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军阀林立，军队基本等同于各路大帅的私产，但代价就是花钱自养，养不起则遭反噬。所谓“插下招兵旗，就有吃粮人”，那年月扛枪打仗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而如果能再混俩钱儿花，那就再好不过了。

军饷高低，具体还要看跟着厮混的军阀是否有钱。而军阀是否有钱，取决于占据何处地盘。而且军饷并无固定标准：有钱多发，没钱少发；打仗时多发，干闲时少发。

总体而言，江浙、广东相对富庶，军阀部队的军饷更高一些。山东、河南、两湖算是中规中矩，云贵川一直都是难兄难弟，军阀部队穿衣服都费劲。但最穷不过西北军，就算是嫡系部队，每月扣完伙食费之后不倒找钱就偷着乐去吧，偶尔能发一两块零花钱，已是福报了。

以至于西北军从上到下都把“倒戈一击”的技能点满——只要对手掏出白亮亮的银元，改换门庭简直是吃饭喝水一样简单，其实就是穷怕了，导致眼皮子浅。

而与西北军形成最鲜明对比的就是占据东北肥沃黑土地的奉军，在军饷待遇上绝对是独一档，江浙、广东的军阀也只能是望尘莫及……

01

其实奉系也不是一开始就有钱，民国五年（1916年）张雨亭被特任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执掌奉天军政权柄，本想大展拳脚，结果却发现财政已糜烂至极点：

“岁入初不过千万，亏累积债……除负外债一千万元之外，每年尚亏累二三百万元，以济军政各费之不足，故债累日深。”

当时张雨亭掌握兵力有陆军第二十七师、陆军第二十八师（吞并三哥冯德麟的），并且正在将骑兵第二旅扩充为陆军第二十九师，这差不多就是将近四万人的规模，每到关饷之日都愁得嘬牙花子。

如果没有北洋政府参陆处拨给了300万元，张雨亭大约可能备不住就遣散五房姨太太了……

东北黑土地肥沃，能打粮，所以士兵吃饱肚子肯定没问题，但饷银却难筹措，财政收入还不够还债的。

所以此时一个上等兵的军饷是每月三块半——即便如此，都已经对财政造成巨大压力。就算不计军官饷银，每月也要支出14万元，每年就是156万元，占据财政收入的20%。

要知道，养一支军队可不止发饷，还有武器装备、弹药消耗、发放军服、粮食供给、营房维护、伤亡抚恤，等等。

哪个不出钱能行？

所以这每月三块半还不是实发，其中一块半用奉小洋（奉票，即纸钞）替代。而其时正值王树翰的金融改革败走麦城，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奉小洋被日本人挤兑得面值大跌。

搞得大头兵怨声载道。

痛定思痛，张雨亭三顾茅庐请出王永江，大刀阔斧进行改革，通过办理警政掌控税局厘卡，使得财政有所好转：

“东北财赋之岁增额，有如几何之累进数，库入之丰，允称奇迹”。

于是大头兵的每月三块半饷银，终于可以实领现洋了——与关里的军阀势力对比来说，算是比不上不足、比下有余。

但王永江之大才，岂止如此？

奉系大头兵的军饷，就全靠王永江了……

02

王永江利用粮食汇兑基金刺激大豆种植与外销，兴办屯垦农场，很快东北大豆种植业兴盛起来，年产量超过三百万吨，销往关里乃至海外，年贸易顺差超过两千万元。后来伴随着产量的进一步提升，更是能达到八千万元。

利用顺差银元为纸钞——奉大洋做背书，使奉票币值保持稳定，受到各方认可，由此掌握纸钞发行权——这东西有多厉害，懂的都懂。

而奉票发行权又可以作为杠杆，放水养鱼，积极振兴民族工业资本，大型企业如雨后春笋，惠临火柴厂、八王寺公司、东兴染织、东大运输、奉天纱厂等等，相继做大做强。

沈阳城的中街、南北市场拥有工商户三万家。

税基与税源如同江河流水，奉系军队也如同吹气球般扩大，陆海空三军齐备，军舰、飞机都不缺，年军费支出最高时超过九千万元（第二次直奉战争的1924年，军费支出更是达到1.5亿元）。

而军饷自然也不会亏待。

以民国十二年（1923年）为例，奉军二十五个步兵旅的士兵每月关饷标准为：

一等兵/二等兵：12.5元

上等兵：13.5元

中士/下士：14元

上士：14.5元

如果是重机枪主射手则额外有“擦枪费”，炮兵额外有“挽金”（拉炮出力），骑兵额外有“驯贴”（照料马匹）。

虽然此时发的并非现大洋，而是奉大洋（汇兑券，统称“奉票”），但一直到1926年之前，奉票币值都尚且坚挺。尤其是在1923年这个时间点，东三省官银号尚未增发。

取中间值，以一个上等兵/下士为例，每月13.5/14元看着不多，实际已经相当优厚。

同一时间北平三等巡警每月能挣6.5元，拉洋车的能挣9元；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一个熟练工人每月12-14元，据说若是双职工就可在上海过小康生活。

