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不断妥协，日本人更加得寸进尺，居然想通过谈判而得华北

1933年的华北，战火纷飞。29军将士在长城一线浴血奋战，用生命守护着最后的防线。然而在南京，一场关系华北命运的秘密谈判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蒋介石派出的谈判代表与日本使节往来穿梭，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化解危机。但日本人的胃口却越来越大，他们不仅要求中国军队撤出长城沿线，还妄图通过谈判获得华北的实际控制权。从塘沽到华北，从让步到割地，国民政府的每一次妥协都让日本人变本加厉。在这场看似平和的谈判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惊人的阴谋？日本人为何敢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而蒋介石又为何要一再退让，最终导致华北落入敌手？

一、日军对华北的野心

1932年12月的一个清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内召开了一场高级军事会议。与会的日军将领们正在讨论一份由参谋部拟定的《华北军事战略方案》。这份方案详细阐述了占领华北的三个步骤：先控制热河，再突破长城，最后占领平津。

会议结束后不到半个月，日军就开始了对热河的军事行动。1933年1月，日军调集重兵向热河省发起猛攻。热河省主席唐聚伍临阵脱逃，致使热河省全境迅速沦陷。随后，日军立即开始对长城沿线实施军事进攻。

1月23日深夜，日军炮兵部队悄悄潜入到山海关城外，架设好重炮阵地。第二天凌晨，突如其来的炮火将守卫山海关的东北军打了个措手不及。经过一天激烈的战斗，日军攻占了这座历史上著名的关隘。

然而，日军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完全打响。在长城沿线，他们遭遇了宋哲元部29军的顽强抵抗。3月8日，在喜峰口一带，日军调集了大量兵力发起进攻。他们原本以为可以轻易突破，却在这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日军司令部很快意识到，仅凭军事手段难以迅速占领华北。于是，他们开始在华北地区布置特务机构，采取军事与政治手段相结合的策略。在天津、北平等地，日本特务开始秘密活动。他们一方面收买汉奸，另一方面策划暴动，企图从内部瓦解中国的防线。

4月初，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召开了第二次华北战略会议。会议决定改变单纯军事进攻的策略，转而采取政治施压与军事威胁相结合的方式。他们认为，只要能迫使国民政府在谈判桌上作出让步，就能不费一兵一卒地控制华北。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军开始在长城沿线采取示威性的军事行动。他们不时调动兵力，制造军事冲突，借此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同时，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政府传达谈判的意愿，暗示只要中国方面接受他们的条件，就可以避免战事扩大。

这种新的策略很快显现出效果。在军事压力和政治诱惑的双重作用下，国民政府开始动摇。蒋介石最终决定派出谈判代表，与日方进行接触。而这，正是日本人期待已久的结果。

二、谈判前的暗流涌动

1933年春，北平城内的日本特务活动日益猖獗。在东交民巷一带，一座名为＂华北商贸协会＂的两层楼房格外引人注目。这座看似普通的商业机构，实际上是日本特务机关在北平的秘密据点之一。

每天清晨，都有身着中式长衫的人员进出这座建筑。他们手中拿着的文件袋里装着各类情报，内容涉及中国军队调防、政要动向等重要信息。这些情报通过隐秘的渠道，最终汇总到天津日租界内的特务总部。

在天津日租界的威德路上，一座挂着＂东亚贸易株式会社＂招牌的三层洋楼就是日本特务总部的所在地。这里不仅负责收集和处理华北地区的情报，还承担着策反和收买汉奸的重要任务。

4月上旬，一位自称李姓的商人频繁出入东亚贸易株式会社。据当时的租界巡警记载，这位李姓商人每次来访时都带着一个黑色手提箱。经常在深夜时分离开，而且每次都有日本军官亲自相送。

就在这个时期，日本特务机关开始重点物色能够配合他们行动的中国内应。他们很快就盯上了因北洋政府倒台而失势的张敬尧。作为曾经的北洋军阀，张敬尧在华北地区还保留着一定的影响力和人脉关系。

日本特务通过各种渠道向张敬尧许诺，只要他愿意配合日方行动，就能重获军权，成为华北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很快，张敬尧就在天津秘密会见了日本特务机关的负责人，双方达成了合作协议。

然而，张敬尧的叛变行为很快就被中国地下工作人员发现。这些潜伏在北平和天津的爱国人士开始秘密监视张敬尧的一举一动。他们发现张敬尧经常改换身份，以＂常世五＂或＂常石谷＂的名义在北平、天津两地活动。

