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贞元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唐德宗驾崩，享年六十三岁！
年已四十五岁的太子李诵继位，成为大唐第十一任帝王，是为唐顺宗！
顺宗在大唐历史上是个绝无仅有的存在，他于继位四个月前不幸罹患风疾，丧失了语言功能。在当时那种医疗条件下，得了这个病无异于宣告死刑！这让爱子心切，且已过花甲之年的德宗受到沉重打击，于哀痛中撒手人寰！
国不可一日无君，为了朝廷的正常运转，顺宗只好拖着病体勉强登基，苦苦强撑了八个多月。
他在位时间虽然不长，却依靠着“二王、八司马”，发动了一次旨在肃清朝政的变革，史称“永贞革新”。
所谓“二王、八司马”，是指服务于顺宗的一个“十人小团队”——王叔文、王伾，韦执谊、韩泰、陈谏、枊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
这次革新历时一百四十六天，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只留下几页薄纸，却因柳宗元、刘禹锡两大文豪的参与而倍受瞩目！
提起此事，还得从这支“十人团队”的老板——顺宗李诵谈起！
李诵是大唐历史上当储君时间最长的帝王，十九岁就做了太子，直至四十五岁登基，整整等了二十六年！
历史上比他做太子时间还长的，仅有康熙之子胤礽与汉武帝之子刘据，但这两人都没修成正果。
在此期间，作为一个身处权力核心的旁观者，他与父亲一同经历了泾原兵变的战火离乱，亲眼见证过民生艰难，对父亲执政期间的利弊得失看得非常通透。他成熟、慈悲、有韬略，这一品行的形成，恐怕既有德宗的有意培养，也与他二十多年的隐忍历练密不可分。
可以想见，像他这样具有丰富政治经验与人生阅历的储君，一旦接手国政必将很快胜任，并在短时期内带来让人眼前一亮的施政成果。
只可惜上天不遂人愿！
多年的媳妇还没等熬成婆，就被生活压弯了腰，罹患风疾让顺宗的所有希望全都化成泡影！
一切来得如此猝不及防，行动不便的李诵为了大唐稳定，只得勉为其难在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拥护下登基，改年号为“永贞”！
可是一个说不出话来的帝王如何颁诏施令？此时，王伾、王叔文——“二王”——凭空出世！
他们两人都是李诵做太子时的幕僚，王伾善书法，王叔文精棋道，各以所长陪太子解闷。
王伾长得丑，说一嘴吴语，在李诵眼里就是个供他开玩笑、逗闷子的弄臣。
王叔文五十多岁，读过很多书，为人严肃有城府，经常与李诵在弈棋时聊些民间疾苦，李诵对他比较尊重。
一天，李诵看书累了，与身边幕僚闲议朝政。也不知是谁开的头，说起宫市的弊端。
李诵早对此不满，一听有人提起，慷慨激昂的说：“这件事做得非常不好，我早有看法！”
众人纷纷附和，有夸他英明的，有捧他明见的，不一而足，只有王叔文不发一言。
等到众人告退，李诵将王叔文留下，诚恳询问他不发表意见的原因。
王叔文说：“殿下身为太子，主要是探问圣上吃得怎样、是否安康，不宜过问敏感事务。圣上在位已久，如因此事怀疑殿下邀买人心，请问您当何以自处。”
李诵吓出一身冷汗！从此，对王叔文留下深刻印象，认为他稳重老练、可托重用。
王叔文获得李诵信任，便与王伾一起，开始秘密结交朝中有名望、想干事的年轻一代中层官员。与韦执谊、陆淳、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枊宗元、刘禹锡八人号称死党。后来，凌准、程异经人介绍，也加入了这个小团体。
他们这些人有三个共同点：
其一，大多出自言官。除了程异做过县尉，从事财赋工作外，其他人要么是拾遗、要么是监察御史，还有在大理寺分管审案的，以上这些都可笼统归为言官体系。言官是用于议论朝政得失的，其职能有些类似于现在的纪检监察部门。
