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憨，大名叫王大奎。

　　大憨，不憨，眼里透着精。

　　大憨出生在五十年代初期。

　　大憨老家是黄河北人。

　　大憨爷爷在县府任职，得罪当地一位有权有势官职比他大的官员。

　　爷爷天生性格倔强，非与那官员抗争到底，结果爷爷和奶奶遭此毒手。

　　爷爷临死前千叮咛、万嘱咐儿子：“你和你媳妇赶快逃，逃得越远越好。”

　　当时大憨娘身怀六甲，就要临产。

　　爷爷望着儿子儿媳：“无论遇到什么难，吃什么苦，都要给咱老吴家留个根。”

　　爹和娘流着眼泪使劲点着头。

　　就这样爹领着娘，拖着笨重的身子连夜从家中逃出，一路南下。

　　白天爹和娘不敢走大路，专走一些乡下小路，或躲在庄里人家或庄稼地里，晚上才可偷偷走。

　　一路颠簸，娘受不了，只觉得肚里孩子往下坠。

　　爹吓坏了，好不容易挨到天黑，见路旁有一个破烂不堪的院子，屋里亮着灯光。

　　爹扶着娘走进院里。

　　一位干瘦干瘦的老人站在院子里。

　　爹连头都没抬“扑通”跪在老人面前：“大爷行行好，我媳妇快生了。”

　　老人愣了愣说：“你找错地方了，我这里不接生。”

　　“再说家里又没个女人，就我一大老爷们，你媳妇生孩子，我能帮你什么忙？这不叫我作难吗？我是个干兽医的，专给牲口看病，给牛、马、驴接过生，从来没给人接过。”老人说。

　　爹头磕得像鸡啄米：“求求您老人家，要不大人和孩子的命都保不住。”

　　老人看着疼得浑身直打哆嗦的娘忙拉起跪在地上的爹说：“快快进屋。”

　　整整一夜，娘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再也没力气了，直到天亮娘长叹一口气，闭上那双不愿意闭的眼睛。

　　一声嘹亮地啼哭声，大憨降生了，娘却永远地走了。

　　见是个儿子，爹没因娘地走而感到悲伤，反而是大憨地降生而感到高兴。

　　大憨爹如释重负长长出口气，终于完成爹娘临死前嘱咐他的话，给吴家留个根。

　　天亮了，爹给老人家又是磕头又是作揖，抱着儿子要走。

　　临走，爹哀求老人家给儿子取个名。

　　这时拴在院东南角一匹骡子冲着若明若暗的天空长长嘶鸣几声。

　　老人突发奇想对大憨爹说：“叫骡子，好养活。”

　　爹没在意，名字就是个记号，叫什么都行，只要好养活。

　　就这样爹抱着骡子一路沿讨，走了一天一夜，来到一个村庄（现今居住的地方），见这里人们个个很面善，家家过得很殷实。

　　爹决定留在这里。

　　第二天，爹打听，这个庄叫王庄，一百多口人，庄上大多数人都姓王。

　　爹找到王家老族长，说明来意。

　　王家老族长长得慈眉善目，八十多岁。

　　问：“你们爷俩从哪里来？”

　　爹多个心眼回答：“从山西那边。”

　　老族长：“山西那边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吗？”

　　“好是好，关键是受人欺负，不能在那里生活下去，所以才出来。”爹回答。

　　老族长说：“为啥？”

　　爹回答：“因那家势力大。”

　　老族长“哦”了一声。

　　老族长又问：“你们姓啥？叫啥？”

　　当老族长提到姓什么时，爹犹豫一下，忙回答：“姓王，叫——。”

　　“姓王？”显然老族长是位对家族观念很重视的人。

　　“你是哪一支上的人？现在是几世人？”

　　爹回答不上来，摇摇头。

　　老族长高兴了，是王家一脉啊。

　　“好吧，就住在本庄。”

　　“你那小子（儿子）叫什么？”老族长又问。

　　爹支吾半天说：“叫骡子。”

　　“什么？骡子？”老族长显然不高兴。

　　“只有马和驴进行交配，才生下骡子。”老族长接着说

　　“在我们这里骡子是牲畜，是骂人，怎么能叫这名字？”

