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学说的生根发芽，往往有着培育它的土壤，而这种土壤就是社会的环境和当地的风俗民风。因此佛教进入中国，并形成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的时候，理论之争不可避免。

除了慧琳的《白黑论》而引起的佛儒之争，还有何承天的《达性论》，当争论到一定的程度，中国最有思辨色彩的道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

在因果报应领域内，出现了何承天的《达性论》。在这篇文章中，何承天试图利用儒家的“三才论”对抗佛教的“三报论”。

所谓三才，指的是天地人三才，也是易经》中提到的。其背后的意义，则是和佛教的众生观相对。

佛教认为，众生都是有灵的，都是大的轮回体系之中的一部分，所以众生也是平等的。而儒家却认为，人和天地是联系的，而其余的动物并不能和人并列，是低于人的生物体。 从佛教众生理论出发，就可以得到因果报应的三报论。三报论由东晋的慧远和尚提出，认为报应分成三种，分别是现报、生报和后报。

运用到众生之中，则是每一种生物都有着报应轮回，很可能眼前的一只鸡，就是前世的某位熟人。所以，人不能随便杀生，而杀生就意味着新的报应要在你的身上显现。

针对杀生问题，何承天举了两种鸟类作例子，一种是鹅， 一种是燕子。鹅以春草为生，是植食动物，又性格呆头呆脑，与人为善，但几乎世界上所有的鹅都是死于人类的屠刀。

而燕子以飞虫为食，是肉食动物，但人们都很喜欢燕子，还让它们在屋里筑巢。这两种鸟类的不同待遇就说明了不杀生不见得有好报，而杀生也不见得有恶报。

对于何承天的反驳其实也容易，何承天仍然把报应放在了当世，认为鹅不杀生，此生就应该受到好报。

但实际上，三报论却可以把报应放到遥远的来生，甚至数次的来生。

所以，这样的吵架必然不会有什么结果，评价到底谁在理， 要看评价人持有什么立场。由于很多人都不相信来世，只相信当下，因此就认为何承天的在理，但在佛教徒看来，何承天的批评则是虚妄的。

但在刘宋时期影响最大的争论，是一位名叫顾欢的道士所写的《夷夏论)。顾欢是一名隐逸的道士，却参与了佛教与儒家的辩论，这已经带上了后期辩论的色彩：在后期，儒家已经退居次席，而佛教和道家的辩论成了主流。

顾欢的《夷夏论》也主要针对佛教和道家的比较。在他看来，佛教和道教都是好的，只是，每一个教派都是地域性的，既然佛教产生在外国，就只能适用于外国，它并非不好，却在本地不适用。

道家作为本土产生的哲学，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当时的夷夏论就好像现在的中国特殊论一样吸引人，到了现在，人们仍在争论“普世价值是否适合于中国”这种论题。支持“普世价值”的人在刘宋时期也会支持佛教，而反对“普世价值"的人往往会支持道家。

当然，每一派都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使得争论变成了一种信仰之争， 而无关乎对错了。

顾欢理论的批评者大都采用普世价值的观点，比如，谢镇之认为，人类的本性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相同的，只是在服饰、 丧葬、音乐等细枝末节的世俗礼节上有所不同。与佛教教义的博大精深相比，道家的学说显得过于粗糙、简陋，而且大都是借鉴，甚至借鉴了许多佛教的内容。

还有的人认为，佛道本来就是一家，采取了调和的态度。

在佛教早期为了便于传播，曾经借用了许多道家和玄学的词汇。但此刻的佛教已经羽翼丰满， 不仅不再和道家搅成一团，还反对别人将两教联系起来，所以这种调和态度并不能吸引真正的佛教徒。

《夷夏论》并没有很深的哲学道理，但是自古及今，从来不缺乏信奉者，即便到了今天，仍然有无数的人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希望发现中国特殊的能力， 与世界上其他地区隔绝开。

但无论如何，不管其争论激烈的程度如何，理论之争其实也和现实当中的争论一样，其本质都是利益之争，而利益的背后其实是对社会资源占有的竞争。其最终的争论结果：谁争取的资源越多，谁就是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