其二，大多文化较高。且不说知名度最高的刘禹锡、柳宗元，即便韦执谊、凌准、陈谏也都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大学问家。
其三，多为中层官员。这些人里韦执谊是翰林学士，刘禹锡、柳宗元是四五品官，相当于地市领导。其他人官阶相对较低，但也或多或少有些权力，级别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父辈、家族在朝中都有较大影响力。
大致相同的出身、大致相近的梦想、大致相仿的学识，让他们言谈甚欢、相见恨晚，逐渐形成了以王叔文为核心的小团体。他们整日聚会且行踪诡秘，没人知道在做些什么！
一些藩镇大员给他们贴上了“太子党”标签，也知太子迟早继位，便私下向他们送钱送物，用以提前勾兑感情，以备未来之需。
一次，左补阙张正一上疏求见德宗。言官见皇帝，本是件很正常的事。但张正一与吏部员外郎王仲舒、主客员外郎刘伯刍交情不错，而这两人都曾与王叔文有过矛盾。
王叔文怀疑张正一举报自己，于是便让翰林学士韦执谊构陷张正一，诬称他结交朋党、玩乐宴饮。没多久，张正一就被远贬外地，朝廷内外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得罪了哪位瘟神！
永贞元年（805年）正月二十六日，李诵带病在太极殿继位！
他虽无法讲话，也要维持帝王的尊严，让人在宝座四周拉起帷幕遮挡，里面只有宦官李忠言和宠妃牛昭容服侍，所有奏章均需经过他们呈递顺宗。
为了确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顺宗诏令王伾、王叔文进驻翰林院参决政务，提任韦执谊为宰相！
自此，这个服务于顺宗的秘书班子开始启动！
遇到奏章，通常先由牛昭容交给李忠言，李忠言再交给王伾，王伾到翰林院找王叔文，王叔文拍板定调、起草诏书，经顺宗同意后，下达中书省由韦执谊承办。
在这一决策链条中，他们分工清晰、配合默契。
王叔文无疑是大脑，扮演着决策层的角色；韦执谊则是手足，通过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抓好政策的落地执行；而王伾、李忠言、牛昭容则相当于通联人员。
这些原本处在权力外围的边缘人物，一夜之间升格为朝廷的中枢，那份获得感、喜悦感、自豪感是无法用言语可表述的。
他们由此充满干劲，日夜不停的筹谋策划，利用工作间隙互相吹捧，自比伊尹、周公、管仲、诸葛亮。一时天下之大，我第一、你第二，再也没有比我们更强的了。
至于提拔谁、重用谁，全凭他们一句话，哪有什么程序可言！那些平素与他们有过交集的人相继进入高位，有时甚至一天同时任命数人。只要这个小团体中有一人承诺“某某可以胜任某职”，不到一两天，命令就下来了。
于是，王叔文等人家中个个门庭若市。想走他们路子的官员昼夜络绎不绝，甚至带火了他们府宅附近的茶肆酒垆。
王伾本身就是个靠嘴吃饭的弄臣，品行尤其贪劣，竟然把纳贿当成事业去做，还专门打造了一个超大柜子存放财物，两口子睡在上面过瘾。
当然，这个秘书班子也并非一无是处。既然掌权，自然也想做出些政绩用以稳固权力。
他们值得称道的有三件大事：
一是将民愤极大的京兆尹李实贬为通州（四川达州）长史。李实是皇亲国戚，承袭了祖先道王的名衔。德宗末年，关中地区时常干旱，他作为京城最高行政长官，本可如实反应，减免百姓赋税。他却对德宗说什么“虽然干旱，但禾苗长得壮实”这样的胡话，结果不仅大灾之年不减租，反而变本加历的搜刮剥削，用以给德宗进奉。京城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听说他被贬往外地，市井上下一片欢腾。人们纷纷拿着石头瓦砾等在路旁，准备砸死他。还好，有人透信儿给他，他从小路狼狈出城。
二是撤除了宫市和五坊小儿。宫市不再让宦官负责，仍按原有制度，交由相关部门办理。
五坊小儿是唐时设置于宫中，用于饲养雕、鹘、鹰、鹞、狗的五个坊，各坊中的饲养人员统称五坊小儿。
