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失去军队的小军阀为了重掌军权，不惜加入汪伪政权担任高官，不过他们最终发现，在日本人的严格监督下，其建军计划根本是不可能是实现的。就比如笔者这回要介绍的、曾任独立第37旅旅长、第40师师长的豫系小军阀将领刘培绪。
刘培绪
刘培绪，字冀述，原名刘念祖、刘仲明，1893年出生于河北沙河一户地主家庭，其父刘秉楠是个清末老秀才，靠给乡亲们治病积累了一些财富。刘培绪在刘秉楠三个儿子中排行老大，因此从7岁起就被送去私塾读书，一直读到21岁时，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一天不如一天，刘培绪便放弃读大学，考入袁世凯创办的陆军模范团二期。1916年袁世凯病死后，模范团被并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五、六期，其中刘培绪被分配在步兵科六期十三连。
1919年，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刘培绪被分配到驻北京的北洋陆军第9师26团见习，到年底则改派到北洋河南陆军第8混成旅学兵连任中尉排长。该旅曾在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指挥下，前往湖南与南方护法联军作战，1921年冬，吴佩孚与联军达成停战协议后，又命该部返回湖南驻地。刘培绪因为在此战中表现不错，而被旅长靳云鹗提拔为少校参谋兼军官队队长。仅用两年时间就从刚下部队的中尉升到少校，说明刘培绪的军事业务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第8混成旅又被调往石家庄，负责保卫保定以南黄河铁路桥，接着又在冯玉祥指挥下击败了河南地方军阀赵倜，战后该旅被扩编为北洋陆军第14师。刘培绪在此战中初次走上指挥岗位，担任补充团团长陈钊的中校团附，战后补充团被升级为第14师56团，刘培绪也兼任该团机关枪营营长。该营在刘培绪的教育下，因为反动态度坚决，曾被旅长靳云鹗调去镇压京汉铁路工人成立总工会的运动。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由于冯玉祥在后方叛变，导致正在山海关一带作战的直军主力全军覆没，其中也包括靳云鹗的第14师。刘培绪在乱军之中一路跑回第14师在郑州的留守处，通过收编确山县保安大队和郾城县土匪陈际时部，又拼凑出一个团千余人的兵力。正躲在天津重招旧部组建国民二军的靳云鹗、陈文钊得到消息，忙任命刘培绪为二军第4师8旅16团团长，刘培绪从此总算是爬上一线领导岗位，并有了一支直属于自己的嫡系武装。
靳云鹗
1925年，吴佩孚在靳云鹗的拥戴和孙传芳的支援下，在湖北汉口宣布东山再起，被国民二军收编的靳云鹗旧部三个师也纷纷宣布支持吴大帅，这也导致吴佩孚和国民二军为了争夺河南地盘而开战。刘培绪在此战中代理负伤的第8旅旅长高汝桐指挥部队，伏击了国民二军总部，俘虏骑兵、炮兵各一个团。战后，躺着白拿功劳的高汝桐升任吴佩孚的讨贼联军第一军14师师长，刘培绪则升任第14师37旅少将旅长，兼汉阳兵工厂厂长。
然而吴佩孚才再次崛起没多久，1926年夏，广东北伐军就已打到武汉三镇外围，并迅速攻占汉阳，刘培绪救援不及，被迫退守湖北广水。这时老领导高汝桐找到刘培绪，指出：吴佩孚手下多为腐朽之辈，必然败亡，你的很多军校同学现在正在北伐军中服役，应积极联系他们，不要做革命的落伍者。刘培绪顶多听听靳云鹗的，对吴佩孚确实没什么信仰，于是很容易就听从了高汝桐的建议，并截留了吴佩孚刚运到广水的两千支马步枪。
吴佩孚得知刘培绪扣下自己的军列，以为靳云鹗也已经叛变，气得下令将第14师在信阳的留守部队全部缴械，并将靳云鹗的副官黄伯洲抓起来斩首示众。靳云鹗带着自己的司令部跑到刘培绪那里，参谋长安俊才一见面就对刘培绪说：“你小子闯的祸还真不小，吴大帅已经把黄副官斩首，还想把我们给截住。”刘培绪这才向靳云鹗报告了截击军列的事情，并表示已经和北伐军武汉方面的总指挥、他的军校同学唐生智取得了联系，约定投降北伐军。
