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月29日,清华大学女生朱令住院,她的舅妈受托到清华大学为朱令收拾私人物品。当舅妈推开女生宿舍大门时,里面空无一人,当她走到朱令的床位和物品柜子时,突然感到一阵心紧。
朱令的柜子门大开,里面一片凌乱,空出了一大块地方。要知道就在昨天,朱令家人当面向清华大学提出申请:“朱令病情不排除人为投毒,所以希望立即迁出朱令同宿舍的同学以保护现场,查封朱令在学校的物品,进一步化验。”
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得知后回复:“清华大学乃高等学府,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恶劣事件,一定是你搞错了。你们不要胡乱猜忌,好好配合医院治病。”
现在证明了这不是朱令家人的臆想。朱令的舅妈清点后发现,朱令的乐器、随身听等贵重物品没有丢失,偏偏是那些生活用品,诸如隐形眼镜小盒、口红、洗发液、浴液和水杯全部失窃。
难道这些物品中都被人全部投毒了?凶手怎么这么狠啊,想到这里,朱令的舅妈不寒而栗,当即泣不成声。
这就是1995年的清华大学化学系女生朱令铊中毒事件。
时至今日,朱令案中的这起“失窃案”依旧被认为太过蹊跷。不仅如此,本案的调查前后数度被叫暂停,受害人家属数次要求公开案件卷宗的要求也被警方拒绝,甚至是受害人的律师想看卷宗都不行。
要知道依据相关规定,受害人虽然不能查阅卷宗,但委托的律师是可以的,然而这一次却被禁止了,且没有给出任何理由。
本案因此也引得大量讨论和关注,主持人孟非对此案表示:“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香港《南华早报》更是将此案提升到各方势力的角力……
朱令原本是有机会解毒,有机会有尊严活下去的。
1995年2月20日,寒假结束,朱令返校。仅一周后,她开始感觉双腿、腰部剧烈疼痛且伴随眩晕,接着头发开始脱落,并在几天内掉光,最后眼睛突发两次暂时性失明以及数日的视力模糊。
朱令父母赶紧将她送往北医三院求治,朱令的这些症状表现得非常直接,根本就没有过渡阶段,这让接诊的陈震阳教授怀疑朱令是中毒。陈震阳教授随后对朱令身体里的尿砷和尿汞进行了化验,结果显示正常,这让陈震阳教授更加紧张了,他怀疑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毒素。
陈震阳教授建议朱令父母到协和医院就诊,因为协和医院的中毒治疗更加专业和权威。
很快朱令转到协和医院,门诊接诊的神经内科专家李舜伟教授检查后告诉朱令的父母说:“这太像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铊盐中毒病例。”为了进一步确认,李舜伟教授找来中国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研究所张寿林教授联合诊断。两人达成共识,朱令有急性铊或砷中毒的可能。
朱令情况危急,被从门诊转入住院部ICU,然而ICU的主治医生不认可门诊部给出的判断,理由是没有检测报告的判断是臆想。那么她是怎么确定朱令的病因呢?她询问朱令有没有过铊盐接触史,朱令说没有后,这位主治医生力排众议地给出裁定,朱令不是铊中毒。
