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到乌兹别克的塔什干，我订了哈国最高级的软卧，每个包间只有2个人，列车由西班牙Talgo公司制造，也算是中亚地区少有的高级货。

哈国列车

哈国软卧睡我下铺的是一个银发老汉，典型的蒙古脸哈萨克族，虎背熊腰，身材魁梧，但腿脚不便，拄着拐杖，在一群晚辈的搀扶下，缓慢上车。我在餐车吃过晚饭回来，打开房门，他正躺在床上，我们四目相对，他问我，Китайский中国人？我用俄语回答，Да是！老汉大概是以为，我真的懂俄语，他就像连珠炮一样，对我发表了一段很长的演讲，我屡次试图插话，都没有成功。要么是年纪大了，要么眼睛花了，他居然不能从我的表情中判断出，我其实不懂俄语。

过了很久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对牛弹琴，我们在尴尬的气氛中陷入沉默。当时，手机没有网络，无法翻译，过了片刻，老汉撩开腰带，向我展示出一个可怕的伤口，激动地说出一串单词：Амур, Даманский, танки, Китай我小时候学过一点俄语，对于这几个单词还算能听懂，Амур阿穆尔河（黑龙江）, Даманский,达曼斯基（珍宝岛），танки装甲车, Китай中国。把这些单词串起来后，我恍然大悟，原来他就是参加过珍宝岛冲突的苏联老兵。

珍宝岛后来列车进入城市，手机有了信号。他对我说了珍宝岛冲突的苏联版说法，具体细节我就不提了，反正那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验证了那句名言——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说完，他耸了耸肩膀，两手一摊。那肢体语言应该是说，这就是生活，他的青春和健康都献给了一个消失的国家。

我问他，国家是不是给你很多养老金？听到“养老金”这个词，他眼神中掠过一道可怕的寒光，里面夹杂着愤怒的杀气。那一刻，我非常后悔，不应该问这个问题。他双手交叉，坚决地说了一个单词，Het，没有！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他的俄罗斯战友情况稍微好一点，哈萨克的战友抚恤很少。最惨的是乌克兰战友，从万众敬仰的英雄变成了遭人唾弃的走狗。老百姓只能随波逐流，对能做决定的人来说，只不过一句话而已，而我们要付出的却是人生的全部。

后来，老汉递给我一个苹果。我说：“不，谢谢。”话音未落，他直接把苹果塞到我手上，有一种不容拒绝的架势。我咬了一口，客套地说：“真好吃。”其实，那味道真的很一般。他说：“当然，我们哈萨克斯坦是苹果的发源地，阿拉木图就是苹果的意思。”我问他，打战的时候怕死吗？他说，当然怕死，听到枪声很多新兵都尿裤裆，吓得不知所措。但是，一旦上级下命令，就没有后退的余地。因为，苏联军队里面有人专门负责现场枪毙逃兵。所以说，后退是死，冲锋也是死，与其被自己人杀了，背负逃兵的骂名，还不如向前冲，再不济，也是一个烈士，家里还能得到抚恤，虽然结果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说：“欢迎你有机会去中国看看。”他苦笑道：“我太老了，身体也不好，已经没机会了。”接着，他又自言自语地说：“我的对手，付出了有回报，而我的付出却毫无意义，回想起来，简直就是一个笑话。”说完这话，他眼神没落，呆呆地看着窗外。那时候，苏联的宣传就是，阿穆尔河对面，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群面黄肌瘦的人，戴着草帽，用肩膀拉着犁，在水稻田里劳作。

