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媒体的宣传中，博古都是毛主席的对立面，因为有王明和共产国际撑腰，多次反对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最终让中国革命受到了惨重的损失。

但是，博古的女儿秦摩亚后来专门为父亲伸冤，说父亲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反而处处尊重毛主席。

秦摩亚为了证明这一点，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谁来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当时有好几个人选，比如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张闻天等等。

博古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命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秦摩亚说：“从这可以看出博古对毛泽东创建红军的尊重。”

第二个例子，是在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苏区中央局对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提出了严厉批评，并决定撤销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他离开部队，去后方负责政府的工作。

但是，当苏区中央局把这次会议的情况上报给上海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后，上海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是：同意实行进攻路线，但反对让毛主席离开红军。

上海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回复中写道：“与毛泽东同志的分歧，请尝试着用同志的态度争取他赞成积极的斗争路线，不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公开讨论，现在我们反对他从军队中召回，目前这一步骤会给红军与政府造成严重后果。”

当时，博古就是上海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可以看到，他是不同意让毛主席离开红军的，因为他知道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能力，还是希望由毛主席继续来指挥红军。

秦摩亚说：“现在有些文章把攻打赣州、让毛离开红军说成是博古中央造成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第三个例子，是1933年初的第四次反“围剿”，这次战役是由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的，取得了胜利，但是在战后的总结中，博古说：“如果有当年朱毛红军游击队配合这次作战，可能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由此可见，博古对朱毛红军的游击战术还是很认可的，并非一味地反对。

第四个例子，是在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虽然没有出席，但仍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为他日后能参加遵义会议打下了基础，因为遵义会议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如果毛主席不是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是没有资格出席的。

秦摩亚后来说：“如果博古反对毛泽东，他能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吗？”

第五个例子，是在长征开始前，中央收到了毛主席的来信，说他不想走，想留在苏区继续打游击，但博古和周恩来商量后，决定让毛主席一起走。

在不少媒体中，都说是博古不想让毛主席走，在周恩来的极力争取下，才勉强同意了。但秦摩亚并不认可这个说法，而是恰恰相反，是毛主席自己不想走，博古和周恩来一起劝他走。

第六个例子，是在遵义会议时，很多媒体说博古对这次会议的决议不服，拒绝交权，但实际上，博古虽然情绪很低落，但对组织的决定还是没有抵触的，第二天就把自己保管的中央印鉴都交了出去。

据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回忆，遵义会议后，凯丰劝博古不要交权，但博古没有听他的，还反过来劝凯丰，说我们要服从组织的决定。

还有第七个例子，就是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野心膨胀，与中央分庭抗礼，博古就坚定地站在了毛主席的一边，驳斥张国焘的分裂行为。

从这些例子来看，博古跟毛主席确实是没有矛盾的，虽然有过一些工作上的分歧，但也都属于正常的工作范围，有不同的意见也是正常的，不能说是“反对毛主席”。

延安整风时，有人曾经对这些问题批评过博古，博古说，在我心里有两条底线：“一是朱毛是红军的缔造者，他们是革命的旗帜；二是共产国际曾要求我要团结毛，所以我不反毛。”

（参考资料：《博古传》《党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