她非常固执地把目标放在了其他重金属上,采用二巯基丙醇治疗,然而这种重金属中毒的解毒剂,不仅对铊中毒无效,反而有很强的副作用,给朱令的身体造成了很大伤害。
实际上,这位主治医生不认可门诊部的诊断纯粹是私人恩怨,她与门诊部的教授不和,坚决不用对方的判断。后面意识到自己错了以后,为了面子和权威,她一条道走到黑。
朱令的父母、朋友和协和医院的医生洽谈、询问,发现除了这位主治医生,其他人都认为是铊中毒,在与主治医生沟通无效后,他们开始自救。
朱令在北京大学的同学贝志城、蔡全清等人将朱令的病史,相关各项检查、诊断和治疗措施翻译成英文,通过互联网向国际社会求救。随后两周内,来自18个国家的84位医学专家提出“铊中毒”的诊断,认为协和医院必须尽快做关于金属铊的筛查。
然而在这个时候,朱令的主治医生居然表示:“这些诊断是西方反华势力企图利用此事搞臭中国医疗界。”这位医生说得斩钉截铁,这让朱令家人和同学陷入了自我怀疑,难道真的是我们错了,在犹豫和矛盾中没有选择转院。
协和医院的有些医生看不下去了,悄悄把从朱令身上采集了样本交给朱令父母,告诉他们送到相关检测机构。
朱令在协和医院“头痛医脚“中又耗费了两周后,结果出来,铊中毒才板上钉钉。协和医院这才赶紧从中日友好医院找到库存的二十支普鲁士蓝针剂,然而此时距离朱令病发已经两个月。
对症下药后,朱令命保住了,但协和医院的这位主治成功让朱令医成了活死人。朱令的大脑、中枢神经、肺、肝遭到严重损伤,致使脑组织萎缩,双目失明,四肢、语言及记忆功能丧失,往后余生全靠仪器维持生命,处于重残瘫痪状态。
因此,朱令事件的悲剧除了铊中毒,还有很大一部分医疗责任。协和医院的这位主治医生为了自己所谓的权威性,坚决拒绝一切对于铊中毒的怀疑。不仅如此,协和医院的血液管理混乱,使用了没有合法手续的血液,让朱令雪上加霜,感染了丙肝。
而最后,协和医院只是在2000年被判决赔偿朱令10万元。
在朱令确认是铊中毒后,朱令的父母和同学立刻意识到这起中毒事件不简单,大概率是一起投毒事件。
朱令父母的感觉是对的,但他们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他们没有直接报案,而是在当天向清华大学提出了报案的咨询:“你们认为朱令是误接触铊中毒,还是被人投毒?下一步怎么做?”
清华大学对此的回复是我们清点了学校内用于实验的铊库存量,领用都有记录,没有发现有遗漏。有遗失他也不会承认啊,不然怎么会有第三方审查机构的存在。
至于是不是有人投毒,是否需要报案,清华大学没有直接回复,表示还要研究。朱令的舅妈警觉意识要好一些,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立即迁出朱令同宿舍的同学,确保现场不受干扰,保护现场,同时查封朱令在学校的物品,送去化验。”
清华大学说:“可以,但当天迁出同学有些困难,不可能让她们没地儿睡觉,所以我们先要协调宿舍,最快明天完成。”朱令家人回去后,朱令的母亲说:“清华大学会不会是搪塞我们。”于是她们决定不管学校是否会兑现诺言,明天就去学校把朱令的生活用品拿去化验。
不曾想到,一夜之间,真有事情发生了。
第二天朱令病情出现变化,朱令的父母去了医院,拜托朱令的舅妈去取朱令的生活用品。然而当朱令的舅妈过去的时候,就在前一晚,朱令的宿舍发生了蹊跷的“失窃案”,什么都在,就少了朱令的私人用品,从隐形眼睛液、口红到洗发液、浴液和水杯全部失窃。
哪个笨贼会偷这些?