靳云鹗听完汇报，拍了拍胸脯表示：“什么事都由我负责，你们没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原来，靳云鹗也早就对吴佩孚结盟奉军一事非常不满，他随即命刘培绪率部进占临颍，摆出一副要把吴佩孚赶出河南的姿态，并授意他向全国发布通电，痛斥吴佩孚“倒行逆施”。吴佩孚看到这份通电可真气坏了，又把两个杂牌师调来进攻临颍，结果这帮人也是出工不出力不肯进攻。无奈之下，吴佩孚只好向奉军头目张作霖求援，后者马上派出两个方面军进入河南。
高汝桐乘坐的装甲列车
河南各路军阀对于东北人到河南来捣乱很是不满，于是联合组成河南保卫军，并推举靳云鹗为总司令，其中刘培绪的部队改称保卫军第一军1师，部队仿照北伐军编制，招收了40多名进步学生，组成师宣传部及各团、营党代表，官兵面貌焕然一新。1927年2月，保卫军第一军1师向开封、郑州一路挺进，路上各路杂牌军纷纷归附，声势搞的很大。然而不巧的是，半路上第一军军长高汝桐所乘坐的装甲列车遭到奉军炮击，其本人当场阵亡，使得这次进军还没开打就演变成全面溃退。
1927年4月，刘培绪率部退守鄡陵，随即遭到奉军优势兵力围攻，并很快被俘。虽然张作霖发电报给在前线的儿子张学良，要他将“河南变乱之首”刘培绪就地正法，不过幸好刘培绪的同学富双英、刘家鸾在张学良那里当军长、参谋处长，经他俩劝说，张学良才饶了刘培绪一命，后来，由于觉得此人有才，他又破格任命其为奉军第14师师长，然而这个所谓的师长其实没有实权，只是个空头衔。因此北伐战争结束后，刘培绪也很快离开奉军。
1929年4月，原湖南军阀唐生智东山再起，在北平就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刘培绪作为与他有联系的老同学，也被请出来先后担任该部参谋处长、游击司令，后又招募旧部及土匪，组成一个松松垮垮的第26师。同年12月，唐生智反蒋战败，被迫再度下野，其部下纷纷接受蒋军收编，刘培绪和他新招募的杂牌军也被蒋军收编为新编第2旅。
河南宝丰巨匪李全生，曾率领两千亡命之徒横行豫南皖北，1929年夏接受刘培绪的收编。在听说刘培绪当了蒋介石的旅长后，李全生不愿当一个小团长，于是打算把部队拉出去再当土匪。刘培绪当然不肯让李全生带走自己的部队，于是在参谋长刘湘麟的协助下，以集合为名义把李全生部下全部缴械，并全部分散编入其他各部。李全生本人及其手下百余名大小头目，则全部被刘培绪下令枪毙。
第十军军长徐源泉
中原大战期间，新编第2旅隶属于徐源泉的第十军，在广水、随县一带与冯军对峙，不过由于对峙双方都是杂牌军，所以也没打什么仗。1930年10月，大战结束，此时洪湖地区红军声势越来越大，驻湖北监利的新编第3师教导团及保安团2000余人被红军歼灭，蒋介石即将新编第2旅调往该地，并命令刘培绪限期收复监利。11月，由于新编第2旅有飞机和炮艇助战，红军在抵抗两个多小时后就匆匆撤出监利。
相比第十军军长徐源泉手下的其他杂牌军，刘培绪的新编第2旅还是比较有战斗力的，也比较能听指挥，故该旅常和徐源泉的几个嫡系旅在一线配合作战。1931年冬，刘培绪配合徐源泉手下旅长黄新（即黄百韬）攻占潜江县城，后又乘胜攻占张截港，事后新编第2旅因功被升级为独立第37旅，驻扎湖北天门。为收复张截港，打通与襄北红军的联系，1932年1月，红三军9师再度发起张截港战斗，并将独37旅的两个营包围起来。
为了救援被为围困的两个营，刘培绪亲率全旅主力前往，结果遭到红军大部队截击，最后虽然成功掩护被围部队突围，但自己也被歼灭一个营，800多人成了俘虏。战后经过整补，新2旅于5月重占潜江县城，但不再参与与红军大部队的作战。到1934年，鄂西地区局势逐渐稳定后，新2旅又被调往湘鄂赣苏区作战，由于在这一带活动的红军游击队战斗力相对较弱，所以刘培绪倒是取得战果连连，先是在一次遭遇战中俘虏了原红十六军7师师长邹之谟，后又碰巧俘虏了正养伤中的红军赣北师师长袁凤鸣。
