

有社会学者认为，社会环境有多么不公，社会两极分化就有多么的严重，低层人的生存尊严就有多么的低。当社会两极分化到一定的程度，必然出现“朱门狗肉臭，路有冻死骨”现象。所以，当社会底层的生存都出现了问题，甚至活得连狗都不如，还谈什么尊严，起义造反也就成了必然。

正如孔子在《论语·季氏第十六篇》中所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例如：按当时一位到过大宋的西方人说，大宋开封城门口守城的士兵的生活，都比欧洲的国王好。

▲李自成

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当时的宋王朝经济总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妥妥的世界经济龙头。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农民起义呢？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发展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一部分人富得流油，而另一部分人却被繁重的苛捐杂税压榨的没了活路，于是便不得不起义造反，甚至投靠异邦。

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多农民起义，而少商人和官僚机构起义呢？

当然，也不排除个案，例如：唐高祖李渊的造反，就是“帝逼官反”。但是，他造反时，天下已经大乱，而且他当时的处境也非常危险，为了生存，无奈之下，就只有反了。

毕竟，个案不代表普遍，并没有研究价值。所以，我们还是来说说这个普遍现象吧。

▲洪秀全

根据以上农民起义的事件来看，在各个阶层的生存中，谁最先扛不住，谁就会最先反。谁最先扛不住呢？当然是农民阶层。

因为，士绅官僚的生存条件最好，起义造反，就相当造自己的反。虽然，商人这个群众的人数较少、又相对分散，但生存条件却要普遍好农民太多，自然不会冒着杀头族灭的风险去起义造反。

于是，一旦天灾频发，加之官府滥用民力、横征暴敛、法外敲诈等，扛不住的农民群体便会冒着杀头灭族的风险，杀官造反，开仓放粮。

说到这里，究竟是谁在误导社会矛盾，或转移社会矛盾，就不言自明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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