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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苏轼并没有仿效欧阳修写有关牡丹或其他植物的文章，不过他的确写过无数关于牡丹、梅花以及其他花卉的诗歌，表达他对美的激赏。
苏轼曾提到过一部能使我们产生兴趣的有关植物的作品，是一本关于牡丹的手抄本，作者名沈立。
苏轼
苏轼对于牡丹作品的处理沈立于11世纪70年代早期在杭州作知州，苏轼于1071年通判杭州，沈立关于牡丹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但是苏轼为其所作的序却传下来了。
这篇序涉及了几个话题，这些话题我们在别处也常常可以见到，跟往常一样，苏轼力图为我们探讨的话题注入新思考:
《牡丹记叙》：熙宁五年(1072)三月二十三日，余从太守沈公观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数。……公家书三万卷，博览强记，遇事成书，非独牡丹也。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关注洛阳牡丹或扬州芍药的材料，上文提到了一个靠近杭州某寺庙的大牡丹园。
我们在苏轼其他的作品中了解到，他曾经于1072年有过出游寺庙的经历，在一首诗里他也记叙了此次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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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在很多年以后所作的一首诗里，以怀旧的笔调再一次提到这次出游，前一首诗是绝句，经常出现在各种苏诗选集里。
他在诗里声称自己已经“老”(当时三十六岁)了，说自己这样一个老人那天把花插在头上是一幅多么让人诧异的景象。
绝句说诗人在回家的路上醉得必须要倚在别人身上，并以“十里珠帘半上钩”结束全诗，也就是说，路上有一半的人家都把帘子卷起来好奇地观赏副太守的醉态。
苏轼当时虽然还不算老，不过他已凭着他的文学才能获得了声誉，正因为如此，沈立请这位下属为自己的书作序也不奇怪，而且，苏轼很难拒绝沈立的请求。
苏轼在序言的结尾处对沈立的评价并非虚誉，沈立其实是一个多产的作家，除了跟牡丹有关的书以外。
他还有相当大规模的文集，以及一部关于盐贸易的文集，以香料和织锦为主题的书，只不过他是个不幸的作家，作品无一留存。
在早期所有关于牡丹的作品中，沈立的作品似乎是篇幅最长的，这部作品达十卷之多，似乎是一部关于牡丹的百科全书，汇集了当时所有关于牡丹的内容。
相比而言，欧阳修的作品只有几页，自11世纪70年代以来，其他留存下来的关于牡丹的作品（孔武仲和王观的作品）都相对较简短。
苏轼笔下的牡丹在序言里，苏轼毫无顾忌地描述了游览牡丹园的欢愉，他似乎非常乐意向我们诉说当天的快乐情形。
他写诗记录这桩盛事，在诗序里也提到了这件事，同样包含了饮酒和在回家的路上头戴鲜花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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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他把注意力集中到沈立的书上面的时候，矛盾才显露出来，这跟前面所说的情况一样，美酒和各种娱乐活动为观赏牡丹增添了更多的欢乐，士人沉浸在这样的娱乐中并不感到焦虑。
但是一旦关注点集中到诱人的花朵身上，问题就出来了，一下午流连于花丛的欢乐是短暂的，因为一年中这样的日子只有那么几天，所以很容易视之为理所当然。
但是用具体的细节来展示，花朵的美就是在进一步渲染对它的兴趣，或者说是在表现面对感官诱惑时的脆弱，这才是真正令人不安的。
写一篇关于牡丹的有分量的文章必定要涉及作者的价值观问题，例如他是否认为文章应该有着更高的追求，苏轼明显感到在结束他的序言之前必须涉及这些问题。
我们不能认为苏轼序言的后半部分不重要，苏轼把牡丹定性为“智巧便佞者”，听起来太过荒唐，似乎除了戏谑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意思，我们很可能会因此忽视它。
苏轼在这里的语气比起欧阳修所说的“偏病之气”要更强烈、更具贬义，不过，苏轼的提法的确跟欧阳修后来关于洛阳牡丹新品种的说法类似。
苏轼的话或许有些极端，他把牡丹置于最不利的地位，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想要对沈立的作品先抑后扬，为后面的辩护埋下伏笔。
接下来，苏轼开始进行辩护，他首先把自己和沈立以及这部有关牡丹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拉开距离。
在苏轼看来，当牡丹以诱人的外表，来取悦世人的时候，它其实是在巧妙地炫耀自己（实际上应该责怪的人是园艺家而非牡丹）。
苏轼说，沈立与他都不事张扬，尽管各有原因：沈立重德行，而他只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或者在骨子里不愿屈就潮流。
苏轼自我贬低的同时是在赞扬沈立，由此得到了初步的结论，即沈立和苏轼，作者与作序者，跟这本书发生联系都是极不适宜的。
顺着这一思路，两位作者与这本书之间表面上的不相称关系便自然形成了，接下来，当苏轼试图调和这种不对应的时候，他的思路突然转到了其他问题上。
苏轼对美的评判苏轼想到了晚唐诗人皮日休对宋璟的评论，即宋璟刚直的品行和他对美的敏锐感受之间的对立统一。
宋璟是唐代睿宗和玄宗两朝的名臣（玄宗前期，走向衰落之前），宋璟以刚正无畏而知名，在其任职期间，屡次直言进谏，坚定地维护皇权与帝国的统治。
他因此被称为“铁心石肠”，虽然他以刚直的品行出名，但他的《梅花赋》对梅花优雅姿态的描述被皮日休认为是极精巧而美艳的文体。
宋璟
苏轼没有就此下任何结论，只是含蓄地表明：那种认为纤细柔美的感性和无所畏惧的英勇正气不相容的观念是不正确的。
然而，苏轼因为沈立重德性，因此尽力划清他跟此书的直接关联，这种做法也包含了前面所说的成见。
因此，苏轼引用皮日休对宋璟的评论其实恰恰证明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犹疑，苏轼并未就此结束。
他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想法，找到另一个理由，说明应该摈弃那种认为正直人物不适合写花卉种植类书籍的观念。
前一个理由主要针对沈立，这个理由则主要针对苏轼自己，考虑到此前他已提到过自己，这里只是做一个补充，且带有自我批评的色彩。
在苏轼看来，有的人行为看似简单直接，但却可能是虚假不实的，也就是说，简单朴实之中存在着虚假，就好像精巧眩惑中的不实一样。
前面关于宋璟的思考揭示出感官享受与品德并不相悖，这里的想法则说明道德上看似完美无缺、无可挑剔的行为中存在着缺陷的可能性。
苏轼借此暗示，对于美好诱人事物的鄙视可能跟抵挡不住诱惑一样，也会带来问题，这种想法可能借鉴了佛教思想对相关问题的看法，这在以前对于喜爱牡丹的辩护中是没有的。
参考资料：
【1】中国知网——《苏轼与牡丹》陈平平。
【2】中国知网——《苏轼对牡丹的颂与讽》罗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