像围猎这种贵族运动，在不影响百姓生活时原本也无可厚非，但这些五坊小儿却时常借此为害民间，成为京城一大祸害。
他们要么随意游走于街市，用鸟网遮住某个巷口，一旦有人无意碰到，先是一顿暴揍，然后再以惊吓到鸟雀为名强行勒索。
要么三九成群到饭店吃饭，酒足饭饱抹嘴就走。店里伙计如果敢向他们要钱，往往被痛打一顿。更可气的是，他们拿着装满蛇的口袋扔到某个店铺，愣说是诱捕鸟雀用的，让店家替他们养着。店家哪里敢留，只得苦苦哀求，拿钱给物方才作罢。
宫中这两大弊端，顺宗在做太子时就已知晓，因此一登基就安排王叔文他们明令禁止。
三是罢免了苛捐杂税。德宗晚年只知捞钱，在春、秋两税之外，又设置若干课目巧取豪夺，把民间搞得苦不堪言。顺宗登基未满一月，就诏令各地不得再收取苛捐杂税用以进奉。
这三件事，都与百姓幸福指数息息相关，因此大受欢迎。
“二王、八司马”团队在顺宗支持下，用了不到四个月，一举赶走了大贪官李实，废除了民愤极大的宫市与五坊小儿，罢免了苛捐杂税，引来一片叫好声。
王叔文作为团队灵魂人物，抓紧时间趁热打铁，又瞄上了国家赋税和军队。他知道财权在握方可笼络人心，兵权在手才能成就大业。
由于担心资历太浅，直接上手会导致人心不服，他奏请顺宗由宰相杜佑兼管全国盐铁转运，他充当副手在幕后操作。到职后，他根本不看什么表薄账册——也可能是看不懂——而是天天与投靠他的几个党人，躲在阴暗角落里窃窃私语，谁也搞不清他到底在做什么、想什么！
就在此时，顺宗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连上朝都需有人搀扶。顺宗一旦故去，政权该由谁接替？这一问题让朝野内外惶惑不安！
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都是德宗时期的当权派，对王叔文等新锐势力在朝堂上的专权行为非常痛恨，于是奏请顺宗召见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入，拟定立太子诏书。
郑絪知道牛昭容他们忌惮顺宗长子李纯的聪明英武，为防止生变，将早已提前写好的“立嫡以长”四字递给顺宗看，顺宗点头默许。
三月二十四日，诏令李纯为太子！
国家有了法定继承人，本是件令天下宽心的大好事，但王叔文却为此倍感焦虑。
一天，他径直前往中书省，去找韦执谊，让值班人员入内通报。此时宰相正在用餐，值班人员不敢打扰，王叔文不管不顾地闯了进来。韦执谊竟起立相迎，其他几位宰相拿着筷子吃惊看着。两人就站在餐桌边，旁若无人的聊天，根本没把几位宰相放在眼里。事后，贾耽、郑珣瑜气不过，毅然辞职。
四月初六，朝廷组织册立太子仪式。百官相贺，天下大喜。王叔文面带忧色，一遍遍小声念叨：“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听到的人都在暗中笑他癫狂。
他还在努力与他的朋党进行着最后挣扎！
当初德宗在位时，御史大夫杜黄裳遭到奸臣裴延龄排挤，十年没有升迁。等到他女婿韦执谊做了宰相，才升任太常卿。杜黄裳劝韦执谊率领群臣奏请太子监国，韦执谊与王叔文一党，自然不愿太子过早掌权，略带责备的说：“岳父您怎么刚升了一职，就擅自议论朝政！”
杜黄裳拂衣而起，怒道：“我是三朝老臣，怎会因区区一个官职就不讲实话！”
韦执谊按照王叔文意思，任命给事中陆质为太子侍读，让他暗中打探太子对王叔文等人看法，并想法予以撮合。没想到李纯果决强势，把陆质训斥一顿轰了出去。
王叔文见太子这条路走不通，又安插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担任神策军节度使，让韩泰出任行军司马。
神策军是朝廷直掌的禁军，其节度使在德宗时已由宦官担任。王叔文此举无非是想抢夺禁军指挥权，以备不时之虞。
可那帮宦官阴谋诡计见得多了，怎会不知王叔文的意思。
他们先是奏请顺宗升任王叔文为户部侍郎，解除了其翰林学士的职务。翰林学士虽无具体官阶，却身处权力核心，失去这个身份，等于剥夺了王叔文参预决策的权力。