　　爹看出老族长脸色在变，忙说：“是我不懂，没文化，胡乱给孩子起个名，要不您老人家给起个好听的。”

　　老族长脸上这才有了笑意：“这样吧，你就这么个儿子，又是头生，叫王大。”

　　“好好，就叫王大。”爹满脸堆笑，爽快答应了。

　　爷俩住下来，随他们姓，姓王。

　　爹勤快、能干，庄里谁家大小事总去帮忙，很快爷俩被庄里人当做亲人看待。

　　王大没有娘，吃遍庄上所有怀过孩子妇女的奶水。

　　爹感激庄上老少爷们，是他们收留他爷俩，养活了王大。

　　在王大咿咿呀呀学说话的时候，无论看见谁都管叫娘。

　　一次，一外乡夫妇来庄上做生意。中午，那女人坐在地上哄孩子，被王大看见，跑过去，拽起女人怀里的小孩，一头扎进女人怀里，嘴里不停喊：“娘，我饿，要吃奶。”

　　王大地举动，引起路过几位妇女哈哈大笑，忙说：“王大，你娘在这里，那不是你娘。”

　　王大回过头，望着几位妇女愣了愣，接着扑向她们。

　　一位妇女抚摸着王大的头说：“王大啊，你不能看见谁有奶就喊娘，那你不就憨了？以后别叫你王大，在王大后面加个憨字，叫王大憨，咋样？”

　　王大什么也不懂，冲着妇女‘嗯’一声。

　　从此，王大憨在庄上叫起来了。

　　以至于后来，人们在与大憨开玩笑时说：“谁见过女人奶子最多？当属大憨，谁摸过女人奶子最多？也当属大憨。”

　　大憨上小学时候，老师给他改了名字，叫王大奎。

　　也许是爹溺爱，也许是庄上老少爷们溺爱，造成大憨任性、自由，但绝对聪明伶俐。

　　大憨上学经常迟到、早退。常常搅得全班不安生。

　　老师气得打哆嗦，多次找到大憨爹。

　　大憨爹满脸赔笑：“对不起，老师，我一定严加管教。”

