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冬夜，北京锡拉胡同的庆亲王府前车马云集。英国《泰晤士报》记者亲见，候见官员需先向门房缴纳"门包"银两才能入内，府内账房彻夜记录着流水般的贿金。

这座占地六万平米的王府主人庆亲王奕劻，在户部档案里全年俸禄仅三千两白银，却在汇丰银行存有价值三千万两的黄金。这位乾隆帝曾孙创造的贪腐纪录，令和珅八亿两家产相形见绌。

光绪二十年（1894年），奕劻通过总理衙门掌控海关税银时，开创了系统性贪腐模式。他设立"庆记公司"明码标价：道台五万两、知府三万两、知县八千两，甚至细化到海关监督月缴三千两"孝敬"。

据《汪穰卿笔记》记载，仅1903年袁世凯为谋取直隶总督之位，就向奕劻行贿二十万两。这种制度性卖官导致清末官职价格通货膨胀，同光年间五千两的知府缺额，至宣统初年已暴涨五倍。

庚子事变后，奕劻权势达到顶峰。作为全权大臣签订《辛丑条约》时，他暗中收取俄国三十万卢布贿赂，将东三省铁路权益拱手相让。1903年成立练兵处，每采购一支德制毛瑟枪可抽佣三两，仅此一项年入超百万两。更触目惊心的是，他指使儿子载振开设"劝业场"，以新政名义强征商铺"股本"，实则中饱私囊。

这座贪腐帝国的崩塌始于1911年。当武昌起义枪声传来，奕劻内阁仍在收取各地督抚的"维稳费"。英国公使朱尔典在回忆录中写道："庆亲王听到革命军逼近汉阳时，首先询问的是他在汉口的钱庄能否保全。"这种贪婪最终迫使立宪派转向革命——资政院议长溥伦发现，奕劻竟将预备立宪专项经费的三成划入私账。

1912年清帝退位诏书颁布当日，奕劻正忙于将七十五箱金条转运天津租界。故宫档案显示，其家族在汇丰、花旗等外资银行的存款，折合白银达一亿二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两年财政收入。这个数字尚未计入其在全国购置的十二万亩土地、三十七处钱庄票号以及价值连城的古玩字画。

更具讽刺的是，这位帝国掘墓人竟得善终。1917年奕劻病逝天津时，逊清小朝廷拟谥"谬丑"，却被民国政府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由阻止。其家族利用租界特权，将赃款转化为天津英租界半数房产，继续收取着中国人的租金。直到1949年解放军进驻天津，庆王府地窖中还封存着未及转移的四十箱银元。

对比北宋权相王黼，奕劻的贪腐更具现代性——他创建了完整的利益输送网络，将国家机器转化为提款机。正如清史专家萧一山所言："庆亲王集团开创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完整模式，这种系统性腐败比个体贪腐危害百倍。"从太和殿御座上消失的不仅是皇帝玉玺，更是一个帝国赖以运行的制度根基。当后人参观庆王府旧址时，那些雕梁画栋间仍回荡着权力变现的靡靡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