如今，他用的手机是小米，路上的中国汽车越来越多，而当年不可一世的苏联继承人俄罗斯，居然连一款像样的汽车都拿不出手，而他现在的国家——哈萨克也是一样，只能靠出卖资源过活，当年那个曾经让他骄傲的国家已经灰飞烟灭。如今回想起来，人生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也许是因为行动不方便，老汉没有去餐车吃饭，而是掏出一把折叠刀，切香肠和面包，当晚饭吃，那刀的长度大约是瑞士军刀的3倍，仔细看，上面还印着苏军的标记，那是一把军刀。香肠也是我见过最粗的，至少有我脚踝那么粗，面包也很大，看上去像俄罗斯列巴。虽然身体残疾，但他看起来胃口很好，食量惊人，没多久，香肠和列巴就已经吃了大半，说实话，那足足是我一天的饭量。虽然已经74岁，腿脚不便，但身材魁梧，力气不小。万一半夜他回想起往事，一股怒火充上脑门，会不会把怨气撒在我身上？，如果我们打起来，我还真不是这位苏联老兵的对手。我越想心越慌，又回想起刚才，他脱下袜子，向我展示他的一只脚，居然只有一个脚趾头，其他四个都丢在珍宝岛的战场上，看上去非常吓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逢人便吹嘘自己的英雄事迹吗？好像也不对，在如今的哈萨克斯坦，为苏联而战，已经不算什么体面的事情。

俄哈两国，目前的关系表面上看虽然和和气气，但暗流涌动，民间的情绪也很复杂。现在我跟他共处一室，这个狭小的空间，长不到2.2米宽不到2米，上次他和中国人如此近距离接触，也许就是54年前，那个冰冷的珍宝岛之夜。他的伤是怎么造成的？我很好奇，但我没问。至于他有没有杀过人，我更好奇，但也没问，不能问 。是不是他内心深处对契丹怨气未消？他的表情很奇怪，有时候，看上去想一个慈祥的邻家老大爷，有时候，又像一个情绪失控的酒鬼，对了，他身上隐约还有一股酒气。

刚才，他对着手机说话，开始的时候，情绪正常，但因为哈萨克斯坦信号不好，没有翻译出来，我让他再重复一次，他的表情就有点不耐烦。结果，那该死的网络还是不行。只能让他说第三次，没想到，他突然拉高嗓门对着手机怒吼，那一刻，他就像变为一只凶残的野兽，我被吓了一跳。还有一次，他想起来上厕所，我看他很吃力的样子，就主动对他说：“有什么需要，尽管对我说，我很乐意帮忙。”

没想到，他断然拒绝，说，“不，谢谢，我就这样走了54年。”而54年前，刚好是1969年，珍宝岛冲突就是那一年。他为什么要对我强调这个年份？从好的角度想，他这是身残志坚，坚强生活了54年。从不好的角度想，他的言外之意是，都是你们害的，让我当了54年的残疾人。一想到这一点，他就有一股无名业火。都说战场归来的老兵，很高概率患有PTSD。

我曾经在美国遇到一个疑似患有PTSD的老兵，那一次，也是有惊无险，躲过一劫。所谓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等，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每次看到PTSD，我的脑海里，就跳出两个人的名字：克里斯•凯尔（Chris Kyle）和艾迪•劳斯（Eddie Routh），他们都是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军人。

凯尔曾是个没怎么读过书的德克萨斯牛仔，后来参军，派驻伊拉克，在海豹突击队服役期间，曾射杀255名敌军，是美军史上确认狙击人数最高记录的保持者，被五角大楼认为是美国最致命的狙击手之一。2012年，凯尔出版自传《美国狙击手》（后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在书中，Kyle毫不掩饰自己简单粗犷的美国右翼价值观：狭隘的美国中心主义，美国人都是好人，伊拉克人都是坏人；强烈的江湖义气，为了同袍，可以两肋插刀；视敌人为恶魔，务必斩草除根；伊拉克战争就是为了保家护国。劳斯也曾经被派驻伊拉克，退伍后长期失业，被确诊患上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最残酷的讽刺就是：从伊拉克杀人无数，死里逃生的凯尔，却在帮助劳斯治疗心理创伤过程中，被劳斯开枪打死。

事发之前，劳斯刚从一家精神病医院出院。美国兰德公司研究数据显示，在参加过伊战和阿富汗战争的老兵中，至少20%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由于备受折磨，患有这种精神疾病的退役老兵，暴力和自杀倾向都偏高，甚至有人无缘无故杀死亲朋好友。连亲朋好友都能下手，更别说来自曾经敌国的人，说不定一辈子的怨气，都撒到我身上。

