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几个问题，史书并没有明确的记载。然而，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历史信息来猜测这些规划设计与主持建造者的身份。首先，汉承秦制，在帝王陵园的规划设计上不一定是汉承秦制。然而，在制度管理上，汉朝确实承袭了很多秦代的典章制度。比如在宫城建造方面，《史记》记载秦始皇的皇陵是由丞相李斯督造的。由此看来，汉代帝陵的修造工程主持人很有可能就是丞相。

《后汉书·百官制》中记载：“将作大匠，承秦曰将作少府，景帝改为将佐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工。”从这两点来看，阳陵的规划与建筑应该是时任丞相和将佐大匠负责的。这些历史信息为我们揭示了阳陵背后的故事和西汉帝国的政治风貌，同时也展示了刘启对权力的热爱和掌控欲望。

在中国的阳陵，刘启的陪葬墓群以其独特的规划和丰富的陪葬品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这些陪葬品，无论是兵器、战具还是各种官府印章，都充分展示了汉景帝刘启对权力的热衷和掌控欲望。同时，无论是地面建筑还是地下宫殿，各类随葬品都体现了汉景帝对权力的执着追求。那么，是谁精心规划了这座陵墓？又是谁负责建造了这座西汉帝陵的标杆工程呢？

那么，阳陵的具体修建者又是谁呢？考古专家们在陵区的发掘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处特殊的遗址。1972年，专家们在这片距离阳陵帝陵封土西北方向约1500米的遗址中，挖掘出了许多带着铁钳、铁钛等刑具的尸骨。这些尸骨数量之多令人震惊。专家推测，这里可能是修建阳陵工人的墓地，这些工人可能是因为各种原因而身亡。

这个遗址被命名为“汉阳陵钳徒墓”，这些尸骨数量之多令人震惊。专家由此估计，当年修建阳陵的这种犯人可能多达数万。服刑人员如此之多，这表明在当时“文景之治”的安定表象下，社会矛盾其实依然是暗流涌动。无论古代帝王多么英明，他们都没有逃出封建体制的束缚。

这座阳陵不仅展现了汉景帝对权力的掌控欲望，同时也揭示了那个时代复杂的社会矛盾。这些发现让人们对汉景帝时期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对阳陵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