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讲的这件金文代表作，同样有着动人心弦的故事。

不过在说故事之前，我们先来揭晓它的名字。

它叫大盂（yú，看清楚是盂不是孟）鼎，

是西周第3个帝王康王当政时造的，属于西周早期青铜器，因作器者是大臣名盂者而得名。

为啥不就叫盂鼎呢？

因为还有个小盂鼎，在民国战乱时期散失，迄今不知下落。

至于等盂鼎中盂鼎之类的……纯属开玩笑。

大盂鼎同样是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它出土后的经历也是曲折离奇，足够写成40集的电视剧还不带灌水的，

为啥比毛公鼎少10集？

主要是少了很多戏剧冲突，一笑大概说下你就明白了：

吴湖帆题《大盂鼎未剔本》并朱梅邨绘大盂鼎全形 

大盂鼎出土后就被卖到了文物市场，被当地首富宋金鉴买下。

岐山县令周庚盛得知后，亲自动手巧取豪夺，后又被辗转卖至北京琉璃厂。

1850年，宋金鉴进京科考得中，又访得大盂鼎下落，遂以3000两白银购回此鼎。

如今宋家手里有钱、朝中有人，似乎再也不虞宝物被夺了。

可惜花无百日红，宋金鉴过世后，宋家败落，宋氏后人允寿将大盂鼎作价700两白银，“转让”给了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僚属袁保恒。

袁保恒为了讨好上司，转手便把宝鼎献给了左宗棠。

后来左宗棠被人中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才得以幸免。

左宗棠为报恩，就将大盂鼎赠与潘祖荫。

潘祖荫是金石收藏大家，得此大礼，喜不自胜，时时赏玩。

他很快弄清了大盂鼎腹内铭文的内容，并将这件宝鼎定名为大盂鼎，还请名家刻了一方“伯寅宝藏第一”的巨印。

 潘祖荫画像

潘祖荫死后，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运回苏州老家，作为传家之宝，从不轻易示人。

日军侵华期间，也曾垂涎这个宝物。

潘家后人将大盂鼎深埋地下，然后举家迁往上海避乱。

日军几次搜查潘宅均一无所获，见潘家人也不在，只得空手而归。

解放后，潘家人受新中国新气象的感召，全家商议后，由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7月6日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将大盂鼎以及另一重宝大克鼎捐献给国家_——“海内三宝”*，潘家人捐出其二。

（*海内三宝：大盂鼎、毛公鼎、大克鼎。）

信中说：“近悉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正积极筹备大规模之博物馆，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发扬新爱国主义教育，惟是上海为华东重要地区，全国人民往来辐辏，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转交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藉以彰先人津逮来学之初衷。”

其实，捐鼎时，潘家经济已不宽裕。

对着人民政府奖励的2000万元奖金，潘达于却没有收下，而是把这笔钱捐给了抗美援朝，只留下文化部特颁褒奖状，在自己的卧室里挂了50年。

1952年，大盂鼎依照潘家人的心愿，藏入新落成的上海博物馆。

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开馆，上博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从此，大盂鼎就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落户了。

在捐出盂、克二鼎后的几年里，潘达于又数次捐出了家族中收藏的所有珍贵文物。而她自己，则走进了里弄生产组，当了一名普通劳动者。

 潘达于

潘达于老人和捐赠的大盂鼎（左）和大克鼎（右） 

易烊千玺在《国家宝藏》上成为大克鼎的守护人 

讲到这里一笑要唠叨几句：

老人的义举在今天某些人看来是傻。

可不止潘家，当年还有很多人都把私藏的文物交给了国家。

作为从战乱年代挣扎过来的人来说，新中国的成立真的无异于一个天翻地覆般的改变。他们比我们更懂得“有国才有家”的道理。

我们应该对这种舍己为国的精神保持敬意——正因为有了潘达于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在博物馆里看到如此多的文物。

受人恩泽，勿以私心度之。哪怕我们理解不了、自己做不到，也不要去质疑人家的用心。不然，我们就和那些跌倒了反而污蔑帮扶自己的人一样了。

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

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整个造型雄伟凝重。

鼎内有铭文19行，共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对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

大盂鼎铭文是西周前期金文的代表作。

如“王”、“正”、“土”等字中有许多团块，象形意味仍较浓。而“有”、“厥”、“又”等字又波磔分明，体现了用笔的提、按痕迹。

整篇字体端庄美观，布局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

方者凝重，圆者遒劲，雄壮而不失秀美。

字随大小变化纵横交错，相互揖让俯仰，再加上不时伴有装饰的“肥笔”加以点缀，既井然有序，又参差错落，宛如贵族少女，典雅中透出活泼。这在金文中实属少见。

大盂鼎铭文拓本 

（未完待续。金文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再聊聊大篆。点关注可以看过往文章以及及时收到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