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之后，我中央红军开始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国共两党合作一起抗击日本的侵略，但是要知道，我们的队伍补给和装备是相当匮乏，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例如我们的八路军队伍，大部分是由经历过“会剿”、“围剿”、长途跋涉、沿途作战等一系列困境的红军改编而成的，其武器装备是红军时期残留下来的，也有长征后作战缴获的。

正如斯诺记载的那样：八路军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武器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弹药是从敌军那里夺来的。

这就注定了，我们不可能统一制式、和武器装备配备，所以我们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可谓是五花八门，装备上又英式、捷克式、德式、美式等，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弹药也难以补给。

就连一向乐观的毛主席也担心的说到：我们的技术装备不如敌人，也不如某些友军。

这些困难都成为八路军抗战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武器来源之一：国民政府补给

按照我党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我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既然如此，八路军应该与其他国民革命军待遇一致。

但实际上，我八路军除了获得部分军饷和被服，军械装备武器等很少获得，据事后统计，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只给八路军提供了两年时间的弹药补给，其数量不过600万发左右。

而八路军仅仅1939年上半年作战，就消耗了300万发，当然，这主要是国民政府担心我八路军趁机扩军，所以一直限制为八路军补给枪械。

其次，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武器弹药补充，仅仅局限于子弹、手榴弹、迫击炮弹等，对八路军的枪支、火炮补充则非常少，可消耗武器和不可消耗武器的比例成为限制八路军作战的一个短板。

武器来源之二：民间收集

民间收集是指八路军各部收集民间散落的枪支弹药，以改善十分贫弱的武器装备情况。八路军比较活跃的尤其是华北和山东地区，先后经历了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北伐战争、中原大战等一系列大型战争，因此有大量的武器弹药散落民间。

这些武器中，有的是被溃散部队就地遗弃或掩埋保存，后被当地老百姓挖掘发现，有的是溃逃士兵变卖给当地的地主乡绅，充作保家枪，此外，一些民间的铁匠铺和鞭炮铺，也可以生产一些简易低劣的土枪、土炮和手榴弹。

另外，国民政府在基层治理方面，推行看家护院制，要求每10户凑钱购买1支枪支，以抵抗土匪袭扰，相邻的几个村子组成了武装联庄会。

1936年间，山东东平县大地主就拥有长短枪900支，私人武装千余人，这就为八路军收集民间武器，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提供了可能性。

八路军总部了解此情况后，多次发电各部，要求尽快收集这些枪支弹药，以免落入敌人之手。

此后，八路军各部也都作出了积极回应。在山东地区，1940年４月，徐向前发电各部，要求各部尽快收集武装壮大部队，其具体办法就是组织一切有枪的壮丁，并适当出资收买自动武器、重武器、军用品等。

山东各部也纷纷以说服动员的方式来获取枪支，并以借枪证来收集民间散落的各种枪支弹药。

在河北地区，河北各部也迅速编并了各类的游击武装、联庄武装、门道会武装和土匪武装，时任冀中军司令员吕正操曾回忆：截至一九三八年底，我军在冀中争取改造了大部分武装编内外人员共约两万余人。

在河南地区，《关于豫南武装工作补充报告》中描述，豫南武装收集的民间枪支有：“本地自造枪、手工业造枪、内战遗留下来的枪枝、土匪、倒卖活动转运到民间的枪支、富农以上的阶级从各方买保家枪。

借助上述努力，不到两年，山东根据地中共领导的抗日救国军、抗日自卫团、义勇队、游击队等武装，在一年内从两千余人，发展到了三万五千余人，兵力扩大了将近十倍。

但是，在战争年代，枪支弹药是各武装势力争夺的重要物资，八路军在动员收集民间枪支弹药时，也经常被日伪军、国民党军队、地方土匪等武装势力中途劫走。

由此可见，收集民间散落的武器装备也绝非易事，此外，这些收集来的枪支参差不齐、制式不一、质量低劣，弹药亦无法统一补给，因为无法统一装备八路军的正规部队，最后大多交由民兵组织使用。

晋察冀根据地军事工业负责人刘再生就回忆到，晋察冀根据地开辟之初，通过民运工作深入民间，收集了一部分国民党部队溃退时丢弃的枪支弹药。

但是，此种方式收集来的武器数目有限、零件不全，有的是刺刀丢了，有的是机柄被毁，有的是连枪栓都没有，根本无法正常射击。

有的起义队员们使用的武器中，大多为民间收集来的枪支，其中有汉阳造、老套筒、十三太保、九莲灯、红铜翻等。

这些枪支因缺零少件经常出毛病，且无法统一补给弹药，很多枪在弹药打完后直接变成了烧火棍。

虽然我八路军在抗战初期通过收编民间武装，实现了扩枪扩人的目的，但这些地主武装、土匪武装大多带有匪性，常常出现不听指挥，甚至临阵叛逃的情况。

后来，随着八路军的扩大和日益正规化，八路军主力基干部队对这些民间武装逐渐采取了挑选筛查收编的态度。

对于请求改编的民间武装，八路军则在改编、教育后将其编入八路军地方武装而非主力部队。

武器来源之三：战场缴获

革命战争年代，战场缴获武器和物资是八路军的重要武器来源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依靠灵活的游击战术，斩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并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往往战斗至最后，并想方设法摧毁武器。

