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34年秋，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不得不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转移中，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插曲：广东军阀陈济棠暗中为红军让路。表面上，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围堵红军，实则暗中与红军谈判，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这一决策背后，究竟是陈济棠对红军的同情之心，还是为了对抗蒋介石、保全自身实力的权宜之计？让我们透过历史的尘埃，一探这位军阀在国共力量之间的微妙博弈。

大纲：

一、时代背景与陈济棠其人

1930年代军阀割据形势

陈济棠在广东的统治地位

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

二、陈济棠让路的具体过程

与红军秘密谈判的始末

双方达成的五项协议内容

表面设防实则放行的策略

三、让路背后的真实动机

避免与红军两败俱伤

防范蒋介石趁机吞并广东

军阀自保的政治考量

四、事件的后续发展

蒋介石的震怒与威胁

陈济棠的应对之策

此事件对各方的影响

陈济棠给红军让路原因分析：真想帮助红军，还是担心蒋介石？

1934年秋，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不得不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转移中，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插曲：广东军阀陈济棠暗中为红军让路。表面上，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围堵红军，实则暗中与红军谈判，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这一决策背后，究竟是陈济棠对红军的同情之心，还是为了对抗蒋介石、保全自身实力的权宜之计？让我们透过历史的尘埃，一探这位军阀在国共力量之间的微妙博弈。

军阀割据 权力争锋

民国时期的中国，表面上是一个统一的政权，实则四分五裂。蒋介石虽在1927年北伐成功后掌握了中央政权，但他的实际统治范围仅限于以南京为中心的长江流域。

在全国范围内，各路军阀割据一方，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服从＂不过是表面文章。这些军阀中，陈济棠控制着富庶的广东地区，与邻近的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形成了＂两广势力＂。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联手对抗蒋介石。这场大战虽以蒋介石胜利告终，却并未真正解决军阀割据的局面。次年，广东、广西联合成立新政权，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这个时期的陈济棠，已经发展成为南方最有实力的军阀之一。他不仅掌控着广东全境，还拥有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在1931年的＂宁粤分裂＂事件中，陈济棠更是参与了弹劾蒋介石的行动。

军阀们都很清楚，红军的存在是他们得以维持割据局面的重要因素。正如白崇禧所说：＂有匪有我，无匪无我。＂他们深知，只要红军存在一天，蒋介石就无暇腾出手来对付他们。

蒋介石也深谙此理。在他发动的历次＂围剿＂中，消灭红军从来都不是唯一目标。以第三次＂围剿＂为例，蒋介石的作战计划中就明确写着要在剿匪后直取广东。

对于这种局势，各地军阀纷纷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他们表面上响应中央的＂剿匪＂号召，实则暗中保存实力。陈济棠更是在这场博弈中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

在这个军阀混战的年代里，陈济棠成功地在夹缝中生存。他一面要防备蒋介石的吞并，一面又要应对红军的威胁。这种处境，造就了他后来在红军长征路上那个极具戏剧性的决定。

红军巧渡岭南陈军隐退让道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开始了战略转移。这支队伍携带着中共中央的全部领导人和主力部队，从江西瑞金出发，目标直指湘南、黔北。

国民党在得知红军动向后，立即调集重兵布防。蒋介石下令广东军阀陈济棠在粤北设防，堵截可能南下的红军部队。

陈济棠接到命令后，表面上积极响应，调集大军在韶关、曲江一带布防。但他的部队始终保持着相对较远的距离，既不与红军正面接触，也不主动发起进攻。

红军在向西行军途中，意外发现陈济棠部队的这一异常举动。通过侦察发现，陈军虽然在重要关隘都部署了兵力，但防守松懈，部队调动也显得软弱无力。

中共中央随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战机。红军派出代表，秘密与陈济棠部下进行接触。谈判的结果是，双方达成了一个默契：只要红军不攻打广东，陈军就在红军经过时主动撤退。

这个默契很快得到了验证。当红军主力抵达粤北地区时，驻守在那里的陈济棠部队果然按照约定，主动后撤，给红军让出了一条通道。

红军借此机会，顺利通过了粤北地区。这段路程虽然不长，但对于正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红军来说，意义重大。要知道，如果陈济棠真的死守粤北，红军就不得不与之展开激战，势必会造成重大伤亡。

这次默契的背后，折射出了军阀与中央政府之间复杂的关系。陈济棠此举表面上是违抗了蒋介石的命令，实则是在维护自身利益。他深知，一旦与红军激战，不仅会损耗自己的军事力量，还可能引来蒋介石的借机吞并。

陈济棠的这个决定，在当时的军阀中并非孤例。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也都采取过类似的战术，他们或明或暗地与红军达成某种程度的默契，以换取各自的利益。

