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李大钊为何被施绞刑长达40分钟？24年后4凶手落网爆出真相

世人皆知李大钊先生是我党早期重要领袖，却不知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竟遭受了长达40分钟的非人折磨。1927年4月的那个午后，在北京功德林监狱的刑场上，刽子手们对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实施了令人发指的＂三松三紧＂酷刑。这究竟是谁下达的命令？谁又是那些残害李大钊的刽子手？

24年后的1951年，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在北京城内被捕，他就是当年参与杀害李大钊的重要凶手之一。这个人的落网，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那么，这些凶手们在24年里都经历了什么？他们又是如何一个接一个落入法网的？

一、李大钊被捕前的隐秘往事

1927年初的北京，寒风凛冽。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区内，一间不起眼的小屋成了革命者们的秘密联络点。这里，就是李大钊和同志们最后的活动据点。

当时的北京城内，张作霖的特务遍布各处。为了躲避追捕，李大钊每天都要换不同的住处。有时在使馆区内的阁楼上，有时在后院的偏房里，甚至连车夫的休息室也曾是他的临时栖身之所。

那时的东交民巷，表面上是各国使馆林立的外交区，实则暗流涌动。张作霖的特务们日夜盯梢，四处打探革命者的行踪。他们在街边小店里安插眼线，在茶馆里收买线人，甚至在使馆区周围的街道上都布满了暗哨。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李大钊依然坚持开展革命工作。他和同志们往往趁着夜色交换情报，有时还要冒着危险接应外地来的同志。当时，他们采用了一套独特的联络暗号：每天傍晚，使馆区的后门口会出现一个卖油条的小贩，革命者们就靠着买油条的不同数量来传递信息。

不料，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叫李渤海的交通员露出了破绽。这个曾经被李大钊深深信任的同志，在张作霖特务的严刑拷打下，道出了革命者们的秘密。

据后来的供词记载，李渤海不仅交代了李大钊的具体藏身之处，还透露了革命者们的联络方式。他告诉特务，每到夜里十点，使馆区西侧的一盏煤油灯若是亮着，就说明有重要的革命活动在进行。

张作霖得到这个情报后，立即布置了一个周密的抓捕计划。他派出了精干的特务，分成几个小组，昼夜监视着使馆区的一举一动。特务们化装成清洁工、小贩、车夫，在使馆区周围形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

4月6日清晨，天还没亮，张作霖就调集了大批军警，将东交民巷团团包围。特务们分别从使馆区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发起突袭。当时的情形十分混乱，有的革命者还在熟睡，有的正准备转移，而李大钊正在整理重要的文件。

这次突袭行动来得太突然，以至于使馆区内的革命者们来不及销毁重要文件，也无法及时转移。最终，李大钊和其他数十名革命者被捕。在搜查中，特务们还发现了大量的革命文献和通信材料。

就这样，因为一个同志的背叛，一场精心策划的围捕行动，彻底切断了革命者们在北京城内的重要据点。这个隐藏在东交民巷的革命火种，暂时熄灭了。但谁也没想到，这次抓捕行动竟成为了日后追查凶手的重要线索。

二、四大凶手其人其事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可谓是北京城里的一号人物。他身着笔挺的西装，脚踩锃亮的皮鞋，常在东长安街上耀武扬威。每到下午三点，他都会准时出现在警察厅的大门口，用手杖点着地面训斥下属。

陈兴亚虽在警察厅任职，实则是张作霖的心腹。每逢重大案件，他都亲自出马，为张作霖效力。1927年春天，他特意从上海购置了一批先进的通讯设备，就是为了加强对革命者的监视。

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则是个表里不一的人物。在同事眼中，他是个不起眼的小官，每天穿着灰色长衫，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上下班。可谁知道，他暗地里却掌管着北京最庞大的特务网络。

吴郁文在任职期间，发明了一套独特的暗号联络方式。他让手下的特务装扮成小商贩，挑着不同的货物在街上叫卖。卖糖葫芦的负责监视大学区，卖煎饼的专盯工人聚集区，而卖布的则负责监视使馆区。

副处长雷恒成是个善于伪装的能手。他每天变换不同的装扮，有时是富商，有时是乞丐，甚至装扮成和尚混进寺庙。正是他，最先发现了李大钊在东交民巷活动的线索。

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雷恒成装扮成算命先生，蹲在使馆区附近的街角。他注意到一个送报纸的小伙子进出使馆区的次数格外频繁。经过一番跟踪，他锁定了革命者的部分联络路线。

