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詹小注： 前天，《跟随老范出访韩国》一文发出以后， 收到久未联系的一位媒体朋友王舟波私信， 他告诉我，他已经转发了《访韩国》一文， 并说，老范逝世时，他曾写过篇怀念文章。 文章传来，写得非常真切，也非常有感情， 略作删改，转发于下，推荐各位读者看看。 忽闻范敬宜先生辞世 ——一位萍水相逢求职者的回忆 几分钟前，突然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人民网北京11月13日电，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范敬宜于今日13时42分因病抢救无效，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79岁。” 这真是一个令我无比意外和震惊的消息！注视着电脑上敬宜先生的照片，我的心中涌起深深的哀思，不禁回忆起自己与敬宜老师不多的、但使我终生难忘的若干次交往。 1993年8月，我的户口即将进入北京，打算联系工作，经时任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北京首席记者王捷南兄的引荐，认识了范敬宜老师。当时，敬宜老师还在经济日报社担任总编辑。之前捷南兄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敬宜老师未做丝毫推诿，慨然表示，让我直接与他联系。于是，按照电话联系后约定的时间，我到了当时还在王府井的经济日报社。 尽管捷南兄跟我讲过，说范敬宜没有架子，对年轻人非常好，但是，见到我由衷景仰、地位又如此高的新闻界前辈大家，我不禁还是有些紧张，而敬宜老师亲切和蔼的态度，让我很快轻松了。 对我这样一个籍籍无名的求职者，敬宜老师一点没有居高临下，却是很耐心、很和气地听我讲述了自己的情况，留下了我的材料。 临告别时，敬宜老师表示，他会仔细看的。这种例行的见面，其实见了、讲完事情，也就算完毕了，但是，他却丝毫没有那种公事公办的姿态，讲完求职的事情后，他又询问我最近在做什么，看什么书，当我提起自己有几篇打算撰写的政论文章时，他马上流露出兴趣，逐篇询问了主题和内容，当即表示，你可以写出来给我们报纸。 他说得那么自然，毫无半点做作。对于我这样一个年轻晚辈、一个陌生求职者，居然向我约稿，除了让我有一种受宠若惊之感，同时还让我深深领略到他身上高贵的大家风范，这是一种内在的新闻职业精神的自然体现。 隔了没多久，我给敬宜老师打电话，想询问工作的事情有没有可能，他表示，对我的情况还比较满意，已经跟报社主管人事的负责人讲过，打算接纳我到经济日报，具体操作，还需要履行一些程序，会安排干部部门与我联系。 这是我第一次与地位如此高的师长辈打交道，竟然这么顺利，真让我无比感动！特别是在与敬宜老师交谈时，他的亲切平易、诚恳和善、宽厚睿智，确令人有如沐春风之感，从那之后，在我与他不多的联系时，都发自内心地称呼他“敬宜老师”。 不料，工作的事情尚未开始启动，突然听说，敬宜老师调到人民日报社任总编辑了。这于他当然是好事，说明他得到了中央领导层的信任和重用，但是，对于我自己谋职来说，又是一个让我感到很沮丧懊丧的消息。他履新前后有那么多事情，像我这样一个萍水相逢的年轻人的一点琐事，当然就此作罢了。 然而，我心头毕竟还是有些不甘，于是在一个周日（那时还没有双休日）冒昧打了他家里的电话，因为此时他在人民日报的电话号码我并不知道，而且，他已经擢升为正部级干部了，办公号码也是不容易打听到的。 没有想到，敬宜老师主动告诉我，让我与接任他的经济日报总编辑联系，说已经将我的情况向新任总编辑做了介绍，说像我这种情况（当然是褒掖）报社还是需要的。当我向他索讨新的办公室电话号码时，他未作丝毫为难就告诉了我。 调动一事，后来继续在运作，不过，因为某些主客观原因，最终我选择去了另外一家新闻单位。但自始至终，敬宜老师待我的诚恳友善提携，令我终生难以忘怀。 我到另外一家新闻单位上班后，去人民日报社看望了敬宜老师两次，每次都是直接给他打电话联系，他都爽快地在电话上约定好时间，去到以后，都非常耐心地问询我的情况。 记得大约在1994年10月，我给他打电话，跟他说，1994年11月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整整100周年。我觉得，人民日报应该安排文章纪念这个事件，他马上说，那你来写吧，写了给我，我们发！ 我当时确实在着手赶写一篇这个主题的文章，但那是为了给自己正在负责编辑的报纸专刊写的，加上觉得自己学养学识都很浅陋，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这么一篇东西，自己也不太够格。结果就吞吞吐吐，没敢应承，文章后来就在我自己供职的报纸上发了。但这篇文章确实是那一年国内大报就“振兴中华”提出100周年所发的唯一一篇纪念文章。 知道敬宜老师是书法大家，我曾向他提出，请他给我题写两幅字，他也爽快地应允了，让我选定内容后给他写封信，他再给我写。于是就选了两个内容，一个是“见贤思齐”，另一个是他的先祖范文正先生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很快，敬宜老师就写好了，通过交换途径寄给了我，范文正先生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幅，还盖了“文正公二十八世孙”的印章。第一次写了后，因其中有一幅有些瑕疵，与他通电话时，我硬着头皮说了，敬宜老师表示，那我再重写一次！ 于是，第二次又写了这两个内容，这次写好之后，是我在一个周末去他家取的。那天在他家里，没有电话，也没有人打扰，就我们两人，他看来很有兴致，跟我就搞新闻工作要提高自己的学养讲了许多，还带我在他的书房里欣赏了他的绘画作品，让我受益良深。 后来，我断断续续地与敬宜老师还有过一些联系和交往，但是，由于觉得他实在太忙了，就渐渐地没有再怎么敢打扰他。 敬宜老师从人民日报卸任以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任职，又出任清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着力培育新闻人才，种种情况，我都有所关注，也曾经暗自动过报考他的博士生的念头，但终因自己做事有许多惰性而作罢。再后来，我因工作变动离开了新闻界，成了一个“吃机关饭”的俗人，觉得见到他也许都难以说出什么让他感兴趣的话题，最终未再联系。 万万没有想到，尊敬的、给予过我如此恩惠的敬宜老师，突然仙逝了！真是悔之晚矣！ 此时此刻，万籁俱寂，那些多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敬宜老师温蔼的笑容，他的儒雅气度，他不缓不急的语速，都那么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回忆这些与敬宜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我深知，其实完全不是由于我有什么过人的才具令他格外青睐，他只是出于关心爱护提携年轻后学的本性天性，自然而然这么去做的。 我相信，世上像我这样受过他恩惠的后辈，一定还有许多许多……我庆幸，在自己庸碌的人生中，能够有机缘得以接近和领略这样的文化大家。 我垂下头，默默祭悼敬宜老师，遥祝他仁厚、高洁的灵魂在天国安息。 补充几句： 昨晚快12点时，看到敬宜老师辞世的消息，在网上浏览了一些有关他在世时参加活动的内容后，动手撰写这篇文字，直到今天凌晨写完，将它贴在自己荒芜许久的新浪园地上。 不意今天上午10点多，打开网络后，发现此博文被新浪推到博客首页了！我真诚地感谢新浪，同时也觉得非常惭愧，因为，写怀念敬宜老师的文章，我其实是远不够资格的。他有那么多故旧、私友、同事以及真正的门生，恐怕轮不到我这个仅仅只是萍水之交的人来撰写回忆文章。 我相信，很快会有更多真正熟悉了解敬宜老师的人，写出比拙文强得多的文字。 （2010年11月14日，16:15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