5月初的一天，三名身着便装的中国军情人员提前入住了北平六国饭店，等待时机处理这个叛徒。这三人分别来自军统局和中统局，他们携带了精确的情报，知道张敬尧将会在何时出现在六国饭店。

5月7日深夜，当张敬尧以＂常世五＂的身份独自返回饭店时，他并未察觉到危险的临近。第二天清晨，一声枪响打破了六国饭店的宁静，这个投靠日本人的汉奸终于付出了背叛的代价。

张敬尧的死讯传到天津日租界后，日本特务机关立即加强了对其他汉奸的保护。同时，他们也开始调整策略，不再过分依赖个别汉奸，而是着手建立一个更加广泛的情报网络。通过这个网络，日本人不仅能够获取各类军政情报，还能随时掌握国民政府的谈判底线。

三、蒋介石的对日妥协

1933年4月下旬，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大楼内灯火通明。蒋介石正在与何应钦等人商讨对日谈判事宜。会议桌上摆放着一份来自华北前线的最新军情报告，报告显示29军在长城一线伤亡惨重，但士气依然高昂。

就在当天深夜，蒋介石秘密召见了何应钦，指示他以个人身份先赴天津，与日方进行非正式接触。何应钦携带着一份谈判提纲连夜乘火车北上。这份提纲中已经表露出让步的意向，包括在长城沿线设立非军事区等条款。

何应钦抵达天津后，立即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武藤信义展开秘密会谈。日方对中国的让步态度表示满意，但随即又提出了更多要求。他们要求中国军队全面撤出长城沿线，并在华北地区设立＂特殊区域＂。

消息传回南京后，国民政府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以孙科、于右任为代表的一批政要强烈反对接受日方条件。他们在一份联名信中指出，如此让步将导致华北全境落入日本人之手。

然而，蒋介石坚持认为目前首要任务是＂攘外必先安内＂。为了显示谈判诚意，他甚至下令29军在部分战区实施战略性撤退。这一决定立即引发了军方将领的强烈不满。

5月初，黄郛作为第二位谈判代表抵达北平。与何应钦不同，黄郛此行带着更大的谈判权限。他入住北平饭店后，立即与日本特使板垣征四郎展开会谈。日方趁机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特殊地位。

就在谈判进行期间，各地爱国学生和民众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城市，示威游行此起彼伏。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严厉抨击对日妥协政策。北平《益世报》更是连续刊登军方将领的反对意见。

面对舆论压力，蒋介石却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坚持。他在一份密电中要求黄郛＂不惜代价达成协议＂。为了安抚军方，他还专门召见了几位持反对意见的将领，声称这只是暂时的策略性让步。

5月中旬，黄郛与日方达成了初步协议。协议内容远超最初预期，不仅同意在长城沿线划定非军事区，还默许日军在华北部分地区驻扎。这份协议送回南京后，立即引发了政府内部新一轮激烈争论。

多位国民党元老联名上书，要求立即停止对日谈判。他们指出，如此巨大的让步将严重损害国家主权。然而，蒋介石最终还是决定推进谈判进程，并授权何应钦前往塘沽与日方签署最终协定。

四、塘沽协定的签订

1933年5月31日，天津塘沽镇的一座小楼内，何应钦与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正在进行最后的谈判。这座位于塘沽码头附近的建筑，此前是一家商行的办公地点，如今却成为了中日双方签署重要协定的场所。

当天上午九时，何应钦乘坐一辆黑色轿车抵达谈判地点。车队刚一停稳，就有日军士兵上前检查证件。经过层层盘查后，何应钦才得以进入谈判室。谈判室内，一张长方形会议桌将中日双方隔开，桌上摆放着两份准备好的协定文本。

冈村宁次开门见山地提出最后通牒：要么接受日方条件，要么日军将立即对平津发动全面进攻。何应钦立即取出一份电报，这是蒋介石刚刚发来的最新训令，授权他可以做出某些让步以换取和平。

经过四个小时的讨论，双方终于达成了最终协议。根据协定内容，中国军队必须全部撤出长城以南至永定河一线的广大地区，这片区域将成为非军事区。同时，日军可以使用飞机侦察中国军队的撤退情况。

