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21日，全国各大媒体都在同一时间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对于广大的刚刚经历过特殊时期的知识青年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命运的罗盘从此刻发生了根转向。

然而，当全国五百七十万名考生参加完那届高考后，最终圆了“大学梦”的却仅仅只有27万，而且当年考题的难度很多人看完之后都表示简单，甚至有人认为小学生都会。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多考生落榜呢？为何录取率不到5%？

1977年8月，一场将改变中国许多人命运的座谈会悄无声息地在人民大会堂西花厅召开，主持会议的就是刚刚复出，领导党内全面工作的邓公。

此次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立即恢复全国高考，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大批知识青年参与上山下乡运动，扎根广大农村，至于书本上的知识，大部分人都忘得一干二净。

即便是当时北京最好的高中，学生们的知识面也仅仅只是维持在初中水平，更别说那些处于边远地区，教育资源本就不发达，面对这样的现状，许多同志建议，依然维持原有的推荐上大学的办法。

当建议上交给中央后，立即遭到许多人的强烈反对，特别是来自武汉大学的查全性教授，常年处于基层的他，深知“推荐制”所带来的弊端，许多人将其当成了走后门，拉关系。

这对于那些拥有真才实学的知识青年来说，存在极大的不公平性，所以以查全性为代表的一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强烈建议，应当立即恢复高考制度，为国选才，造福社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查全性的建议得到了邓公的支持，他立即让教育部的同志将那份递交到中央，将维持“推荐制”的报告追回，随后又将恢复高考提上日程。

在此关键时刻，邓公果断出手，及时纠偏，依然坚持恢复高考，并决定首次高考就定在当年冬季进行，这也是我国唯一一次在冬季进行高考。

于是，便出现了五百七十万考生涌入考场的景象，但问题是许多地区考生的文化程度仅仅维持在小学水平，考试资料匮乏、对于考试内容的陌生以及知识结构的不足，这些都成为了许多考生的阻力。

甚至当时还流传一个笑话，说高考的重点就是如何养猪，这一说法如今看来让人忍俊不禁，但在当时来说却是赤裸裸的现实。

在这由老三届、新三届、工人、农民、复员军人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组成的五百七十万庞大的高考大军中，有相当一大部分人员的文化程度并不高。

以山东省出的高考题为例，试题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全以问答题的形式出现，丝毫没有选择题蒙对的可能，理科生更是只需写作文就行。

有不少考生在答题中出现错别字泛滥的现象，比如将“繁荣富强”写成“凡荣负强”，“核武器”写成了“黑武器”等等，这样的笑话成了当年语文考试的普遍现象。

至于理科考试，更是惨不忍睹，即便是只有初中难度的几何题，许多考生也束手无策，只能在很大一片的答题区域内仅仅写下一个孤零零的“解”字。

据悉，在祖国边陲广西壮族自治区，三千四百五十九名考生参加数学考试，能够达到及格成绩的仅仅只有二十二个，而得零分的竟然高达一千两百余名！

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加之历史原因，导致大部分考生基础知识严重匮乏，此外，部分边远地区师资力量也不够充分，以致许多考生对于要考哪些内容都毫不知晓。

等这一场规模庞大的考试结束后，接下来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便是阅卷与录取。

在录取方面，邓公原本遵循的是“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但鉴于“推荐制”的教训，为了规避风险，便将“单位同意”一项果断划去了。

最后等考试结果出来，录取人数只有27.2万人，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五的残酷事实，狠狠扎痛了教育人与广大考生的心。

在那些名落孙山的考生中，大部分还是来自偏远农村，由于教育资源的严重匮乏，使得他们无论是在师资力量上，还是获取考试资源上，都显得捉襟见肘，举步维艰。

许多考生在复习期间，白天还在地里干活，晚上挑灯夜战，囫囵吞枣走过场一般地死记硬背，使得走进考场后的他们，脑子里全是一团浆糊。

尽管在招生工作展开之前，邓公已然特别指示，录取工作一定要秉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一视同仁，大人物子女也不例外。

但由于地域差异，教育资源不均，考生的起跑线并不一样，能够完成考试并合格的人数并不多，所以导致大面积的全军覆没。

不管怎样，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尤为重要的是为我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仅具有很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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