而且东北物价可远比北平、上海低，比如当时上海虹口区一个亭子间的房租都要7元，这在沈阳城已经能租一个独门独院，而在通化、农安、梨树这种县城自然更不必说，买三间带小院的房子也不过百元。

可以说，上等兵每月13.5元养一家五口人绰绰有余，毕竟他自己的衣食住行全不掏钱。以1922年的宽城子为例，市面上1元若是只单买一样，具体有：

30斤白面、35斤大米、70斤小米、110斤苞米面、150斤高粱米、10斤猪肉、3只肥鸡、50斤大粒粗盐、12斤大豆油、8斤白糖、2车劈柴、11担劣煤（1100斤）、100个鸡蛋、5斤茶叶、8块肥皂（国产“固本”牌）、30盒香烟（中等品牌档次）、1/7匹细布（一匹是13米长、1.2米宽，1/7匹能做一件上衣，但不包括衬里）、大半斤棉花……

即使是一天三顿大米白面，常吃猪肉炖粉条子、小鸡炖蘑菇，四口人吃饭每月也不过8-9元。

在沈阳城，走进成衣铺置办一身成年人穿的细布衣裤，只需2元——若是土布的话，比如白大布、青坎布，则更便宜。

当然，如果要供一个洋学生念书，就得全家节衣缩食了，因为一身斜纹呢料学生服加一双两接头皮鞋，就要12元（4+8），书本学费同样不菲。

而同地区对比，以安东（今丹东）缫丝业为例，在1925年前后有三十六家缫丝厂，工人超过1.2万，成手男性缫丝工一般月收入是6-7元（月休一天，早五晚六，男默女泪，就这也不是一般人能进厂的）。

可见，老张对于大头兵确实是优厚。

至于战死抚恤金也相当高，以第一次直奉战争为例，战后总计一次性支出阵亡抚恤金160万元、伤残抚恤金730万元。

军官肯定是高，在此且不提，单说大头兵：阵亡抚恤金 500元，伤残抚恤金100-300元不等。

500元在当时能买15亩上等好地。

同样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对阵亡士兵只用800斤小米就打发了，折合12-15元——就这还算良心的，有的军阀部队士兵阵亡后，不但没有抚恤金，家属想要取回遗物都得花钱……

而在少帅主政之后，把阵亡与伤残抚恤金标准又提高了50%。

03

有懂行的要说了：广东军阀部队的军饷可不比奉军低，每月一样能拿到12-14元。

这真没说错，广东军阀部队定的标准高，但标准高不代表真能拿到手。

粤系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稳定的话事人，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先后历经过龙济光、陈炯明、许崇智（迅哥儿的大舅子）、李福林、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等。

这些“粤地之王”你来我往，中间总会有各种空挡期，大头兵不免看得眼花缭乱，欠饷那是家常便饭，实在欠的多了，新上台就祭出“改编大法”，大头兵都不知道该找谁讨薪去，举手投足就成了烂账，每月定多高标准的军饷都是白搭。

哪像东北这边，从1916年到1931年，大头兵始终都是领老张家的饷，不可能赖掉。

至于有人担心的“喝兵血”，各级军官确实有这个动机，毕竟人性总是贪婪的，尽管当时奉系军官薪饷已经很高：

上将1200元（上将每年有公金，最高2万元），中将800元，少将500元，上校300元，中校200元，少校120元，上尉80元，中尉50元，少尉35元。

但是喝兵血的操作绝不包括克扣军饷，因为这个有公开标准，大头兵少拿一分钱都不好使，整急眼了就打黑枪、哗变。

普通军官喝兵血都是在衣食住行上做手脚，而高级军官则有更高收益的操作，即吃空饷。

比如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招安收编两股大型匪绺，定的是一个团建制，却不给发军饷。于是奉天拨付的该团军饷就尽数落到“胡帅”个人腰包，一年差不多有15万元，真·富得流油。

被招安的匪绺领不到军饷，却有其他方面的补偿，即默许劫掠，自行发饷……

于是最后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这绝非个例：当时奉军驻扎地方的省防部队很多都是军纪糜烂，兵匪不分家，耗费民脂民膏提供的优厚饷银待遇，可算是喂进狗肚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