　　说是说笑归笑，待老师走后，大憨爹又把这事忘到脑勺后面了。

　　大憨爹心里清楚，把儿子拉扯这么大，给他们吴家留个根是多么不容易。不仅用大憨娘命换来的，而且还卖了姓。

　　这样大憨小学没上完就辍学了，整天跟在爹后面，饿了吃了这家吃那家。

　　王大奎的名字也就随着奎的辍学而辍没了。

　　王大奎又变成王大憨。

　　大憨十二、三岁时，能帮助爹在队里挣工分。

　　虽然屋里没有女人，但大憨和爹过得还算可以。

　　大憨年龄小，干不了大人活。

　　大憨找到生产队长要求放鸭子。

　　那时候，各家各户都饲养鸭子，为不让这些鸭子糟蹋庄稼，生产队进行统一管理，白天派人放养，晚上归各家。

　　大憨之所以选择放鸭子，他有想法。

　　原来放养鸭子的是一位耳聋大爷，腿脚有些不利索，每到晚上鸭子跑地跑，少得少，人们怨声载道。

　　大憨看中鸭子所下的蛋，还可以在空隙时捕捞些鱼虾给爹和自己增加些营养。

　　早上他把各家各户的鸭子从鸭圈赶出来，然后再赶入沟渠放养。

　　刚开始，鸭子从鸭圈出来又飞又跑，害的大憨追来追去。

　　后来大憨发现，鸭子和人一样需要‘头领’，否则也会一盘散沙。

　　大憨从鸭群中挑选出几个个头大的鸣鸭（公鸭）作为“头领。”捡些小鱼小虾或河蚌或田螺砸碎给这些鸣鸭（公鸭）另起小灶。

　　“头领”与大憨熟了，不再乱飞乱跑，只要大憨“一声令下”，这几只鸣鸭（公鸭）会乖乖地晃着肥胖身子往前走，随后其它鸭子会慢慢跟在它们后面，像经过训练一样浩浩荡荡。

　　村前庄后，沟沟渠渠，鸭群一过，如风卷残云一般，水中一些小生物全进入鸭子腹中。

　　大憨会手持一根竹竿，竹竿另一头绑着用化肥袋做成的网兜，站在沟渠边捞一些被鸭子追赶无处躲闪的草鱼、泥鳅等。

　　大憨还会把各家各户的鸭子按照公母、大小、数量一一记在本上，并在鸭子翅膀或鸭腿上系一些红的、绿的、蓝的布条作记号。

　　夜幕降临，大人们收工，大憨会把鸭子赶进队饲养场，然后再有各家各户认领。

　　这时候，大憨会原路折回，捡些落在沟边或水中的鸭蛋偷偷跑回家。

　　生产队有规定，鸭子夜间下的蛋归各家各户，白天放养期间下的蛋归生产队食堂所用，那就可多可少了。

　　秋天，正是鸭子下蛋旺季，大憨除白天捡的鸭蛋上交队外，总是再捡些拿回家给爹吃，补些营养。

　　大憨知道爹每天在队里出得那个力，流得那个汗。

　　大憨知道爹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无论队里脏活、重活，只要队里委派他，爹总是欣然答应。

　　有时大憨对爹地做法想不通。

　　但爹还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辛勤付出着。

　　营养上补充给爹的身体带来变化，虽然爹常年辛苦劳作但和同龄人相比并没像他们那样苍老而憔悴。

　　同样和大憨一般大的孩子，他却吃得壮壮实实。

　　人们猜想不到，只觉得大憨小时候吃的奶多，奶水充足。

　　爹几次把大憨捡来的鸭蛋上交生产队，被大憨拦住。

　　爹知道儿子心思，常常望着儿子自言自语：“是我吴家后代，够聪明，只可惜对不住孩子他娘。”

　　有时大憨会利用中午鸭子在沟渠边或荫凉处歇息，去沟渠捉鱼、虾带回家，叫爹做汤喝。

　　渐渐大憨长大了。

　　一年冬天，地区搞水利工程大会战。大憨和另外两名青年派去工地。天冷得出奇，寒风呼啸，时不时天空飘着雪花，站在河套里，如果不活动会把人冻僵。

　　尽管天气达到零下十七、八度，但整个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机器轰鸣声，牛马骡嘶鸣声，人们呐喊声，此起彼伏。大会战指挥部上空广播喇叭天天播放着革命歌曲和各县区进度情况。

　　来自参加会战的都是从各村抽出清一色青壮年。人们争先恐后，各突击队呼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

　　人人没有一点懈怠思想，是因为你的懈怠会影响一个公社或县的荣誉。

　　人们不敢懈怠，在这零下十几度里，稍有不动会被冻的手脚发麻，脚站不稳，手里铁锨抓不住，只有不停超负荷劳动产出的热量来抵御寒冷对身体地侵蚀。

　　大憨被分配到“红旗突击队”，共有十二名队员，队长是位身材魁梧，浓眉大眼的青年，年龄二十岁左右，每天天不亮就叫醒所有队员。

　　大憨支撑不住，想打退堂鼓，可他羞于开口。

　　队长猜出大憨心思劝道：“革命战士一定要坚持住，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想想死去的先烈们，我们年轻人哪还有理由掉队呢？”

　　尽管大憨对这些道理很懂，可自己身体扛不住啊。

　　晚上大憨躺在床上（地铺）翻来覆去睡不着，手和脚被冻裂出口子，时不时往外渗血，疼得专心。

　　队长和队员来到大憨面前，嘘寒问暖，队员打来热水，队长拿出临来工地前娘塞给的两个鸡蛋。

　　大憨感动了。

　　由于大憨所在突击队任务完成好，受到地区表彰。

　　县广播站一位记者专门来到工地找到大憨进行采访，“如何从一位思想消极转变成一名先进队员”，并大肆报道，上了地区报纸头版头条。

　　大憨出名了。

　　一位新闻爱好者对大憨采访时，问大憨能否把名字改一下，不叫大憨，憨叫着不好听。

　　大憨不同意说：“这名字是庄上老少爷们给起的，叫惯了，叫着顺嘴。”

