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5日的早晨，原浙江大学著名教授费巩先生，在两名学生的陪同下，来到重庆千厮门码头，准备乘坐轮渡前往北碚，应邀去复旦大学讲学。几人候船期间，两个学生抽空到附近买了些早点，不料他们赶回码头后，却惊讶地发现：就这么会工夫，费教授居然不见了！

（青年费巩）

费巩教授是江苏吴江县人（今属苏州），而且是名门之后，父亲费树蔚曾任北洋政府的肃政史。费巩也是民国年间的名士，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后留学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获硕士学位。

就这份学历，当年绝对是凤毛麟角般的存在，因此回国以后找工作不要太容易。1932年费巩回母校复旦大学任教，1933年再受聘于浙江大学，期间出版了多部著作，在学界声名鹊起。

费巩的专业包含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想从政做官也绝非难事，不过他对当局很不感冒，坚持只做学问和育人，拒不入仕。

全面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从杭州内迁，1939年底辗转在贵州遵义落脚，次年7月，浙大校长、著名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诚邀费巩出任浙大“训导长”。

这个职务类似于如今学校里的政工副校长兼政教主任，总之责任很重。费巩一度推辞，后经竺可桢校长多番恳谈，最终以“不加入国民党、不领训导长工资”为条件，勉强接受了这一职务。

不愿做官，足见民国教授的风骨，然而费巩并不知道，正是出任这个所谓的“训导长”，却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浙大校长竺可桢）

一、教授成为特务的“清除”目标

费巩上任浙大训导长后，工作堪称兢兢业业，一方面，他致力于改善学生们的生活，抗战时期民生艰难，当时的贵州，更是“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贫困地区，浙大学生们的伙食、居住和学习条件，确实非常艰苦。

费巩非常关心贫苦学生们，尽量给他们争取助学贷款，为了解决夜间学习的照明问题，他亲自设计并自掏腰包，在遵义市区定制了850盏植物油灯，以代替之前灯光暗弱又冒烟的油盏，学生们特别称之为“费巩灯”以志纪念。

费巩因此得到了浙大师生的爱戴，他感慨地说：:“训导长有人称之为警察厅长，但吾出来，决不是来做警察厅长或侦探长，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的，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吾愿意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

（浙大在遵义的校址）

另一方面，费巩强烈反对重庆当局对浙大的思想监控，同时对于混在学生中间，经常违反校纪且不务正业的“三青团”分子，坚决开除绝不手软，想都不用想，这必然遭到某些势力的忌恨。

有的特务学生被开除后，还扬言要实施武力报复，费巩对此不屑一顾：“我是这么一个人，厌恶权势，你硬我更硬，如果我怕这些，就不会出来任职了”！

与此同时，费教授还同情进步学生，每有反动军警要来校抓人时，他都冒着巨大风险通风报信，甚至以自己的寓所作为隐蔽之处，还慷慨解囊，资助若干进步学生逃离遵义，前往陕北。

显然，在重庆当局控制最为严密的川黔地区，费巩教授的所言所为，是不能被容忍的，他逐渐成为特务机构的眼中钉，危险一步步来临。

（当年的浙大校舍）

在担任训导长期间，由于跟反动当局的单位、官吏接触多了，费巩更加认清了蒋政权的真实面目，思想和立场日趋进步，经常发表抨击时政的文章，1943年更因一篇言辞激烈的时评，终于被军统列入了“黑名单”。

当时的浙江大学所在地，驻有军统贵阳站下属的“遵义组”，特务组长钱之益曾制订计划，准备将费巩教授“秘密清除”，也就是秘密逮捕或者实施暗杀，但未获重庆方面批准。

不过费教授的处境，此时十分艰难了，钱之益等人并不死心，于是以“遵义警备司令部”的名义给浙大施压，以“阻挠党务活动”为理由要求费巩必须离开浙大。

重庆政府的教育部，也电令浙大校长办公室：“早日物色继任”，费巩不得已，1945年初只好辞去浙大训导长职务，遂有受复旦邀请赴重庆北碚讲学之举。

在复旦期间，费巩举办了“民主与法制”讲座，好评如潮，是年2月间底，费巩还在郭沫若的《对时局的进言》一文上签字，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上，不料仅仅十天后，他便突然人间蒸发了！

二、美军将领魏德迈介入案件调查

抗战胜利前夕，知名教授在重庆街头突然失踪，立即引发舆论大哗，尤以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师生们，反应最为激烈，警察局当然也要立案侦寻，居然没有任何结果，这下事情有些闹大了。