下午两点，何应钦在协定上签字。当他放下钢笔的那一刻，华北的命运已经被改写。日军获得了在长城以南地区行动的合法依据，为其后续控制整个华北地区埋下了伏笔。

协定签署后不到一小时，日军就开始在非军事区巡逻。他们派出侦察机低空飞行，监视中国军队的撤退情况。在长城沿线，驻守多时的29军官兵不得不含泪撤离阵地。

6月初，天津《大公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详细描述了中国军队撤退时的场景：士兵们在离开战位时，很多人将子弹上膛，对着天空鸣枪示威。一位29军的连长在撤离前，用刺刀在城墙上刻下＂他日必返＂四个大字。

与此同时，日军开始在非军事区建立检查站。他们在主要道路上设置路障，对过往车辆和行人进行盘查。任何中国军警都不得携带武器进入这一区域。甚至连地方保安队都必须获得日军的特别许可。

更令人震惊的是，日军还在非军事区内设立了特务机关。这些机关以＂经济考察所＂或＂文化交流处＂的名义存在，实际上却在暗中收集情报，策划颠覆活动。他们还大量收买当地不法分子，组建特务网络。

6月中旬，日军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声称为了维持非军事区的治安，需要在区内设立＂治安维持会＂。这些所谓的治安机构实际上都由日本特务控制，成为日后建立伪政权的基础。

到了6月底，原本驻守在长城一线的中国军队已全部撤至永定河以南。一条人为划定的分界线将华北大地分割开来，日军的触角已经伸入了北平城下。而这，仅仅是日本侵华阴谋的开始。

五、华北危局的加剧

1933年7月初，塘沽协定签订后不到一个月，日军就开始在非军事区内大肆活动。在北平西郊的门头沟，日军特务以考察矿产为名，实则在暗中收集军事情报。他们频繁出入当地煤矿，测绘地形，并与一些汉奸建立了秘密联系。

7月15日，日军在通县设立了第一个所谓的＂经济考察所＂。这个机构表面上研究农业发展，实际上却在暗中组织特务网络。当地的中国警察发现，每到深夜，都有可疑人员进出考察所，有时还能听到电台发报的声音。

8月份，日军开始在非军事区内修建简易机场。他们在丰台、良乡等地平整土地，修筑跑道。这些跑道表面上是为了＂邮政航线＂服务，但地面设施的规模明显超出民用需求。当地农民发现，日军经常在夜间运送建筑材料，而且严禁任何人靠近工地。

9月初，一个重要情报透露出来：日军正在秘密组建＂华北自治促进会＂。这个组织由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控制，成员多为落魄政客和地方豪绅。他们开始在农村地区散布传单，鼓吹＂华北自治＂的主张。

同月，日军又在保定、张家口等地设立了多个＂文化交流处＂。这些机构开始大量招募青年，名义上是提供日语培训，实则是在培养亲日分子。他们还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广告，高薪招聘＂翻译人员＂，实际上是在物色潜在的情报员。

10月，日军开始干预地方行政。他们先是在通县逼迫县长签署了一份＂治安合作协议＂，随后又在其他县城推行类似做法。这些协议表面上是为了维持治安，实则是让日军可以随时干预地方事务。

11月，一份秘密电报被截获：日军正计划在华北建立军事基地。电报中提到，日军将以＂治安需要＂为由，在非军事区内部署军事力量。他们已经开始在良乡、通县等地秘密修建军营和弹药库。

12月初，日军开始限制中国政府在非军事区内的行政权力。他们以＂维持秩序＂为由，要求中国方面撤换多名县级官员。在通县，日军甚至直接派军官进驻县政府，监督行政事务。

年底前，日军又采取了一个危险举措：在非军事区内组建＂自卫团＂。这些所谓的自卫团实际上是武装特务组织，成员配备了日式步枪，并接受日军军官的训练。他们开始在乡村地区巡逻，实际上是在为日后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1934年初，华北的形势更加严峻。日军开始在非军事区内收买汉奸，建立情报网络。他们利用这些汉奸搜集军事情报，监视抗日分子的活动。在北平和天津，日本特务机关还秘密设立了多个情报站，专门负责收集和分析情报。

这些活动表明，塘沽协定实际上成为了日军蚕食华北的工具。他们利用协定赋予的权力，逐步渗透和控制华北地区，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做好了准备。在非军事区内，日军的势力如同触角般不断延伸，最终形成了一张完整的控制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