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2日，南京守军奉命撤防。溃败，恐慌。手无寸铁的百姓以及放下武器的军人不会想到，天亮后，日军进城，六朝古都将会变成人间地狱。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对平民跟放下武器的军人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光天化日的欺凌，惨绝人寰的折磨，走投无路的绝望，朝不保夕的恐惧……无法想象当时人间地狱的惨状，但30万同胞遇难的伤痛永不会遗忘。

日本有家很特殊的诊所，跟其他诊所不一样的是，这家诊所的候诊室中供奉着一个忏悔神龛。所有到诊所就诊的病人都能够看到诊所主人所写的曾经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还有他在南京受审之时的录像带。这人便是原侵华日军士兵永富角户。经过几十年的反省，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位曾经的杀人狂回忆表示，“实在难以用语言来解释我所干的事，我真是个魔鬼”。

这位原侵华日军老兵富永曾有这样的回忆录（节选）：

当然，新任军官也要经历一个变得冷酷麻木的过程。我清楚地记得自己从天真无邪的青年变成杀人机器的过程。当我从广岛被派到第39师团第232联队时，还是一名刚从军校毕业的少尉。当我被介绍给自己的部下时，我惊呆了，这些底层士兵目光邪恶，那不是人的眼睛，而是虎豹的眼睛。

在前线，我和其他新的候补军官都接受了密集的训练，以增强对战争的忍耐力。

在一次训练中，一名教官曾经指着被俘的那些瘦弱憔悴的中国人，对我们说：“他们就是磨炼你们勇气的活靶子。”教官日复一日地教我们如何砍头、如何将活生生的俘虏刺死。

最后一天，我们被带到了训练场。24名俘虏被蒙着眼睛，反绑双手蹲在那里。旁边已经挖好一个大坑一10米长、3米宽、3米多深。联队长、大队长和中队长们都坐在事先为他们安排好的座位上，等待看我们的杀人表演。

田中少尉向联队长鞠躬并报告说：“我们现在开始。”他命令一名杂役兵将一名俘虏拖到坑边；当俘虏反抗时，遭到拳打脚踢。日本士兵最终将俘虏拖到坑边，并强迫他跪在那里。田中转向我们，并依次审视着每个人的表情。“应当这样砍头。”他边说边拔出军刀，从木桶中舀了一勺水，泼洒在刀刃的两面。接着他“嗖嗖”几声将水甩掉，举起军刀，刀刃在空中显现出一道长长的弧形。田中站到那个俘虏背后，双腿分开，稳住身形，随着他“呦”的一声高喊，俘虏的脑袋便飞出1米多远。两股血泉从俘虏的身体中喷射而出，飞溅入坑。

刚开始，我觉得这情景太可怕了，简直令人窒息。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常看杀人，我也渐渐学会了杀人，而且随着我的杀人技术日益老练，我也不再觉得自己部下的目光邪恶了。对我来说，各种邪恶的暴行已是平淡无奇的“家常便饭”。

是日本军队让我们变成这样的。我们原本是无数家庭中的好儿子、好父亲、好兄长，如今却被带到前线。

新兵到达中国后，3个月之内，每个人都变成了魔鬼。

杀人对我们来说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是，除了天皇，其他人的生命（甚至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是微不足道的。在联队接受军事训练的两年中，我接受的教育是强调：对天皇的忠诚重于泰山，而我们个人的生命轻于鸿毛。一个士兵在战争中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是裹尸还乡：为天皇而死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在南京被攻占时，我记得当时坐着卡车，沿着一条被清理过的道路行驶，路两侧是成千上万被屠杀者的尸堆。当我们将车停下，从车后将一群中国俘虏拖下车时，许多野狗正在啃食那些尚未腐烂的尸体。这时一位日本军官建议测试一下我的勇气。他拔刀出鞘，在上面吐了口唾沫，然后猛然挥刀，向一个蜷缩在我们面前的中国男孩的脖子砍去。眨眼间，男孩的头被砍掉，滚落到人群中，他身体向前倾倒，从脖子中喷射出两道血泉。该军官建议我将这颗人头带回家当纪念品。我记得当我从他手中接过军刀开始杀人时，我自豪地笑着，挥舞着军刀把车上的中国人的脑袋一个一个砍掉。

我亲眼看到，我们的士兵曾经将婴儿挑在刺刀尖上，然后将他们活生生地扔到滚烫的开水锅里。从12岁的少女到80岁的老妇都是我们轮奸的对象，当她们无法满足士兵的性要求时就会被残忍地杀害。我曾经砍过人头，将人饿死、烧死甚至活埋，死在我手里的中国人至少200人。

真是太恐怖了，我竟然变成畜生，做出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我实在找不出理由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当时真是个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