　　大憨憨里带着精，憨里藏着厚道，是憨给大憨带来好运。

　　从工地回家没多久，大憨进入大队部班子，成了班子成员并兼任生产队长。

　　那一年大憨二十岁。

　　大憨头脑灵活，想着法子叫庄上老少爷们吃饱肚子。

　　源于这里离微山湖近，村民们有着编织苇席的传统手艺。大憨为给村民增加收入，偷偷派车派人去微山购买湖苇分散各家各户，利用农闲时节或晚上编织苇席，然后组织人拉到外地去卖。

　　大憨还曾派人去湖里挖湖苇根，种植在沟渠边。后来这里沟沟渠渠长满芦苇，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

　　七十年代初，有一年天气大旱，毒毒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树木焉了，柏油路化了。正值水稻插秧季节，庄前村后沟沟壑壑旱的裂缝有二指宽。秧板田地里稻苗被烤得黄黄的，大有一触即燃。

　　村里老少爷们急得像六月天，头上直冒火。

　　大憨从公社农机站求爷爷、告奶奶借来打井设备，硬是和村民连战一个月，打出两眼深口井，保证村里一百多亩水稻灌溉种植。后来，每年遇到天气旱时，这两眼机井发挥着重要作用。

　　老少爷们竖起大拇指：“多亏大憨。”

　　那一年，生产队水稻出现空前大丰收，除上交公粮外，家家都分的缸里满满的。

　　大憨和他所在的生产队成了全县先进典型，县长亲自上台给大憨披红戴花。

　　庄里有些“好事者”开始质疑大憨身世。

　　“咱老王家几辈都没出现这么风光的人，为啥偏偏发生在大憨身上？”

　　正是那一年，大憨交上桃花运。

　　姑娘叫荣，是临村的和大憨同岁，是出了名的“铁姑娘”。

　　有一年，公社组织举办水稻插秧大比武，

　　大憨代表本队，荣代表她队。

　　经过十天的角逐比赛，无论从秧苗的行距、株距、棵数，整齐划一上及动作娴熟上，大憨代表队获得公社第一名，荣代表队获得第二名。在个人单赛中，大憨和荣双双获得并列第一。

　　这样一来二往，两人渐渐熟悉了。

　　结婚那天，两边生产队都放假一天。

　　荣是被大憨这边生产队两辆马车迎娶过来的。

　　婚礼举办的隆重而又简朴，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亲自主持婚礼。

　　夜幕降临，大憨送走客人。

　　大憨和荣还有爹沉浸在幸福喜悦中。晚上时，爹不见了，大憨和荣四下去找，在村家后一条通往北的大道旁找到爹。

　　只见爹面部朝北，双膝跪在地上，哽咽地说：“爹、娘您二老在九泉之下合眼吧，还有孩子他娘，你也可放心了，我把儿子拉扯大，娶上媳妇，儿子很争气，虽说没能光宗耀祖，但也没给咱老吴家丢人。”

　　“只是现在儿子姓王，不姓吴，啥时候能把姓改过来，也就了却我的心愿。”爹痛哭流涕。

　　大憨这才知道自己身世。

　　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没了，大憨闲下来了。

　　随着国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实施，头脑本来灵活的大憨有了用武之地，他不再围着那几亩责任田打转转。

　　大憨和荣借助无息贷款东风，凑措资金做起贩运生意。

　　几年下来，大憨和荣手里有了积蓄，并依靠当地水稻资源丰富优势，做起大米加工业，全村近三分之一的闲散劳力来厂打工。

　　大憨靠勤劳富裕了，手里有了钱，几十年为村里捐款五十多万元，给村里铺设水泥路，架设路灯，安装自来水。

　　一双儿女相继考入重点大学。

　　爹也因疾病去世了。

　　爹临走前对大憨说：“我唯一愿望就是啥时候把咱的姓给改过来？”

　　大憨望着爹说：“姓改不改都一样，关键是我和您孙子孙女都有出息。”

　　爹怔了怔，点点头，这才闭上眼睛。

　　后来，听说大憨一双儿女很争气，现已做到县处级这个位置。

　　村里一些“好事者”又说开了：“大憨老家到底哪里的？是不是咱王家的后人？他家祖坟上啥时冒的青烟？”

　　“冒没冒过青烟，咱也没见过？”

　　“凭什么说人家祖坟没冒过？”

　　“好事者”竟为这事争论得面红耳赤。

　　大憨和荣听后，脸上笑得像朵花。

　　满脸皱纹被花给掩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