这种默契的达成，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中国政局的分裂状态。名义上统一的国民政府，实际上并不能完全掌控地方军阀。军阀们在行动上往往以自身利益为重，而不是真正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

红军通过粤北后，陈济棠向南京政府报告称，因红军行动迅速，部队未能及时阻截。这个托词虽然牵强，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蒋介石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段历史充分说明，在军阀割据时期，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着既合作又对抗的复杂关系。陈济棠为红军让路这一举动，正是这种复杂关系的典型体现。

蒋桂战争埋祸根势同水火

1929年的广东，陈济棠刚刚坐稳军阀宝座。这一年发生的蒋桂战争，成为他与蒋介石势同水火的导火索。

蒋介石在北伐成功后，开始着手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势力。他的目标直指当时势力最大的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

广西集团在战争初期节节败退，被迫向广东方向转移。陈济棠此时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接纳广西军队入粤，并为其提供军火补给。

这个决定立即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在他看来，陈济棠此举无异于公然站队广西，挑战中央权威。

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并未能彻底消灭广西军阀势力。更重要的是，他与陈济棠之间的裂痕就此形成。

陈济棠深知蒋介石不会轻易放过自己。1930年，他开始强化广东的军事防御，在粤北地区修建了大量军事工事。

与此同时，陈济棠还积极发展广东的军事工业。他在韶关、曲江等地建立了军工厂，为部队提供武器弹药。

这些军事准备工作表明，陈济棠已经在为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准备。事实证明，他的担忧并非多余。

1931年，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对广东用兵。这一消息传到广州后，陈济棠立即与广西方面结成同盟。

两广联军的兵力达到了二十余万，这支力量足以与中央军分庭抗礼。蒋介石见状，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对广东的军事行动。

但双方的对抗并未就此结束。蒋介石转而采取经济封锁的手段，限制广东的对外贸易。

陈济棠针锋相对，在广东推行关税自主，设立独立的货币制度。这些举措使广东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

到1934年红军长征前夕，陈济棠与蒋介石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极点。双方虽然没有公开翻脸，但暗地里的较量从未停止。

在这种背景下，陈济棠为红军让路的决定就不难理解了。他宁愿看着红军安全通过，也不愿意听从蒋介石的命令与红军死战。

这种态度的背后，是陈济棠对蒋介石的深深戒备。自蒋桂战争以来的种种经历，让他深知与中央政府保持距离的重要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蒋桂战争是陈济棠与蒋介石关系破裂的转折点。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两人的政治关系，也影响了此后中国政局的走向。

这段历史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军阀割据时期政治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表面上的统一之下，暗藏着各方势力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虎相争命运难测终落幕

1936年，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这一年的6月，陈济棠联合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了反蒋运动。

反蒋运动开始时声势浩大，两广军队共同发表宣言，痛斥蒋介石独裁专制。全国各地不少反蒋势力纷纷响应，一时间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倒蒋＂局面。

然而蒋介石这次早有准备，他立即调集精锐部队，分三路向广东进军。中央军的战斗力远超两广联军的预期。

更致命的是，蒋介石通过政治手段分化了两广联军的统一战线。他暗中与广西方面谈判，许以重利，成功瓦解了两广联盟。

战事发展到7月下旬，形势已经完全对陈济棠不利。广西军队在关键时刻撤出战场，使得陈济棠腹背受敌。

此时的陈济棠，发现自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他的军队在与中央军的交战中节节败退，兵力损失惨重。

就在广东军民准备死守广州时，陈济棠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选择了主动辞去一切职务，离开广东赴欧洲避难。

这个决定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当时的陈济棠还有近十万军队，完全可以凭借广东的地理优势与中央军周旋。

陈济棠的突然离去，使得广东军政系统陷入混乱。中央军趁机长驱直入，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广州。

至此，盘踞广东十余年的陈济棠势力轰然倒塌。这位曾经的粤军霸主，就这样黯然离开了他经营多年的地盘。

陈济棠远走他乡后，蒋介石立即着手改组广东军政系统。他派系中人接管了广东的军政大权，彻底肃清了陈系势力。

而远在欧洲的陈济棠，则过起了平静的侨居生活。他在香港、越南等地辗转多年，直到1954年在越南西贡去世。

回顾陈济棠的一生，他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扮演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角色。他既不是最强大的军阀，也不是最有野心的枭雄。

但他的政治智慧让他在夹缝中生存了很长时间。从默许红军过境到最后知难而退，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显示出了其政治家的智慧。

陈济棠的结局，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地方军阀的历史宿命。在国家走向统一的大趋势下，地方割据势力终将成为历史的过客。

这段历史给后人最大的启示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政治人物的选择往往会影响其最终命运。陈济棠的故事，正是这一规律的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