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1年3月，汉昭帝时期的辅政大臣、大将军霍光以皇帝的名义，命令丞相田千秋召集六十多名贤良文学，与财政大臣桑弘羊进行了一场辩论大会。

这场大会，主要针对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推行的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展开讨论，史称“盐铁会议”。

在汉昭帝下一朝的汉宣帝时期，将此次会议的内容整理为《盐铁论》，流传后世。

《盐铁论》是西汉的桓宽根据著名的“盐铁会议”记录整理撰写的重要史书

直至大辩论结束，这场朝堂上的“争吵”足足进行了五个多月，最后朝廷仅仅取消了酒类专卖和关内的铁器专卖，其他各项政策仍维持不变，而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挫折，官营经济也有所收缩。

盐铁会议的召开，不仅是霍光和桑弘羊两位辅政大臣的权利争夺，更是以一群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生和以法家功利主义为代表桑弘羊之间关于治国理念和义利之争。

它对西汉中叶的政治统治起到了积极的影响。胜利方霍光大权在握，基本坚持了汉武帝后期推行的“与民休息”的措施，免除部分赋税徭役，降低盐价，与匈奴修好，在当时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盐铁会议最初却有着非常复杂的政治背景，它到底从何而起呢？

一、汉武帝去世后，留下的辅政集团内斗。

汉武帝去世前，将幼帝托给了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田千秋五人的辅政集团。

其中，金日磾第二年就去世了。而田千秋又是一个怕惹事的傀儡丞相。所以，汉昭帝初年，大权就集中在其余三人身上。而霍光身为大司马、霍去病的弟弟、昭帝皇后的外祖父，以外戚的身份统领内朝。可以说是这个集团的中心，后来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废掉皇帝的大臣，开创了权臣的先河。

霍光像

但13岁入宫做汉武帝侍中（皇帝近臣）的御史大臣桑弘羊，无论资历还是功劳，都比霍光有威信，尤其是他主持了盐铁、均输平准等财政政策后立下大功，在朝堂中的人脉根基深厚。

他自然不服霍光，两人也就逐渐成为最大政敌。

至于中间派上官桀，一面与霍光结为姻亲，一面又靠拢桑弘羊。

最终，霍桑两人的集团内斗集中体现在了政见分歧上。霍光主张改革汉武帝的旧政，抚恤民生；桑弘羊却支持继续深化武帝恩威并重、武功四夷的大业。一场政治内斗的争辩不可避免。

二、逐渐崛起的儒生集团登上政治舞台。

在我们普遍的认识中，汉武帝正是那个支持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开创者，还将贤良方正设为察举人才的特科，给人感觉武帝时期是儒家大行其道的时代。

但其实武帝时期的统治政策，用汉宣帝总结就是“霸王道杂之”，德刑并用。这是一种以儒学为主题，法家思想作为重要方面，同时吸收道家、阴阳家等相互融合的思想。

这一时期也确实是儒家思想逐渐占主导，儒生崛起的过程。参与盐铁会议的这六十多名贤良文学正是这股力量的代表。

所谓贤良就是已经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学是指在某种学问上有一定成就的名士。他们在治国理念上信奉儒家的仁义学说，主张施行仁政。这与桑弘羊主张的严刑峻法自然相悖。

三、汉武帝时期前后不同的统治政策成为遗留问题。

汉武帝前期，大兴功业，北征匈奴，还设置“武功爵”，以赏赐爵位来鼓励将士立军功。

为了应对因为征战带来的财政吃紧，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实施盐铁垄断的专营；之后又推行币制改革、酒榷官营等经济政策，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也为武帝继续文治武功奠定了物质基础。

然而，武帝执政二十年来，奉行的“有为而治”造成财富集中在少数大官僚、地主手中，农民负担加重。于是，武帝晚期，“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民众起义多次发生。

终于，公元前89年，汉武帝下了《轮台罪己诏》的诏书。不仅否定了桑弘羊等大臣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还对自己派遣李广利出征匈奴表示悔恨。

西汉疆域图

这预示着汉武帝后期经济干预的政策发生重要改变，朝着汉初“与民休息”的方向转变。

武帝去世后，这两种治国理念便成为霍桑之间、儒法两家争论的焦点。

那么，双方在五个多月的盐铁会议上都争论了些什么呢？

首先，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还是济世良方。

来自民间的贤良文学们成为对战桑弘羊的主辩手。他们以“与民争利”为由，全盘否定了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的作用，甚至视其为百姓疾苦的根源。他们支持让农民从事本业（农业），抑制末业（商业），这正是儒家的重农抑商思想。

例如，以征收各地廉价土特产，再向市场贵卖贱买的均输法和平准法实施之后，出现了官员欺诈剥削农民，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乱象。

作为这些政策的提出者，桑弘羊自然无法认可这种评价。他也承认这些官营事业由于地方官不按规定办事，造成了一些流弊。但是兴盐铁、酒榷，置均输平准，是对抗匈奴、维护稳定的经费来源，是济世救民的良方。

根据《盐铁论》统计，桑弘羊作为政府官员代表，共发言了114次。他以一人之力，对辩众人。

桑弘羊像

其次，北征匈奴是穷兵黩武还是保家卫国。

在匈奴的政策上，儒生们反对大动武力，主张依靠德政维持和亲局面。就是多给他们点财物，与他们和亲，搞好双方的关系。几次征战，没有削弱匈奴，反而造成王朝的国势衰弱。

而主战派桑弘羊坚决反对和亲。面对这些反复无信的蛮夷不能采用德政感化，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保证汉王朝的安全。在他看来，反击匈奴的战争是成功的，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将会流传千古。

最后，是仁政治国还是德刑并用。

针对汉武帝初期推行“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贤良文学们以儒家的仁义学说为核心，认为仁政是可以无敌于天下的真理。

他们以秦亡于严刑峻法为前例，列举了汉武帝任用的酷吏如杜周、张汤等人随意陷害无辜，动辄株连全族，导致社会上动荡不安，民怨四起。

忠实于法家法治思想的桑弘羊认为这些酷吏都是以法治事，雷厉风行才能起到惩奸除恶的效果。

双方一个重义，一个偏利，从根本上看，这是儒家与法家思想根源上的差异。而这一时期的贤良文学们一改汉武帝时期妥协求全的心理，彻底实行仁义礼乐教化的儒家政治理想，这也是西汉后期儒家学派带有明显理想主义色彩的开端。

虽然这些儒生是权臣霍光用来对抗政敌桑弘羊的借口和利器，但却也在实际效果上推动了贤良文学们的崛起，成为政治舞台上一股活跃的力量。

而从整体来看，盐铁会议作为讨论自由度和参与广泛度都很高的事件，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现象。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诞生的产物。通过这次大辩论，对汉武帝时期推行的各项政策进行了总体评价，也为汉朝中叶以后的政策方向划定好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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