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教授离奇失踪,惊动了美军司令,蒋氏逼问戴笠:是你们干的吗?

阿琦动画 2023-09-06 16:28:37

1945年3月5日的早晨,原浙江大学著名教授费巩先生,在两名学生的陪同下,来到重庆千厮门码头,准备乘坐轮渡前往北碚,应邀去复旦大学讲学。几人候船期间,两个学生抽空到附近买了些早点,不料他们赶回码头后,却惊讶地发现:就这么会工夫,费教授居然不见了!

(青年费巩)

费巩教授是江苏吴江县人(今属苏州),而且是名门之后,父亲费树蔚曾任北洋政府的肃政史。费巩也是民国年间的名士,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后留学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获硕士学位。

就这份学历,当年绝对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因此回国以后找工作不要太容易。1932年费巩回母校复旦大学任教,1933年再受聘于浙江大学,期间出版了多部著作,在学界声名鹊起。

费巩的专业包含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想从政做官也绝非难事,不过他对当局很不感冒,坚持只做学问和育人,拒不入仕。

全面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从杭州内迁,1939年底辗转在贵州遵义落脚,次年7月,浙大校长、著名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诚邀费巩出任浙大“训导长”。

这个职务类似于如今学校里的政工副校长兼政教主任,总之责任很重。费巩一度推辞,后经竺可桢校长多番恳谈,最终以“不加入国民党、不领训导长工资”为条件,勉强接受了这一职务。

不愿做官,足见民国教授的风骨,然而费巩并不知道,正是出任这个所谓的“训导长”,却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浙大校长竺可桢)

一、教授成为特务的“清除”目标

费巩上任浙大训导长后,工作堪称兢兢业业,一方面,他致力于改善学生们的生活,抗战时期民生艰难,当时的贵州,更是“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贫困地区,浙大学生们的伙食、居住和学习条件,确实非常艰苦。

费巩非常关心贫苦学生们,尽量给他们争取助学贷款,为了解决夜间学习的照明问题,他亲自设计并自掏腰包,在遵义市区定制了850盏植物油灯,以代替之前灯光暗弱又冒烟的油盏,学生们特别称之为“费巩灯”以志纪念。

费巩因此得到了浙大师生的爱戴,他感慨地说::“训导长有人称之为警察厅长,但吾出来,决不是来做警察厅长或侦探长,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的,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吾愿意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

(浙大在遵义的校址)

另一方面,费巩强烈反对重庆当局对浙大的思想监控,同时对于混在学生中间,经常违反校纪且不务正业的“三青团”分子,坚决开除绝不手软,想都不用想,这必然遭到某些势力的忌恨。

有的特务学生被开除后,还扬言要实施武力报复,费巩对此不屑一顾:“我是这么一个人,厌恶权势,你硬我更硬,如果我怕这些,就不会出来任职了”!

与此同时,费教授还同情进步学生,每有反动军警要来校抓人时,他都冒着巨大风险通风报信,甚至以自己的寓所作为隐蔽之处,还慷慨解囊,资助若干进步学生逃离遵义,前往陕北。

显然,在重庆当局控制最为严密的川黔地区,费巩教授的所言所为,是不能被容忍的,他逐渐成为特务机构的眼中钉,危险一步步来临。

(当年的浙大校舍)

在担任训导长期间,由于跟反动当局的单位、官吏接触多了,费巩更加认清了蒋政权的真实面目,思想和立场日趋进步,经常发表抨击时政的文章,1943年更因一篇言辞激烈的时评,终于被军统列入了“黑名单”。

当时的浙江大学所在地,驻有军统贵阳站下属的“遵义组”,特务组长钱之益曾制订计划,准备将费巩教授“秘密清除”,也就是秘密逮捕或者实施暗杀,但未获重庆方面批准。

不过费教授的处境,此时十分艰难了,钱之益等人并不死心,于是以“遵义警备司令部”的名义给浙大施压,以“阻挠党务活动”为理由要求费巩必须离开浙大。

重庆政府的教育部,也电令浙大校长办公室:“早日物色继任”,费巩不得已,1945年初只好辞去浙大训导长职务,遂有受复旦邀请赴重庆北碚讲学之举。

在复旦期间,费巩举办了“民主与法制”讲座,好评如潮,是年2月间底,费巩还在郭沫若的《对时局的进言》一文上签字,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上,不料仅仅十天后,他便突然人间蒸发了!