然后又派出使者前往神策军营，告喻诸将按现有建制管好部属，切勿将指挥权交给他人。等范希朝、韩泰赶到营中就职，竟无一兵一卒前来。无奈之下，韩泰只得策马返回，告之王叔文。王叔文目瞪口呆，只能连声感叹：“怎么办，怎么办。”
俗话说墙倒众人推！
王叔文一失势，西川节度使韦皋马上参了他一本，紧接着荆南、河东节度使弹劾他的奏章也相继送达。
韦执谊见势不妙，开始与王叔文保持距离，对他不再言听计从。
在这一关键节点，王叔文母亲病危。按古时礼制，父母病危，官员需解职归家，丁忧守孝。王叔文怀着最后一点希望，于临行前在翰林院摆下一桌酒席，宴请诸位学士，并邀请当权宦官李忠言、俱文珍、刘光琦参加。
席间，他恳请大家在丁忧期间给予关照，却遭到俱文珍的连声诟骂，闹了个不欢而散。
五月二十日，王叔文解职归家。成了平民的他仍不甘心，整天盘算着如何起复，还扬言将来一定斩了韦执谊及其他不听话的人，让朝中众臣极为恐慌！
王叔文一走，王伾进退失据。他疯狂托人找关系，替王叔文说话，想用王叔文当宰相，却没人搭理；又想让王叔文做威远军使，还是不行。一天，他坐在翰林院中，接连上了三道奏折，都被原封退回。当晚夜半，他突然中风，自此不在上朝。
七月二十八日，顺宗下诏，令太子李纯监国！
八月初四，顺宗自称太上皇；初六，贬王伾为开州（重庆开州区）司马，王叔文为渝州（重庆）司户。
初九，太子李纯继位为帝，是为唐宪宗！
不久，王伾病死贬所，王叔文被追令赐死！
十一月，宪宗清算“二王、八司马”一党：
将韦执谊贬为崖州司马，韩泰贬为虔州司马，韩晔贬为饶州司马，柳宗元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贬为朗州司马，陈谏贬为台州司马，凌准贬为连州司马，程异贬为郴州司马——“八司马”由此产生！
“二八、八司马”顷刻间烟消云散！为期一百四十六天的永贞革新，也就此拉上帷幕！
《资治通鉴》对此事件持负面态度，字里行间充满对王叔文、王伾的不屑与鄙夷。
历史上的事不太好评价，只能说立场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评价结果。
对于这一事件，我的看法是：这就是一次没有成功的政治洗牌，没什么远大目标，更谈不上革新，有的不过是对权力与利益的拼命攫取，如此而已！
那么，这次革新为什么没有成功？原因有三：
第一，严重缺乏斗争经验。作为小团伙的核心，王伾、王叔文在给李诵当侍读前，都查不到任何从政经历。王伾是弄臣，情有可原。王叔文五十多岁，也不过是个言官。如果李诵身体健康，二人当个合格参谋没有问题，但代表李诵独挡一面却是无法胜任。这就好比让一个只上过小学的人，硬去完成大学的学科，怎么可能做到呢！
德宗晚年朝政紊乱，各色势力暗流涌动，不论是宦官、文臣还是藩镇，都在明争暗斗。如此复杂诡谲的政治形势，不是看过几本书就能解决的。
“二王”他们在顺境时不考虑如何建立统一战线，拉拢权力集团，却忘乎所以的封官许愿；面对逆境又束手无措，昏招迭出。与遍布朝堂的那些政治高手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不败才怪。
第二，搞“小圈子”至上，彻底孤立了自己。政治家与政客的最大区别，在于政治家善用阳谋，而政客总玩心机。王叔文一党多为言官出身，查人过失者心术不正，往往看谁都像坏人。他们整天装模作样、故作神秘，把本该在朝堂上集体商议决策的大事，弄成了小圈子暗箱操作的诡秘事件，耍小手腕、使小权术，格局小、眼皮浅，猖狂一时、糊涂一世。
第三，目标不一，动机不纯。王伾贪钱，王叔文求名，韦执谊想做官，其他团伙成员也各有目的。在尚未完成内部思想统一的情况下冒然上阵，没有清晰的目标纲领，没有高尚的人品操守，没有长远的政治规划。只知东刨一锄头、西打一棍子，不败何待！
透过历史烟云，把握历史的真相，其目的并不是要矫情较真，而是坚持用独立的视角去思考和审视一切，这是保持独立人格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