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看似平静的社会表面下，一些陈年旧案总能掀起惊涛骇浪，山东泰安入室抢婴案就是其中之一。这起发生在18年前的案件，在2025年4月2日迎来一审开庭，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千层浪，让无数人开始重新审视拐卖犯罪这一社会毒瘤。
恶魔降临：那个恐怖的冬夜
案发后，姜甲儒的父母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他们踏上了漫长的寻子之路，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姜甲儒的爷爷因自责患上抑郁症，最终遗憾离世；奶奶整日以泪洗面，哭瞎了双眼。这个曾经幸福的家庭，被彻底摧毁。
直到2024年，警方借助人脸识别技术，成功锁定了姜甲儒，随后将包括袁某某在内的4名嫌疑人抓获。2025年4月2日，案件一审开庭，姜甲儒勇敢出庭指证，家属索赔600余万元，要求严惩凶手。
罪恶泛滥：拐卖犯罪为何如此猖獗？
在过去，拐卖儿童案件频发，山东泰安抢婴案绝非个例。那么，拐卖犯罪为何如此猖獗呢？
从技术和管理层面来看，2000年代，DNA数据库尚未普及，人脸识别技术也不够成熟，这使得寻找被拐儿童犹如大海捞针。而且，当时户籍管理较为混乱，存在诸多漏洞，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就拿孙卓案来说，孙卓4岁才上户口，这期间就有太多的操作空间，让孩子轻易落入人贩子之手。
在法律层面，拐卖犯罪追诉期仅20年，很多案件因时间长，证据难以收集，导致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山东泰安抢婴案要是再晚几年侦破，可能就过了追诉期，这对受害者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基层治理上，一些农村地区治安管理存在盲区，邻里间的信任被不法分子利用。像泰安抢婴案中的袁某某，就是利用熟人身份，给人贩子提供信息，实施犯罪。
另外，重男轻女等封建思想在部分地区依然根深蒂固，催生了庞大的买方市场。人贩子为了巨额利益，不惜铤而走险。在泰安抢婴案中，姜甲儒被以2.86万元的价格卖出，这笔钱在当时对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巨大的利益让犯罪分子丧失了人性。
罪与罚的博弈：法律量刑何去何从？
面对拐卖儿童这种丧尽天良的犯罪行为，公众普遍要求判处人贩子死刑，以起到震慑作用。但法律量刑远比想象中复杂。
根据《刑法》规定，拐卖儿童罪基准刑为5 - 10年，只有情节特别严重的，才可能判死刑。而收买被拐儿童最高刑期仅3年，这与公众期待的“买卖同罪”相差甚远，也引发了法学界的激烈争论。
另一位法学专家车浩主张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他认为“买卖同罪”虽有合理性，但在实践中可能会误伤一些善意收养家庭。因为有些收养家庭可能并不知情孩子是被拐卖的，对他们一概追究刑事责任，可能引发社会问题。所以，要根据主观恶性来量刑。
在实际操作中，拐卖犯罪链条复杂，中间环节众多，证据收集和追溯难度极大。泰安抢婴案就涉及“踩点费”“抱养协议”等复杂情况，要将所有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困难重重。根据2025年最高检报告，去年起诉拐卖犯罪1268人，但对买家追责仍显不足，这也暴露了打击拐卖犯罪在法律执行上的难题。
破局之策：多管齐下，向拐卖犯罪说“不”
面对拐卖犯罪，如何才能有效遏制，实现“天下无拐”的目标呢？这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
科技的发展为打拐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人脸识别、DNA数据库比对等技术，已成为打拐的重要工具。泰安抢婴案中，人脸识别技术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建立全国联网的DNA数据库，录入失踪儿童及其父母的DNA信息，一旦有线索，就能迅速比对，提高寻子成功率。同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也可用于分析拐卖犯罪规律，为警方提供精准线索，实现精准打击。
最高法对拐卖犯罪“零容忍”，2024年，余华英因拐卖17名儿童被判处死刑，这向全社会传递了严厉打击拐卖犯罪的坚定决心。除了司法机关，社会各界也应积极参与，形成全民打拐的氛围。比如，成立志愿者组织，协助警方寻子；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防范意识；鼓励群众举报拐卖犯罪线索，让犯罪分子无处藏身。
山东泰安入室抢婴案的开庭，给受害者家庭带来了希望，也彰显了法治的尊严。每一个被拐儿童的背后，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庭。打击拐卖犯罪，需要法律、科技、社会各方齐心协力。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家庭团圆，让“天下无拐”不再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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