苏联老兵的照片无知者无畏——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如果我不知道PTSD，也不知道关于PTSD的可怕案例，也许我也就不会想太多。很不幸，这些保存在脑海里的信息和那个神智不太正常的老兵，让我越想心越慌。这时候，我又想起一路上遇到的那些哈萨克司机，他们就是典型的哈萨克人，性格分裂，一方面，粗鲁彪悍，另一方面，又绅士礼貌。来哈萨克之前，我以为中国人开车有路怒症，没想到，和凶悍的哈萨克司机比起来，我们简直就是一群温顺的绵羊，在哈国，各种加塞都是常规操作，一言不合就狂按喇叭。我们加塞，也许是迫不得已，他们加塞，往往就是为了赌气。

虽然他们车不让车，必须争个你死我活，但只要一看到行人过马路，他们都提前刹车礼让。据我观察，路口一般都没有摄像头。睡我下铺的这个苏联老兵，刚才和我的谈话，也许会在他的大脑里发生复杂的反应，入睡后，他做梦回到那个血雨腥风的珍宝岛之夜，中国战士与他们短兵相接，一番恶战之后，他侥幸逃离死神的召唤。也许某一刻，他又回想起中国士兵的那一张脸，居然和我长得一模一样，于是本能地掏出那把苏联军刀，再往下，我就不敢想了。

哈萨克铁路乘务员越想我越睡不着，我起床打开阅读灯，在手机上码字，一方面，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另一方面，也是让自己找点事做，保持大脑清醒。就在我码字的时候，本能地用眼角的余光看了一眼墙上的镜子，镜子里的他也正好看着我，我吓得手机差点脱手，那一刻，我的脑海一片空白。他说了一句俄语，我听不懂。然后，他说，телефон，这个单词我听懂了，就是电话的意思。我掏出电话一看，刚好有信号，我把手机递到他的嘴边。

原来他要在奇姆肯特下车，要我在早上4点叫他起床。我再三确认后，答应他的要求。说实话，这种行为有点蛮横，我和他非亲非故，萍水相逢，他有什么理由，让我在4点叫他起床？他怕不小心坐过站，难道我就不需要休息吗？不过，我转念一想，虽然凌晨四点叫人起床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总比和一个患有PTSD的苏联老兵，在幽闭狭小的空间内单挑好得多！他的要求，让我稍微放松了一点紧张的情绪，但我依然没有关掉床头灯。他没睡，我也没睡，于是他又找话题跟我聊天，聊天也行，但我下定决心，只聊家长里短，绝不讨论家国大事。他掏出手机，打开一张他孙子和女朋友的照片，那一刻，他那张沧桑的老脸上泛起一阵慈祥的笑容，他说他孙子在哈萨克斯坦当警察，明年就要结婚了。

他又问我几岁了？看着手机上的数字，他哈哈大笑地说，他的儿子都53岁了，都比我大得多，那一刻，他又变成了一个倚老卖老的邻家大爷。53岁，也就是说，他的儿子也是1970年出生，大概率是他出征远东之前，他老婆就怀上了他的骨肉。他那些牺牲的战友，年龄和他都差不多，很多都在出征之前结婚，并留下骨肉，但家中的妻儿，再也盼不到亲人的回归。

正所谓，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虽然他身受重伤，万幸的是，总算是活着。活着就是最大的希望，有生之年，他也享受到了，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聊着聊着，时间飞快，一转眼，列车已经抵达奇姆肯特，一群晚辈搀扶他缓慢下车。当他们离开我的视线后，我心头好像有一个巨石落地，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了。没想到，过了片刻，这个倔强的老汉，又被晚辈搀扶着回到车厢，手里还提着一袋苹果。

他的一个晚辈会英语，替我翻译，大意为：非常高兴认识你，这一袋苹果是在站台买的，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苹果，你带着路上吃。很感谢一路上你对我的照顾，并祝你一路顺风。最后，他吃力地用一句俄式英语对我说，good bye。我会心一笑，用俄语对他说再见：Пока пока，巴嘎、巴嘎。透过车窗，我最后看了一眼在众人搀扶之下的苏联老兵，那一瘸一拐的身姿，在昏暗的灯光下渐渐远去，那一幕，仿佛就是昔日超级大国谢幕的背影，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