因此，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缴获武器和物资并非易事，例如林彪在平型关大捷后总结到，日军战败负伤亦不肯缴枪，甚至想方设法破坏步枪。

彭德怀指出：平型关战斗中，我们只缴获了不上一百条的完整步枪。

在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的作战对象是日军辎重部队，并非作战部队，尽管如此，平型关大捷也才只缴获“不上一百条完整的步枪”，由此，对日作战缴获的困难程度相当巨大。

此外，长期负责后勤工作的叶季壮在《八路军的后方勤务工作》中也指出，老兵们在战场上缴获枪支是有选择的。

但是，像是冲锋枪这种在使用过程中对子弹的消耗较大的武器，八路军因为主要进行游击战，弹药的保障十分困难，所以即便是缴获了冲锋枪，我们也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维护，如果能够缴获日本三八大盖步枪，那将会大大降低子弹的消耗更符合八路军的实际需求。

然而在对日作战中，因日军前线部队所携带之弹药资材不多，所以即便是获得大的胜利之后，也不能补充我军之消耗，有时亦仅刚刚够本而已。

在中央军委在1941年的《中央军委关于兵工建设的指示》文件中强调，与日寇战斗缴获武器弹药较少，而此时的国民党军需也不再发放弹药。

据统计，八路军战场缴获弹药与消耗弹药的比例为1：4，这意味着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每缴获一发子弹就需要消耗４发子弹。

举例说明，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第四团在南沟一带的战役为例，八路军的参战部队有第四团一营、二营和炮兵连，日军战斗人员共６００余人，最终第四团牺牲９人、负伤１８人，消耗弹药3936发、枪6把。

但是我们在战场上仅仅取得了缴获日军枪１支、刺刀１把、子弹１１０发。

自此，根据实际情况而言，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扩大军事工业的建设力度，才有可能支持不断消耗的军需物资。

以上三种武器来源哪一种都非场重要，但无论如何，拥有自己的军事工业才是制胜之本。

但是从长期来看，军事工业的建立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娴熟的技术和充分的资源和较长的周期，而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开源节流，自力更生

为了提高子弹和枪支的使用效率，减少对武器贫乏的束缚，我八路军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争取做到百发百中，人人都是神枪手。

为缓解子弹紧缺问题，八路军总部要求，各部队努力提高子弹射击命中率。

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左权强调，部队军事训练要有针对性，提高射击精确，弹不虚发，在射击训练中，紧紧抓住这一项，其他的如装退子弹等技能，不应该作为首要目标。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深刻的知道我们的武器困难，他在分析了 1938年 7 月某次保卫战时说：

“浪费子弹太多，我军作战，一共消耗了子弹 8 万发，但是统计来看，每80 发子弹才打死一个鬼子，很多干部还在用远距离机枪射击，白白浪费大量子弹，既没有杀伤日军，也没有遵守射击纪律。“

杨成武的分析十分关键，若果能及时的纠正这一弱点，那我们的子弹就能大量的提高射杀效率，而且还能提高对日军的震慑效果。

同时，兄弟部队也发布了文件《关于纠正浪费弹药训令》，不断呼吁和强调：

“射击不精确，将宝贵的子弹浪费，是目前我们部队中最严重问题。”

“第四旅的讨逆战斗中，消耗枪弹为十万四千余发，迫炮弹九十余发，炸弹三千五百八十六枚，敌伤亡约三百六十二名，这相当于十个炮弹伤敌人一个，二百八十五发子弹击毙一名日军”。

由此，我八路军将提高部队射击指挥技术，以及节省弹药视为是最高任务之一，并提出全体干部、部队一同学习。

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神枪手都是拿子弹喂出来的，口头传授并不能立刻实现人人百发百中，大量实弹射击训练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同样的问题依旧存在，恰恰是弹药不足我们才要提高命中率，但是没有子弹又没办法进行大量训练。

我八路军长期是以游击战对日军进行长期作战的，这种出于敌我实力悬殊对比的战略和战术部署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也使得我军人员快速流动，部队射击水平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训练和提高。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的八路军战士面临着一无所有的战争环境，和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但是即便这样，我们依旧进行了长期的作战和反击，最终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了中华大地。

今天我们回顾前辈先烈们的战斗事迹，正是通过对历史的重新解读，了解困难不可能打倒任何正义的力量，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的来之不易。

参考文献：

《八路军武器装备实态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研究，杨凯

齐小林：《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弹药来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2020 年第 5 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 2 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