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11月的香港维多利亚港，一艘锈迹斑斑的客轮缓缓靠岸。甲板上，一位身着灰色西装的男子摘下礼帽，任由咸涩的海风掠过他鬓角微白的发丝。码头上报童的粤语叫卖声、苦力的号子声与远洋货轮的汽笛声交织成一片混沌，而他只是沉默地注视着这座陌生的城市。海关人员接过他的证件时瞥了一眼姓名栏——"周嘉彬"，这个曾统领数万国军的西北军长，此刻的身份，不过是又一个南渡的"上海客"。

1935年的南京黄埔路官邸，一场婚礼正低调举行。新郎周嘉彬身着笔挺的戎装，胸前缀着北伐战争纪念章；新娘张素我梳着时兴的卷发，捧着一束白玫瑰——她是时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的长女。这场结合，让29岁的黄埔六期生周嘉彬正式踏入民国军政核心圈层。

作为张治中亲自培养的青年军官，周嘉彬的仕途始终与岳父的政治轨迹紧密相连。1937年淞沪会战，张治中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周嘉彬在其麾下任作战参谋；1945年重庆谈判，张治中负责中共代表安保，周嘉彬时任宪兵团长全程护卫；及至1948年张治中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周嘉彬已升任第120军军长，驻防甘肃平凉。这种特殊的翁婿关系，既是他平步青云的阶梯，也成为他日后必须直面抉择的枷锁。

1949年8月的兰州战役，成为周嘉彬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据《兰州战役亲历记》记载，时任第120军军长的周嘉彬奉命固守黄河铁桥北岸，其防区正对解放军主攻方向。8月25日总攻开始后，马步芳部骑兵在解放军的炮火中溃不成军，而周嘉彬却做出了令人费解的决策：他既未执行死守命令，也未主动撤防，而是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批向宁夏方向转移。

时任第120军副军长康博缨在回忆录中写道："周军长整日守着电台，既不愿增援马家军，也拒绝向西安绥署求援。有参谋建议通电起义，他只说'张家满门忠烈，不可陷文白公（张治中）于不义'。"此时张治中已在北京参加新政协筹备，其子张一纯正在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任职，周嘉彬的处境愈发微妙。

1949年9月19日，当陶峙岳在新疆通电起义时，周嘉彬却在宁夏中卫做出了不同选择。根据台湾"国史馆"档案记载，他先是向重庆方面发电"职部伤亡殆尽，恳准予解甲"，又向北京方面致信"愿以个人身份脱离军界"。最终在胡宗南派来的专机接应下，他携妻儿经成都转飞香港，随身仅带两箱书籍和岳父赠予的《曾文正公家书》。

移居香港后的周嘉彬，在九龙塘租下一栋英式小楼。邻居们只见这位操着湖南口音的周先生每日晨起练八段锦，午后在书房临帖练字，全然不像传闻中的铁血将军。1953年张治中首次访港时，翁婿二人在半岛酒店有过一次密谈，据服务生回忆，他们全程用宣纸写字交流，最后将纸页悉数焚毁。

晚年的周嘉彬专注于书法与佛学，1974年香港中文大学曾发现其捐赠的明代佛经抄本，卷末题跋写道："甲辰年（1964）浴佛日，嘉彬沐手敬书于香江之畔。"这位曾经的铁桥守将，用三十余年光阴将自己活成了一段静默的注脚。1976年他在香港养和医院病逝，遗嘱特别注明"墓碑只刻姓名与生卒年月"。

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周嘉彬的选择或许不够壮烈也不够决绝，却折射出大时代里个体命运的复杂光谱。当千帆过尽的维港依然潮起潮落，那个在甲板上凝望新生的中年军官，早已将所有的激荡与彷徨，都化作了香江灯火里的一缕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