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稳定的工作被称为“铁饭碗”，成为当时人们最向往的职业。
那时候，只要家里有一个人能捧上这样的“铁饭碗”，全家人的生活都充满了保障。
然而，到了如今，这些昔日炙手可热的职业，逐渐失去了当年的光彩。
比如这几个曾经风光无限、如今却渐渐没落的五大铁饭碗，它们为何从高高在上的“香饽饽”变成了普通岗位？
驾车师傅的黄金时代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驾驶员是一份既稀缺又备受尊重的职业。
当时的中国，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寥寥无几，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大城市，机动车的身影都十分稀罕。
想象一下，街头巷尾主要是自行车和步行的人们，偶尔驶过一辆汽车时，吸引到的目光总是无数。
那个年代，能有机会成为一名驾驶员，几乎就等同于捧上了一个“金饭碗”。
成为驾驶员并不容易，学车的过程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拜师学艺”：新学员需要拜入一位资深师傅的门下，从最基本的驾驶操作学起，车况、道路环境的复杂性都让学徒们感到不易。
在师傅的指导下，徒弟们不仅要练习驾驶技术，还得学习如何应对突发的车辆故障。
每一个驾驶员都必须具备“路上修车”的能力，因为当时的道路多为泥土和石子铺成，坑坑洼洼，机动车在路上抛锚是常有的事，而专业的维修站则少之又少。
而这些付出也是有回报的。在那个平均工资并不高的年代，驾驶员的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职业。
一个刚上路的新手驾驶员，每个月的工资就能达到四十元甚至更多，而这已经是普通工人工资的两倍还多。
更不用说那些驾龄更长、技术更精湛的“老司机”，他们的收入更是相当可观。
在社会上，驾驶员的身份也显得格外有面子。
每当他们穿着制服，坐在驾驶座上时，总能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
驾驶员则成为了大家眼中有技术、有能力的“能人”。
然而，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中国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汽车数量骤增，驾驶员的数量也随之水涨船高。
驾驶员的职业已经从“稀缺人才”变成了一种大众化的工作，许多人通过驾校的培训在几个月内就能拿到驾照，走上了从事驾驶工作的道路。
那些曾经让人羡慕的驾驶员，如今成为了出租车司机、公交车司机，他们的工作也逐渐变得与服务行业无异，再难有往日的风光。
邮递员与信件的慢时光在七十年代，当电话尚未普及、互联网还停留在科幻小说中的年代，邮递员是唯一一条连接城乡与家庭的“信息丝线”。
他们穿着统一的绿色制服，肩上挎着沉甸甸的邮包，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大街小巷、乡间小路，将信件、报纸和包裹送到每一个期盼的人手中。
那时的邮政系统虽然不如今天的高效，但每一封信件、每一个包裹，都饱含着远方亲友的牵挂与思念。
邮递员需要仔细辨认每一封信上的地址和名字，不论风雨或酷暑，都要按时将这些信息送到收件人手中。
随着太阳升起，街道逐渐热闹起来，邮递员成了许多人期待的身影。
在那些与外界联系不多的小村镇里，他们的到来就像是一场小小的节日。尤其是年节前后，村子里的长辈们盼着远方的子女寄来书信。
听到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声，往往会急忙放下手头的活计，跑出来问道：“今天有我的信吗？”那时的邮递员，一声“有”或者“没有”，就足以让等候的人露出或惊喜或失落的表情。
村头的老农和街边的孩子总爱缠着邮递员，问他“县城有没有什么新鲜事”。
邮递员往往会笑呵呵地回答一两句，把县城里的大事小情传到乡间。
邮递员的工作在当时是备受尊重的。每次他们到村里投递邮件，村民们总会热情地邀请他们喝口热茶，歇歇脚。
不仅如此，邮递员的收入在当时也颇为可观。虽然他们每个月的工资与普通工人相差不多，但邮递员往往能享受“吃公家饭”的福利。
这份工作的稳定性和保障，让很多家庭以邮递员为荣。
然而，随着八十年代后期改革开放的深入，电话逐渐走进城市和农村家庭，人们可以直接通过电话与远方亲友联系，再也不必等上几天甚至几周，等待一封回信。
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快递公司涌现，包裹的递送速度越来越快，邮递员的角色也悄然改变。
生活变快了，信息传递变便捷了，但人们对那份曾经等待信件到来的美好回忆，始终无法磨灭。
供销社里的傲气营业员供销社营业员在当时无疑是一种特殊的存在。
那是一个计划经济的年代，物资匮乏、供应紧张，人们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供销社这个“物资集散地”。
在这里，购买任何商品都需要凭票证，凭票购买大米、面粉、布匹、甚至肥皂和糖果。
而在这座商品稀缺的桥梁上，供销社的营业员则俨然成了高高在上的“守关人”。
在当时，成为一名供销社的营业员可谓是无数年轻人羡慕的职业选择。这个职位不仅意味着一份稳定的工作，还有着对稀缺物资的掌控权。
营业员们每天在柜台后忙碌着，将货架上的商品有条不紊地分发给前来购买的顾客。
他们身穿干净整洁的工作制服，站在柜台后面，手中握着算盘或票据，控制着顾客能买到什么、能买多少。
那时，无论是小孩子想要一颗糖，还是大人想买几斤大米，都得看营业员是否点头同意。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营业员的工作不仅仅是卖货，而更像是一种“分配者”的角色。