最后一位凶手是司法处处长蒲志中，此人最擅长的就是刑讯逼供。他在功德林监狱专门设立了一间审讯室，里面摆满了各种刑具。每次提审重要犯人，他都会亲自上阵。

这四个人分工明确：陈兴亚负责统筹全局，吴郁文掌管情报网络，雷恒成专门负责跟踪侦查，而蒲志中则主管审讯。他们打造了一个严密的包围圈，就等着将李大钊一网打尽。

在抓捕行动中，他们各司其职。陈兴亚带队封锁了使馆区外围，吴郁文指挥特务突入院内，雷恒成负责搜查房屋，而蒲志中则在现场收集证据。整个行动如同一台精密的机器，每个零件都配合得天衣无缝。

据当时在场的一位老工人回忆，那天早上，他亲眼看见吴郁文手持手枪，带着一队特务冲进了李大钊藏身的房间。而雷恒成则在屋外大声呼喊，指挥特务封锁所有逃生通道。就连平日低调的蒲志中，也一改常态，在现场大声发号施令。

抓捕行动结束后，这四个人还联名向张作霖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事无巨细地记录下了整个抓捕过程。这份报告后来成为了他们最有力的罪证。从报告中的细节描写可以看出，他们对这次＂功劳＂无比得意，却不知道这份报告会在24年后成为他们的催命符。

三、革命先驱最后的40分钟

1927年4月28日的北京城，天气异常闷热。功德林监狱的刑场上，早已架设好了一座崭新的绞刑架。这座刑架比普通的要高出半米，是张作霖特意为李大钊准备的。

上午十一点，狱卒来到李大钊的牢房，准备押他去刑场。李大钊提出要写下遗言，却遭到了拒绝。狱卒只扔给他一件洗得发白的囚衣，要他换上。

当时在场的一位老典狱长后来回忆说，李大钊走出牢房时，整理了一下囚衣的领子。他走得很慢，但步伐坚定，仿佛是在散步一般。路过监狱的院子时，他还抬头看了看天空。

下午一点整，行刑开始。刽子手们按照事先设计好的计划，要对李大钊实施＂三松三紧＂的酷刑。这种酷刑的残忍之处在于，不是一次性结束犯人的生命，而是反复折磨，让犯人在生死之间挣扎。

第一次拉起绳索时，李大钊的身体悬空而起。绳索越收越紧，直到他的呼吸变得极其困难。就在他即将窒息的时候，刽子手突然松开绳索，让他跌落在地。有人往他脸上泼了一盆冷水，把他从昏迷中唤醒。

待他刚缓过气来，第二次折磨又开始了。这一次，刽子手把绳索拉得更高，让他的脚尖刚好能碰到地面，造成更大的痛苦。绳索的收紧和松开的时间也更长了。

看守刑场的一位老兵后来透露，在第二次折磨结束后，有人专门检查了李大钊的脉搏，确保他还活着，这样才能继续第三次折磨。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刽子手们不再留有余地。绳索被拉到最高处，李大钊的身体完全悬空。这一次，直到确认他彻底断气，才算结束这场长达40分钟的酷刑。

整个行刑过程中，负责监督的军官手里拿着一块怀表，一直在计时。他要确保每一次＂松＂和＂紧＂的时间都控制得恰到好处，既要让犯人感受到极限的痛苦，又不能过早结束他的生命。

据当时在场的狱卒回忆，李大钊从始至终都没有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即使在最后一刻，他的目光依然坚定地望着前方。他的这种从容态度，让在场的刽子手们都感到不安。

行刑结束后，张作霖特意派人来查看。当看到行刑记录上的时间长达40分钟时，他当场表扬了刽子手们的＂尽职尽责＂。这份行刑记录后来被保存在功德林监狱的档案室里，成为了日后追查凶手的重要证据。

事后，有人问起为什么要用这种格外残酷的方式处决李大钊。张作霖的一个亲信说，这是张作霖特意安排的，目的就是要让其他革命者知道他的手段。这种残忍的处决方式，在当时的北京城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四、24年后的追凶行动

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的第三天，一支公安干警小组走进了功德林监狱。在监狱的档案室里，他们发现了一个尘封已久的铁皮箱子。打开箱子后，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摞旧档案，其中就包含了当年处决李大钊的详细记录。

在这些泛黄的纸张中，一份盖有张作霖印章的表彰文书格外引人注目。文书上不仅记录了四名凶手的姓名，还详细描述了他们在抓捕和处决李大钊过程中的＂功劳＂。

公安部随即成立了专案组，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追捕行动。专案组的第一个突破口来自一个意外的线索。1951年初，在审问一名旧时期的特务时，他提到了当年的侦缉处处长吴郁文。

