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年春，凤阳乡道上尘土飞扬，朱元璋身着龙袍策马还乡。当瑟瑟发抖的地主刘德跪伏在地时，这位帝王却赏赐其三十顷良田。这一举动不仅令乡邻愕然，更成为解读明初政治智慧的关键密码。

元至正四年（1344年），淮北大旱席卷凤阳，朱重八（朱元璋本名）家徒四壁。其父朱五四携全家为地主刘德耕作，按《凤阳新书》记载，朱家需缴纳六成收成作佃租。十六岁的朱元璋为求温饱，被迫为刘德放牛，每日工钱仅值半升糙米。

当瘟疫夺走朱家四口性命时，刘德冷拒借地安葬的哀求，若非同宗地主刘继祖施舍荒地，朱家亡者恐将曝尸荒野。

洪武二年（1369年）御驾返乡，朱元璋特命礼部筹备"乡饮大礼"。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仪式现场特设"仇、恩"两席：刘继祖后人受封义惠侯，世袭罔替；刘德则获赐三十顷官田，免赋十年。面对跪地请罪的刘德，朱元璋当众宣称："尔当年克扣佃租乃本分，朕今赏赐亦为本分。"此言既出，随行官员立即将御批田契交予刘德。

当时北方仍有王保保率领的十万蒙元残部，南方土司尚未归心。厚待刘德的政治表演，向元朝旧臣展示"不念旧恶"的胸襟。赏赐文书特别注明"所赐田亩取自元廷官田"，既削弱蒙元残余势力，又重塑乡村权力结构。通过《御制皇陵碑》中"刘德虽吝，未犯王法"的定性，确立"依法治国"的统治基调。

刘德获赐的三十顷田地位于泗州虹县，据《明史·食货志》考证，该地实为监控淮河漕运的战略要冲。朱元璋安排刘德在此置业，暗含利用其地主身份维护漕运安全的考量。

这种将私人恩怨转化为政治资源的手段，恰彰显其从放牛娃蜕变为政治家的成熟心智。

朱元璋对刘德的处置，堪称帝王术的经典案例。三十顷良田看似宽容大度，实为精密的政治投资。

当洪武八年刘德病逝时，其子因参与漕粮贪污被削爵夺田，更印证了这场"宽恕"背后的权力逻辑——在绝对皇权之下，恩仇不过是可以随时调整的治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