面对长长的购货队伍，他们并不需要考虑“服务态度”或是“顾客至上”，因为当时的市场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商品短缺导致需求远远大于供给。
无论他们在柜台后是冷面相对，还是板起脸孔，没有人敢抱怨一句。
某些紧俏商品，甚至成了营业员们手中的“人情牌”，他们可以提前把商品留给熟人、亲戚，或者换取一些“好处”。
在这样的情境下，供销社的柜台后不仅仅是物资的交易地点，更是一个人情往来的微缩场景。营业员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和资源，使得他们在社会上拥有了与其他人不同的地位和尊重。
供销社营业员的工作，不但“有面子”，而且在当时的就业环境下，也相对轻松稳定。
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物资供应不再凭票限量，商品也变得日益丰富。
再加上私人个体户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小商贩开始进入市场，他们在街头摆摊售卖日常生活用品，甚至以更低的价格、更灵活的服务方式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供销社营业员从曾经的“稀缺资源”掌控者，逐渐变成了需要为服务质量和销售额负责的普通售货员。
当营业员们再也不能高高在上地对待顾客，当他们需要用微笑和热情来吸引顾客光顾时，他们才发现，自己手中的那份“特权”早已不复存在。
电影放映员的落寞退场在七十年代的中国，露天电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美好的消遣之一，而电影放映员就是那段岁月中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
那时，电视机还未普及，家家户户能够娱乐的方式极其有限。
在农村和乡镇，能够看上一场露天电影是难得的娱乐，甚至成为了一种乡村生活中重要的文化活动。
电影放映员的工作看似简单，但其实充满了技术性和辛劳。每次外出放映电影前，他们需要提前准备好所有设备，包括沉重的放映机、发电机、以及成卷的胶片。
每到放映的夜晚，村子的大广场就成了电影放映员的“舞台”。
村民们早早地搬着自家小板凳、竹椅，甚至是铺上旧草席，聚集在广场上，等待那一束光柱划破夜空。
尽管工作辛苦，但电影放映员在那个年代却是令人尊敬的职业。
他们是村民们眼中的“文化使者”，能带来新鲜的故事和远方的世界。
更为有趣的是，电影放映员不仅是一个职业，还常常成为年轻人择偶的理想对象。
尤其是在那些偏远的乡村，女孩们会觉得能嫁给一个电影放映员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毕竟，放映员可以走南闯北，见识比一般人多，工作的环境也相对干净体面。
在那个年代，拥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不仅能改善生活条件，还能为整个家庭带来荣耀和面子。
直到电视机逐渐走入了城市和乡村的家庭。人们在自家客厅就能收看到电视剧和新闻，电影不再是唯一的视听享受。
电视机的普及让电影放映员的职业迅速失去了昔日的吸引力，露天电影的场景也变得越来越稀少。那些曾经在广场上挤满人头的热闹夜晚，变成了寂静的空地。
售票员的时代变迁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售票员这个职业曾是许多人眼中的“体面工作”，特别是在公交车上工作的人们，更是成为了不少年轻人梦想中的职业。
那个年代，城市交通尚不发达，公交车是普通人日常出行的主要工具，售票员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们肩上斜挎着一个棕色的布袋，布袋中装着一叠叠车票和零钱，口中报着站名，动作麻利地收钱、打票，成为城市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尤其在上下班高峰期，车厢里常常挤满了人，车内的空间被挤得水泄不通，售票员则必须在狭窄的车厢内来回穿梭，灵活地在乘客中间穿插，收钱、找零、打票，动作迅速而熟练。
记住每一位乘客的购票情况是售票员的基本功，他们不仅要记得谁已经买了票，谁还没有买票，还要在车辆晃动时稳住身体，这对他们的体力和记忆力都是一种考验。
售票员那迅速翻动票卷、快速找零的手法，往往会赢得乘客们的啧啧称赞。
售票员的收入在当时属于“稳定型”，每月固定的工资加上一些津贴，是不少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撑。
尤其在那个工作机会不多的年代，能够进入公交公司成为一名正式的售票员，不仅意味着收入的稳定，更意味着“铁饭碗”的保障。
在父母的眼中，这是一份“有前途”的职业，许多年轻人因此也把成为售票员作为人生奋斗的目标之一。
随着九十年代的到来，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开始经历巨大的变革。
地铁系统的铺设和私家车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传统的公交车逐渐失去了对人们出行的垄断地位。
同时，自动化技术也逐渐进入了公交系统，各种自动售票机、刷卡系统应运而生，公交车上再也不需要售票员来回穿梭收钱打票了。
自动化设备的普及意味着许多售票员的岗位逐渐被取代。
即使在一些仍然保留人工售票的线路上，售票员的角色也变得不再重要。
这些曾经的香饽饽职业，你经历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