二、美军将领魏德迈介入案件调查

抗战胜利前夕,知名教授在重庆街头突然失踪,立即引发舆论大哗,尤以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师生们,反应最为激烈,警察局当然也要立案侦寻,居然没有任何结果,这下事情有些闹大了。

万般无奈之下,在渝40多位曾经留美的各校教授,联名致信“中国战区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少将,请求美方督促重庆政府从速破案,解救失踪的费巩教授。

说句题外话,中国的教授失踪,还得央求洋人帮忙追索,这就是旧中国的悲哀之处。魏德迈便是接替史迪威的那位,他对于著名教授的人身安全,在“陪都”居然无法保障的情况,也表示不可理喻。

于是魏德迈在合适的时间,果真将联名信转交给重庆最高当局,并表达了“严重关切”,最高当局被舆论压力和美国人的追问,搞得非常狼狈,一时间气急败坏。

蒋氏立即传召特务头子、军统局代理局长戴笠(注意人家不是副局长了),痛骂特务们给他找事情,同时逼问戴笠:是不是你们干的?

这里特别说明一下,至1945年初,由于军统的势力膨胀的太过厉害,引起了蒋氏的猜忌,对戴笠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了,言语间很不客气。如此自然吓得“戴老板”一头冷汗,一边极力否认是军统所为,一边表示全力查办。

戴笠不敢怠慢,根据蒋氏的指示,回头就约见了中统局、宪兵司令部等其他特务机关头目,问询究竟是哪个单位密捕了费巩,结果仍是一无所获,没有任何一个特务机关认帐,戴笠交不了差,急得是团团转。

魏德迈也跟着“添乱”,在得知戴笠的调查无果后,又将寻找费巩的任务,直接交给了“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办理,选中了一个曾经号称“纽约神探”的美国教官、现役少校克拉克具体负责,并且要求军统方面派员配合和翻译。

戴笠只能答应,特地选派自己的心腹、局本部少将总务处长沈醉,全面配合克拉克的调查,同时还嘱咐沈醉:一旦发现费巩的下落,必须首先控制住并秉报于他,以免他在蒋氏面前再丢面子。

根据沈醉的回忆,美方综合费巩的实际情况分析,也判断是被特务机关秘密逮捕了,尤以中统的嫌疑最大,因为中统曾经派人监视过费巩教授。

在克拉克少校的要求下,经请示戴笠同意,沈醉带人拿着费巩的照片,到军警宪特各部门的监狱里寻找,折腾了好一番,还是没有查到费巩的下落。

现在没有进行核对的,只剩下“中美合作所”所属的两个看守所了,即有名的魔窟“渣滓洞”和“白公馆”。沈醉有点吃不准,再去请示戴笠,如果克拉克非要去这两个地方核查该怎么办?

戴笠把马脸一沉:“他们想讨好这几十个留美的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要是提到要看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里都是很久以前关进来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

显然,戴笠也怕魔窟里面的真实情况曝光出来,因为在“渣滓洞”和“白公馆”里面,秘密关押着一些知名爱国人士,以及突然“失踪”没有下落的我党高级干部,比如黄显声将军、车耀先同志等。

戴笠还气哄哄地斥责沈醉:“我们没有抓费巩,你不是不清楚,怎么会提到这个问题”?事后来看,这句话也说明,尽管军统臭名昭著,但是费巩失踪一案,确实不是戴笠手下所为。

(戴陪同蒋视察中美所)

三、费巩失踪案存有多个疑点

克拉克少校和沈醉等人,历经旬月调查,还是没能找到费巩的下落,只好垂头丧气提交了报告。而费巩的离奇失踪事件,已经不断发酵,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关注,“国民参政会”也通过相关提案进行敦促。

为了平息舆论,重庆当局先后给出了“出家说”、“隐居说”、“失足落水说”、“邵全声谋杀说”等结论,最后一个说法则完全是屈打成招,把一个无辜的浙大学生定为凶手,然而这些说法都没有切实证据,根本站不住脚。

就这样,费巩教授的失踪事件,在当时成为了一个悬案和谜案,但是各界普遍认为,费巩被秘密逮捕关押的可能性最大,据此,在1946年初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周公代表延安提出了八条要求,其中第七条即为:“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

《新华日报》在社论中特别指出:“我们希望重庆政府首先把张、杨两将军,费巩教授,叶挺将军,廖承志同志释放出来”!