这时只有一种可能了,那只可能是凶手做的。朱令案原本有很多次机会水落石出,但就这么蹊跷,每次都精准踩错节点。
协和医院的不作为,致使事发两个月后朱令家人才报案,清华大学的好面子,让投毒者获得时间、空间和提示,修补了自己作案的纰漏,将直接证据灭失,让凶手原本略带稚嫩的作案手法成功“进化”,让一场简单的投毒案成了一桩无头案。
失窃案发生后,清华大学这才意识到真的有大问题,不需要朱令家人提醒了,自己就赶紧报警了。
在劳动节当天,清华大学保卫部向北京市公安局报案。负责此案的是具有几十年破案经验的老公安王补,他判断凶手就在朱令身边。王补是北京市公安局科研处的处长,破案无数,被誉为“中国警坛测谎先驱”。
朱令居住的114号房共有三个室友,分别是孙维、王琪和、金亚。孙维被警方立为重要的犯罪嫌疑人,成为了本案唯一被请到过公安局的人员。
孙维出生在高干家庭,父亲是民革中央委员,母亲是医生,家中长辈多是高级技术专家,家庭学术气息重。
孙维和朱令因乐器结缘,关系曾经好得不得了。
朱令多才多艺,还精通古琴、钢琴和中阮,进入大学校园后,很快成为清华学生乐团民乐队不可缺少的骨干,多次在北京高校民乐汇演中荣获一等奖或二等奖。
这让同寝室的孙维羡慕不已。朱令知道后,在她的帮助下,孙维在没有演奏经验和技能的情况下,直接入选清华学生乐团民乐队。
这让孙维非常感激,但一个男生在民乐团的出现让两人出现间隙。孙维告诉朱令她中意这个男生,朱令没有说话,因为她也喜欢这个男生。朱令利用自己在乐队的权威,安排男生和她一起多次合奏,一来二去,两人耳鬓厮磨,加上对音乐的共同理解,两人好上了。
这让孙维很不满,认为朱令是横刀夺爱。因此在一次朱令在表演前把自己的物品交给孙维保管时,孙维当场爆发,对着朱令大叫:“你当我是你的跟班啊。” 两人关系自此破裂。
清华学生宿舍是每晚十点四十分熄灯, 朱令白天需要学习,只有晚上练琴,经常十二点才回宿舍,她的洗漱、上床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人。
有一次,忍无可忍的孙维没好气地对朱令说:“你就不能早点回来吗,每次都要把大家吵醒你才舒服啊。”朱令听了很不高兴,回答:“我和你不一样,我要确保民乐团的每一次演出都要拿奖。” 接着朱令故意拉长声音:“而且我要陪他。”朱令杀人诛心,孙维被气得吐血。
不久后,孙维以“功课紧张”为由,退出了民乐队,随后就发生了朱令铊中毒事件。
朱令在寝室的所有物品失窃,警方找不到任何证据,只有怀疑和猜测,案件很快进入胡同,调查被终止。
朱令家属不同意,两次上书北京公安局和国家领导人要求破案。朱令家上书后,孙维被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以“了解情况”为由,带走讯问。在持续讯问8小时后,孙维由家人接回。
这是公安部门对孙维进行的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讯问。
此后多年,朱令父母四处奔走和申请,要求重启调查,都被警方拒绝。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18年后的2013年6月底,朱令家人收到一封写自美国洛杉矶、寄自拉斯维加斯的信件,信里的内容说:“朱令铊中毒案是室友集体投毒所致。朱令影响别人睡眠两年多,同宿舍人决定让她生病留级,第一次她们用了很小的剂量,朱令身体好扛过去了,第二次她们加大剂量,最后出现的状况纯属意外。”
这封信曝光后,有朱令的同学随即发文爆料,声称在1994年底和1995年初那段时间,每天打水都能看见孙维,而除此了那段时间,5年里都再没有碰到过孙维打水。
这件事再次将朱令案推到热点,当事人孙维选择出国,先去了美国后去了澳大利亚。朱令的另外两位室友:金亚在清华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目前是广东高校的生物医药研究院教授;王琪毕业后曾出国深造,后又回国,在广发基金担任高管。
朱令中毒案的悲剧更多的是一起人祸,相关学院和医疗机构的明哲保身和面子思想是最终酿成这起惨剧的根本原因。后面,北京市及清华大学向朱家交付101.2万元人民币赔偿款,其中北京市交付20万元,清华大学交付81.2万元。
2023年12月22日受害者朱令逝世,留下无尽惋惜和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