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1905年12月8日）早晨，一个中国男子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尽。

他胸怀改变国弱民难之志，笔锋犀利，撰写了《猛回头》和《警世钟》等书，倡导反帝爱国斗争。他铁骨铮铮，以投海自尽方式报效祖国，期冀唤醒民众意识。他就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先驱者之一，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陈天华。

陈天华（1875年3月6日——1905年12月8日）是中国近代革命家，原名显宿，字星台、过庭，别号思黄，湖南省新化县人，中国同盟会会员，清末革命烈士。

陈天华少年时因家境贫寒，曾辍学在乡间做小贩，喜爱小说唱词，常仿其文体作通俗小说或山歌小调，后入资江书院学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热心新学的邹沅帆等人在新化创办求实学堂，陈天华入该学堂后，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后又到省城的岳麓书院求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陈天华作为官费生被送往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师范科。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4月，沙俄无理违背《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拒不实行第二期撤兵，制造借口，派兵前往安东，重新占领营口，并向清政府提出了新要求，企图实现其永远霸占东北三省的野心。陈天华积极投入这场挽救祖国危亡的斗争。他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后回国准备策动武装起义。

在拒俄运动深入开展的时候，陈天华不忘家乡，他在日本向湖南同胞发布《敬告湖南人》的公开信，信中鼓吹拒俄和爱国救亡，许多读者看了，无不堕泪。

陈显宿

为了警醒世人，陈天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部浅近通俗的宣传作品。这两部书以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革命勇气，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已迫在眉睫，指出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号召全国各阶层民众团结起来，“杀那洋鬼子”，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

这两本书均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出版，当即风靡中国，尤其在长江沿岸各省最为流行。宋教仁曾在日记中记录：“倒卧于席上，仰天歌《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歌已，不觉凄然泪下，几失声。”

光绪三十年（1904年）2月，陈天华同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在长沙创立了华兴会，积极参加谋划反清起义。事泄失败后，他逃亡日本。

《二十世纪之支那》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6月，陈天华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在此顺便说说“支那”一词的含义。关于“支那”一词的起源众说纷纭，但可以确定的是，“支那”出现的初期，并无贬义。普遍认同的说法是“支那”起源于印度。印度古代人称中国为“cina”，认为Cina在梵文中表示中国“丝”，因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古印度人和波斯人等都用中国丝（梵文Cina）代指中国，也有说法认为cina就是陶瓷（china）。汉明帝时，梵文Cina一词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后又传到日本。古罗马称中国为“Sinoa”，后来的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都被认为是来自这个词源。不过“支那”一说并无贬义。但至19世纪末，中日一战，中国战败并签订《马关条约》。一般认为，至此日本逐渐开始使用“支那”称呼中国，并带有蔑视和贬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7月，孙中山先生来到日本东京，提出了联合革命力量，建立全国性革命团体的主张。处于苦闷中的陈天华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便怀着极大的热情，积极响应。8月正式成立了同盟会，陈天华不仅是主要发起人之一，而且是重要文件的主要起草人。《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后，任编辑。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风潮的发展一日千里，日本成为革命党人在海外的重要活动中心。清政府极为惶恐，要求日本政府驱逐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于是日本政府颁布了《清朝留学生取缔规则》。这个规则有很多内容，主要有三条：第一是中国留学生一定要在清朝政府驻日公使和日本学堂登记，留学生的活动、到哪里去都得要登记；第二通信要登记，给国内给朋友写信都必须登记；第三不准住到别的地方去，只能住在留学生学校的宿舍。

规则一推出，就引起广大留日学生的抗议，但是在该如何具体应对的方式上，留学生们出现了严重分歧。一派以秋瑾和宋教仁为代表，主张全体同学罢学回国；一派以汪兆铭和胡汉民为代表，主张忍辱负重留在日本继续求学，两派发生了激烈争吵。当时的《朝日新闻》攻击中国人缺乏团结力，说中国留学生是“放纵卑劣”的一群。对此，陈天华义愤填膺，他和秋瑾、宋教仁想法一致，主张全体留学生立即回国，以维护中国人的尊严。

但鉴于留学生意见不一，为使大家“去绝非行，共讲爱国”，陈天华决心以自己的生命来激励大家的爱国热情和革命决心。他写了一篇长达三千多字的《绝命书》和致留日学生总会诸干事的短信后，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1905年12月8日）凌晨，投日本东京大森海湾壮烈殉国，时年三十一岁。

陈显宿

陈天华投海的第二天，人们将他的遗体运回横滨。留日学生自动云集会馆，即日举行追悼大会。人人悲愤填膺，有的甚至愿与陈天华同死。陈天华所写的《绝命书》，由一人宣读，数百听众听着听着泣不成声。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5年12月25日），黄兴为《绝命书》作跋，孙中山称赞其为“热心血性的革命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天，当陈天华的灵柩运回上海后，中国公学为他和另一位投黄浦江自尽的同盟会员姚宏业举行了公葬会议，到会千余人，会上宣读了姚宏业的遗书和陈天华的绝命辞。会议决定将陈、姚灵柩一起送回家乡湖南，举行公葬。

陈天华、姚宏业之墓

陈天华和姚宏业的灵柩经革命党人黄兴、禹之谟倡议筹办运回长沙。湖南各界不顾官方阻挠，决定将他们公葬于岳麓山。据辛亥革命元老宁调元回忆：陈天华、姚宏业蹈水后，“越四十七日，余等扶柩，合葬于麓山之阳。”陈、姚爱国之举感动了家乡人民，民间发起为他们公葬。5月23日这天，长沙全城学校师生不顾清廷政府的百般阻挠和破坏，出动为陈、姚送葬，人数逾万人，致哀队伍长达十余里。因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军警站立一旁，亦为之感动，不加干涉”。后来，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中记述回忆当时情景时，称此次是“惊天动地可记的一桩事”。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3月6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下文批准给陈天华、杨毓麟等烈士建立专祠，刻文褒扬。民国六年（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前夕，曾写过一首感人肺腑的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而陈天华的精神也传递到了另一个湖南人手中。毛泽东曾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与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自己少年时代读了《警世钟》这本讲革命的书对自己的影响时说：“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