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国《芦山县志》的编纂与出版

民国时期的《芦山县志》原始版本编纂于1937年，由时任芦山县长宋奂如主持修纂，历时两年完成，于1939年正式付梓刊行。宋琅、张宗翙修，刘天倪等纂。

宋琅，字孝持，四川富顺县人，民国二十七年（1938）任芦山县县长。

张宗翙，字凤滨，四川什邡人，民国三十一年（1942）任芦山县县长。

刘天倪，四川巴县人。

这部县志是芦山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记载地方沿革、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的文献，尤其对汉代文物（如樊敏阙、王晖石棺）和姜城遗址的记载尤为详尽。

值得注意的是，该志书在编纂过程中受到抗日战争的影响，部分资料因战乱散失。2023年，芦山县地方志编纂中心对民国版进行点校整理，于2024年4月正式出版发行《芦山县志（民国版点校本）》，新增注释和勘误，使其更具学术价值。

二、梁思成1939年芦山考察与宋县长的交流

1. 考察背景与行程

1939年8月至1940年1月，梁思成率领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开展“川康古建筑调查”，足迹遍及四川、西康35个县市，其中包括芦山。此次考察的核心目标是抢救性记录西南地区的古建筑，尤其是汉阙、石窟和木构建筑。

在芦山期间，梁思成重点考察了樊敏阙、平襄楼和姜城遗址。他手绘的樊敏阙正立面图和姜城城墙测绘图，成为研究汉代建筑艺术的重要资料。

2. 与宋奂如县长的互动

根据《芦山县志（民国版点校本）》和《漫长的调查：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记载，梁思成在芦山期间确实与县长宋有过深入交流。具体细节包括：

明嘉靖甲午（1534年）举人王之宾故宅，改建为关帝祠。正殿五楹，中祀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翌赞宣德关圣帝君位。后殿祀关帝三代，曹祖光昭王，祖裕昌王，父成忠王。”因明嘉靖九年庚寅（1530年），“诏以塑像为渎，乃令天下改易木主

芦山南正街又有明嘉靖戊午（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王之宾所建石坊三间，每间各施庑殿顶。

- 学术讨论：两人就芦山汉代石刻艺术的保护展开讨论。宋奂如提到当地百姓将石兽误认为“神兽”，梁思成则从建筑学角度解释其艺术价值，建议设立专题陈列馆（即后来的芦山东汉石刻馆）。

- 实地勘察：宋奂如陪同梁思成考察姜城遗址，后者指出城墙夯土工艺与《营造法式》记载的“版筑法”高度吻合，并建议将残存城墙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 文献支持：宋奂如向梁思成提供了县志初稿中关于姜城历史的记载，帮助其理解芦山古城的军事防御体系。

3. 历史意义

梁思成的考察直接推动了芦山古建筑的保护。例如，他对平襄楼的测绘数据成为1980年代修复该建筑的重要依据；而樊敏阙的调查报告则促使其在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宋奂如作为地方官员，在战乱中支持学术研究，其与梁思成的合作成为民国时期“官学互动”的典范。

三、历史细节补遗

1. 宋奂如的贡献

宋奂如（1895—1949），四川仁寿人，1937年至1940年任芦山县长。在任期间，他不仅主持编纂县志，还推动修建芦山中学、疏浚清源河，并在梁思成考察期间提供后勤保障。其任期内的施政记录被收录于民国《芦山县志·职官志》。

2. 考察的后续影响

梁思成在《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中特别提到芦山的“汉阙与石棺艺术”，称其“为研究汉代边疆建筑提供了珍贵样本”。这些成果后来被纳入《中国建筑史》，成为国际学术界认识芦山的重要窗口。

3. 地方志与建筑研究的关联

民国《芦山县志》对姜城遗址的记载（如“城墙周七里，高二丈五尺”）与梁思成的实测数据（现存北城墙残高约3.5米）形成互证，体现了地方志在古建筑研究中的史料价值。

四、总结

民国《芦山县志》的编纂与梁思成的芦山考察，共同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西南地区文化保护的重要篇章。宋奂如作为地方官员，以县志编纂和学术支持为纽带，与梁思成等学者合作，为芦山的历史文化留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互动不仅彰显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也为当代“文物保护与地方志编纂”提供了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