万般无奈之下，在渝40多位曾经留美的各校教授，联名致信“中国战区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少将，请求美方督促重庆政府从速破案，解救失踪的费巩教授。

说句题外话，中国的教授失踪，还得央求洋人帮忙追索，这就是旧中国的悲哀之处。魏德迈便是接替史迪威的那位，他对于著名教授的人身安全，在“陪都”居然无法保障的情况，也表示不可理喻。

于是魏德迈在合适的时间，果真将联名信转交给重庆最高当局，并表达了“严重关切”，最高当局被舆论压力和美国人的追问，搞得非常狼狈，一时间气急败坏。

蒋氏立即传召特务头子、军统局代理局长戴笠（注意人家不是副局长了），痛骂特务们给他找事情，同时逼问戴笠：是不是你们干的？

这里特别说明一下，至1945年初，由于军统的势力膨胀的太过厉害，引起了蒋氏的猜忌，对戴笠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了，言语间很不客气。如此自然吓得“戴老板”一头冷汗，一边极力否认是军统所为，一边表示全力查办。

戴笠不敢怠慢，根据蒋氏的指示，回头就约见了中统局、宪兵司令部等其他特务机关头目，问询究竟是哪个单位密捕了费巩，结果仍是一无所获，没有任何一个特务机关认帐，戴笠交不了差，急得是团团转。

魏德迈也跟着“添乱”，在得知戴笠的调查无果后，又将寻找费巩的任务，直接交给了“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办理，选中了一个曾经号称“纽约神探”的美国教官、现役少校克拉克具体负责，并且要求军统方面派员配合和翻译。

戴笠只能答应，特地选派自己的心腹、局本部少将总务处长沈醉，全面配合克拉克的调查，同时还嘱咐沈醉：一旦发现费巩的下落，必须首先控制住并秉报于他，以免他在蒋氏面前再丢面子。

根据沈醉的回忆，美方综合费巩的实际情况分析，也判断是被特务机关秘密逮捕了，尤以中统的嫌疑最大，因为中统曾经派人监视过费巩教授。

在克拉克少校的要求下，经请示戴笠同意，沈醉带人拿着费巩的照片，到军警宪特各部门的监狱里寻找，折腾了好一番，还是没有查到费巩的下落。

现在没有进行核对的，只剩下“中美合作所”所属的两个看守所了，即有名的魔窟“渣滓洞”和“白公馆”。沈醉有点吃不准，再去请示戴笠，如果克拉克非要去这两个地方核查该怎么办？

戴笠把马脸一沉：“他们想讨好这几十个留美的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要是提到要看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里都是很久以前关进来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

显然，戴笠也怕魔窟里面的真实情况曝光出来，因为在“渣滓洞”和“白公馆”里面，秘密关押着一些知名爱国人士，以及突然“失踪”没有下落的我党高级干部，比如黄显声将军、车耀先同志等。

戴笠还气哄哄地斥责沈醉：“我们没有抓费巩，你不是不清楚，怎么会提到这个问题”？事后来看，这句话也说明，尽管军统臭名昭著，但是费巩失踪一案，确实不是戴笠手下所为。

（戴陪同蒋视察中美所）

三、费巩失踪案存有多个疑点

克拉克少校和沈醉等人，历经旬月调查，还是没能找到费巩的下落，只好垂头丧气提交了报告。而费巩的离奇失踪事件，已经不断发酵，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关注，“国民参政会”也通过相关提案进行敦促。

为了平息舆论，重庆当局先后给出了“出家说”、“隐居说”、“失足落水说”、“邵全声谋杀说”等结论，最后一个说法则完全是屈打成招，把一个无辜的浙大学生定为凶手，然而这些说法都没有切实证据，根本站不住脚。

就这样，费巩教授的失踪事件，在当时成为了一个悬案和谜案，但是各界普遍认为，费巩被秘密逮捕关押的可能性最大，据此，在1946年初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周公代表延安提出了八条要求，其中第七条即为：“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

《新华日报》在社论中特别指出：“我们希望重庆政府首先把张、杨两将军，费巩教授，叶挺将军，廖承志同志释放出来”！

（戴笠和魏德迈等）

全国解放以后，新中国的公安部门也对费巩案进行了重新侦查，特别是注意审讯当年的特务们，以挖掘案件的真相，如军统遵义组长钱之益曾经交代说：

“早在1943年，遵义的军统、中统联合召开秘密会议，作出了秘密逮捕和暗害费巩的决议案，由中统监视费巩行动，由军统执行暗杀。但因费巩声望较高，唯恐轻举妄动引起全国舆论的谴责，而迟迟未予执行”。