(戴笠和魏德迈等)

全国解放以后,新中国的公安部门也对费巩案进行了重新侦查,特别是注意审讯当年的特务们,以挖掘案件的真相,如军统遵义组长钱之益曾经交代说:

“早在1943年,遵义的军统、中统联合召开秘密会议,作出了秘密逮捕和暗害费巩的决议案,由中统监视费巩行动,由军统执行暗杀。但因费巩声望较高,唯恐轻举妄动引起全国舆论的谴责,而迟迟未予执行”。

尔后又根据大特务康泽等人的交代材料,公安部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费巩是被军统特务在千厮门码头绑架的,秘密关押在渣滓洞,至当年6月,因担心克拉克等人检查监狱,戴笠下令将其秘密杀害,尸体被投进了杨家山的镪水池。

这个结论被广泛认可,1978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费巩为革命烈士,案件至此似乎尘埃落定了。然而如今推敲历史细节,还是存有若干疑点的,尤其是与戴笠的一贯做派,以及沈醉在解放后的回忆,明显对不上号。

(抗战期间的重庆百姓)

这是因为,秘密杀害一名公开反蒋的民主人士,对军统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也是戴笠的“份内工作”,再加上处于蒋戴关系微妙的特殊时期,在这件事情上,戴笠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欺瞒蒋氏的,更没有必要。

而沈醉的回忆也证明,戴笠确实不知道“费巩案”的来龙去脉,当时的沈醉在戴笠面前非常得宠,如果费巩教授的失踪确系军统所为,沈醉不可能一丁点不知道。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事实上,作为浙大校长和费巩好友的竺可桢先生,凡数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放弃过追查老友的下落,案件相关线索和记录,也成为《竺可桢日记》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竺可桢先生逝世以后,他生前的日记逐渐公开,其中1946年4月17日的一篇日记,便记录有关于费巩案的重要线索,而且信息可信度较高。

(竺可桢)

四、最接近历史事实的真相

竺可桢先生在这篇日记中,记载他当天曾与费巩的哥哥费福焘会面,后者带来一个重要消息,言及费巩失踪一案,是由“三青团”策划实施的,而最终杀害费巩的,则是中统特务机关。

日记中还写道:"去年四五月间,柳昌学得居正之女婿徐乐陶与钱学榘二人之报告,谓系'中统局'所为,柳即打电报告与昆明费福焘”。

“因此事徐乐陶被监禁两个月之久,以其岳父之营救得免,钱以周至柔营救得免,而香曾不见前,某公又曾请客,则蛛丝马迹不无可疑矣”!

解释一下,居正那是所谓的“党国元老”,所以他女婿所获得的消息,是有相当可信度的;而提供费巩案消息的徐乐陶与钱学榘二人,很快遭到当局逮捕关押,足以说明他们触及了某些人的痛处。

之后钱乐陶被自己的岳父居正给救了出来,而出身钱塘世家的钱学榘,则被高级将领周至柔保出。至于后面一段文字中所提到的“香曾”,那是费巩的字,而“某公”则代指中统局的幕后大老板:陈立夫。

竺可桢先生文字中的意思是,在费巩教授失踪前,同样是“海归”的大员陈立夫,曾经出面宴请费巩吃饭,结果这顿饭吃完没过多久,就发生了失踪事件,因此竺先生才认为“蛛丝马迹不无可疑矣”。

费巩的女儿费莹如在《追念我的父亲费巩教授》一文中,也曾写到,根据抓获的“三青团”骨干成员周某某交代,他在浙大时曾执行监视费巩教授的任务,他离校后改由高某某接替,监视者每月可领到高达200元的津贴。

前述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陈立夫这个幕后黑手,极有可能是陈立夫出马劝说和威胁之后,费巩不为所动,这才气急败坏下达密令,实施了罪恶行动。

(陈立夫)

历史爱好者大多了解,“三青团”虽然跟两统特务经常沆瀣一气,但是从组织结构和性质上来说,它跟军统的关系并不好,因为“三青团”的主要头目是陈立夫和陈诚等人,这两个人干脆是戴笠的政敌。

因此种种迹象表明,费巩教授失踪案大概率是“三青团”所主使的,并且得到了陈立夫等高层的授意,至于行动的具体策划和实施,既然有陈立夫的影子,出手的也一定是中统特务,两统高层之间狗咬狗势同水火,戴笠当然查不出结果。

事件发生后,面对各界的质疑、美方的追问和蒋氏的恼怒,中统只能暗中杀人灭口,并且毁尸灭迹使之成为无头案,更不敢报告给蒋氏,这应该是最接近事实的一种结论。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费巩教授死在军统抑或是中统手里,都改变不了牺牲于“特务统治”的性质,也揭示出重庆当局在政治上的黑暗:在外寇入侵的岁月里,特务们监视和谋害的对象,居然是自己的同胞。

谨以此文,纪念为了民主而抗争的费巩教授,他牺牲时年仅40岁!

(费巩教授)

0 阅读:1

阿琦动画

简介:专注于儿童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