这个特务说，吴郁文在北平解放前就已经改名换姓，化名吴博哉。他选择了一个极其普通的胡同小院藏身，平日里深居简出，就连院子里的杂草都不敢清理，生怕引起邻居的注意。

专案组根据这条线索，在北京城内展开了地毯式搜索。他们走访了数百户居民，查阅了大量户籍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个叫＂鼓楼后街＂的小胡同里发现了可疑人物。

这个院子里住着一个瘦弱的老人，每天过着早出晚归的生活。邻居们说，这个老人总是独来独往，从不与人交谈。更可疑的是，每到阴雨天，他就会把自己关在屋里，用厚布帘子遮住窗户。

专案组经过细致观察和调查，确认这个老人就是化名后的吴郁文。1951年6月20日，专案组采取行动，将他抓获。当警察推开他的房门时，只见屋内陈设简陋，墙角堆放着几个破旧的木箱。

在审讯中，吴郁文交代，这些年来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他把自己最后一张和张作霖的合影烧掉了，还把当年的警服埋在了院子里。但他始终保留着一份文件，那就是当年处决李大钊时的执行记录。

吴郁文的落网，打开了追查其他凶手的突破口。他提供的证词揭示了其他三名凶手的下落：副处长雷恒成在上海一带的寺庙里当算命先生，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在租界过着优渥生活，而司法处处长蒲志中则在天津以中医为业。

专案组根据这些线索，迅速制定了抓捕计划。他们派出多路人马，分赴各地展开行动。这场延续了24年之久的追凶行动，终于进入了最后的收网阶段。

在审讯室里，专案人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这四个凶手虽然分散各地，但都选择了最不起眼的职业作为掩护。他们或装泥匠，或做算命，或开药铺，试图在人群中隐匿自己的身份。然而，24年的时光并没有让他们逃脱法律的制裁。

五、正义的审判

四名凶手的命运，最终在审判席上得到了了结。首先被捕的吴郁文，在拘留所里表现出了与当年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不仅详细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还主动提供了其他凶手的下落。

公安干警发现吴郁文身患重病，立即安排他到医院就医。在住院期间，专案组的同志轮流值守，既要防止他逃跑，又要确保他得到妥善治疗。这种人道主义的做法，让吴郁文深受触动。

就在医院里，吴郁文道出了一个重要线索：雷恒成在上海的一座寺庙里当算命先生，他每天都戴着一块金表，还特意镶了一口金牙，这些都是用当年张作霖的赏金买的。

专案组立即联系上海公安局，很快在一座偏僻的寺庙里找到了雷恒成。此时的雷恒成已经完全改头换面，剃了个光头，还穿上了袈裟。但是他腕上的金表和嘴里的金牙，还是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

在提审过程中，雷恒成拒不认罪，还声称自己已经皈依佛门，希望得到宽恕。但是当专案组拿出当年的表彰文书时，他终于说出了实情。法庭考虑到他的罪行累累，加上态度恶劣，最终判处他死刑。

第三个落网的是司法处处长蒲志中。他得知吴郁文和雷恒成相继落网后，主动到公安局自首。他不仅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还提供了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在上海的具体住处。

考虑到蒲志中的自首表现，以及他在当年行动中的参与程度相对较轻，法庭对他从轻处理，进行了批评教育后将他释放。但是他主动提供的线索，为抓捕最后一名凶手提供了重要帮助。

最后一个被抓获的是陈兴亚。当年耀武扬威的警察厅总监，此时正在上海的租界里过着奢靡生活。他买下了一栋洋房，还养了两个仆人。据说他每天早上都要喝一杯上好的英国红茶，这些都是用当年的赃款换来的。

专案组在上海警方的配合下，选择在一个雨天的早晨突击搜查了陈兴亚的住所。当时的陈兴亚正在享用他的英国红茶，见到警察后立即想要销毁证据，但为时已晚。

在他的书房里，警察发现了一个保险柜，里面装着当年张作霖颁发的委任状和奖章。这些物证，成为了指控他的铁证。法庭最终判处他无期徒刑，1959年，他在监狱中病死。

当初出卖李大钊的李渤海也没能逃脱法网。他在解放前后辗转多地，最终还是被抓获。法庭考虑到他的叛变行为直接导致了李大钊的牺牲，判处他无期徒刑。1961年8月，他在狱中离世。

就这样，在人民政府的不懈努力下，当年残害李大钊的凶手们一个接一个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场延续了24年的追凶行动，最终以正义的审判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