尔后又根据大特务康泽等人的交代材料，公安部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费巩是被军统特务在千厮门码头绑架的，秘密关押在渣滓洞，至当年6月，因担心克拉克等人检查监狱，戴笠下令将其秘密杀害，尸体被投进了杨家山的镪水池。

这个结论被广泛认可，1978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费巩为革命烈士，案件至此似乎尘埃落定了。然而如今推敲历史细节，还是存有若干疑点的，尤其是与戴笠的一贯做派，以及沈醉在解放后的回忆，明显对不上号。

（抗战期间的重庆百姓）

这是因为，秘密杀害一名公开反蒋的民主人士，对军统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也是戴笠的“份内工作”，再加上处于蒋戴关系微妙的特殊时期，在这件事情上，戴笠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欺瞒蒋氏的，更没有必要。

而沈醉的回忆也证明，戴笠确实不知道“费巩案”的来龙去脉，当时的沈醉在戴笠面前非常得宠，如果费巩教授的失踪确系军统所为，沈醉不可能一丁点不知道。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事实上，作为浙大校长和费巩好友的竺可桢先生，凡数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放弃过追查老友的下落，案件相关线索和记录，也成为《竺可桢日记》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竺可桢先生逝世以后，他生前的日记逐渐公开，其中1946年4月17日的一篇日记，便记录有关于费巩案的重要线索，而且信息可信度较高。

（竺可桢）

四、最接近历史事实的真相

竺可桢先生在这篇日记中，记载他当天曾与费巩的哥哥费福焘会面，后者带来一个重要消息，言及费巩失踪一案，是由“三青团”策划实施的，而最终杀害费巩的，则是中统特务机关。

日记中还写道："去年四五月间，柳昌学得居正之女婿徐乐陶与钱学榘二人之报告，谓系'中统局'所为，柳即打电报告与昆明费福焘”。

“因此事徐乐陶被监禁两个月之久，以其岳父之营救得免，钱以周至柔营救得免，而香曾不见前，某公又曾请客，则蛛丝马迹不无可疑矣”！

解释一下，居正那是所谓的“党国元老”，所以他女婿所获得的消息，是有相当可信度的；而提供费巩案消息的徐乐陶与钱学榘二人，很快遭到当局逮捕关押，足以说明他们触及了某些人的痛处。

之后钱乐陶被自己的岳父居正给救了出来，而出身钱塘世家的钱学榘，则被高级将领周至柔保出。至于后面一段文字中所提到的“香曾”，那是费巩的字，而“某公”则代指中统局的幕后大老板：陈立夫。

竺可桢先生文字中的意思是，在费巩教授失踪前，同样是“海归”的大员陈立夫，曾经出面宴请费巩吃饭，结果这顿饭吃完没过多久，就发生了失踪事件，因此竺先生才认为“蛛丝马迹不无可疑矣”。

费巩的女儿费莹如在《追念我的父亲费巩教授》一文中，也曾写到，根据抓获的“三青团”骨干成员周某某交代，他在浙大时曾执行监视费巩教授的任务，他离校后改由高某某接替，监视者每月可领到高达200元的津贴。

前述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陈立夫这个幕后黑手，极有可能是陈立夫出马劝说和威胁之后，费巩不为所动，这才气急败坏下达密令，实施了罪恶行动。

（陈立夫）

历史爱好者大多了解，“三青团”虽然跟两统特务经常沆瀣一气，但是从组织结构和性质上来说，它跟军统的关系并不好，因为“三青团”的主要头目是陈立夫和陈诚等人，这两个人干脆是戴笠的政敌。

因此种种迹象表明，费巩教授失踪案大概率是“三青团”所主使的，并且得到了陈立夫等高层的授意，至于行动的具体策划和实施，既然有陈立夫的影子，出手的也一定是中统特务，两统高层之间狗咬狗势同水火，戴笠当然查不出结果。

事件发生后，面对各界的质疑、美方的追问和蒋氏的恼怒，中统只能暗中杀人灭口，并且毁尸灭迹使之成为无头案，更不敢报告给蒋氏，这应该是最接近事实的一种结论。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费巩教授死在军统抑或是中统手里，都改变不了牺牲于“特务统治”的性质，也揭示出重庆当局在政治上的黑暗：在外寇入侵的岁月里，特务们监视和谋害的对象，居然是自己的同胞。

谨以此文，纪念为了民主而抗争的费巩教授，他牺牲时年仅40岁！

（费巩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