由于围剿湘鄂赣红军“有功”，1935年秋，刘培绪再度升任陆军第40师师长，其嫡系部队独37旅与原徐源泉手下的另一支土匪武装暂编第3旅合并，此后第40师先后调防湖北老河口、河南邓县等地，倒也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太平日子。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前线部队伤亡越来越大，像第40师这样的杂牌中的杂牌也被调往淞沪战场参战，奉命驻防上海西北部沿江南岸地区，由于遭到日军海空火力打击，部队伤亡很大。
淞沪会战中的日军炮兵
撤出淞沪战场后，第40师奉命退往湖北孝感整补，但蒋介石却没给该师补充一兵一卒，刘培绪自知自己并非黄埔嫡系，预感到很可能会像唐生智一样被蒋介石消灭掉。果然，到12月，就传来撤销第40师，将该师残部合并入第76师的命令，刘培绪好不容易拉起来的部队就这样被吞并。事后，刘培绪虽然改任没有指挥权的中将参议，但仍心系抗战，在徐州会战期间曾待在前线司令部了解战况，武汉失守后，他陪同生病的母亲前往港岛闲居。
1938年12月，汪精卫发表投降通电，宣布正式充当日本人的帮凶。为了组织自己的军队，汪精卫派人四处招募闲居中的失意将领，其中就包括正在港岛的刘培绪，刘培绪对此事一开始当然是拒绝的，但经再三考虑，他计划掌握兵权后再在敌后倒戈一击，便终于同意替汪伪集团效力。汪精卫于是任命刘培绪为军官训练团中将副教育长，派他到沦陷区招募了退役军官和青年学生各600余人，准备以他们为基础培训为未来军队的骨干。
1940年3月，汪伪政府正式成立后，刘培绪又升任伪军参谋部中将次长，兼军官学校教育长。在替汪精卫训练伪军过程中，刘培绪深切感受到，日本人其实并非真心支持这个项目，所谓的训练十万伪军的计划根本无法实现，所以转而与戴笠的抗日特务组织军统联系。1941年2月，经过与军统驻上海代表郑志道联系，刘培绪派遣手下两个军官李春芳、刘福卿，准备趁汪精卫参加军校纪念活动的机会将其炸死。
然而此事最终还是走漏了消息，汪伪情报部门很快追查到刘培绪这边，好在情报部门中其实有很多人都是被迫帮日本人干活的，他们积极串通李春芳、刘福卿二人翻供，汪精卫的亲信们也劝他不要把这种丑事张扬出去，汪精卫这才同意将此事不了了之。事后，刘培绪被调去驻苏州、昆山的伪军第二暂编军当军长，但实际上根本指挥不动这些部队，等于是个光杆司令，1943年2月，刘培绪又被调回南京监视居住。
汪伪军招收的军校学员
回到南京没多久，汪精卫突然宴请刘培绪吃饭，刘培绪欣然前往。走到饭店楼梯口时，忽然有不明人士拔枪向刘培绪射击，可惜此人枪法不佳，只打中刘培绪肩膀，刘培绪的副官也马上拔枪，把刺客从楼上打落下来。众人正待活捉刺客时，陪同刘培绪来饭店的汪精卫副官却也忽然拔枪，把刺客当场击毙。此事过后，刘培绪自觉南方已不能久留，于是干脆卖掉南京、汉口的房产，另在北京购房居住。
全面抗战胜利后，刘培绪虽然曾当过汪伟的高官，但鉴于他曾和军统组织有联系，胜利时已辞去一切伪职，靠在北京经营粮行、织袜厂为生，故没有被追责。不过，虽说刘培绪长期替汪伪做事，他的儿子刘振瀛却在进步团体影响下，离开家庭投身民族解放事业，在解放战争时期已是解放军某部参谋。解放战争后期，刘培绪也感到蒋介石不久将失败，于是积极向地下组织靠拢，组织进步学生、工人分发反蒋传单，为北京的解放多少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
按理说，刘培绪有反蒋的斗争历史，解放期间参加地下组织的活动，儿子又是解放军军官，在全国解放后应该不会出什么事。但在北京解放后，他却为了撺掇个人经济利益，趁着解放军接管北京初期市面上的混乱秩序，资助强盗杨振兰、田之道等在北京实施多次抢劫等犯罪活动。1951年，北京公安破获了这一系列案件，并将刘培绪逮捕入狱，最终这位有点拎不清的军阀将领还是在三年后被有关部门枪毙，终年6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