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9年10月，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1980年初，依照章程，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奥委会选举3名候选人，以从中确定一位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一般来说，各国派出的奥委会委员都是政要名流，这些人的名字将被载入奥林匹克运动史册。

当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出差在外。于是，国家体委主任王猛将军召开大会，决定推举“荣高棠、牟作云、何振梁”3人为中国候选人。荣高棠回来后，坚持要把何振梁放在首位。他高瞻远瞩地说：“莫要短视。”

毛主席和荣高棠打招呼：来了位管六亿人民大事的人

建国后，体育工作暂时划归共青团中央管理。荣高棠当时任共青团中央秘书长，负责新中国第一个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筹建工作。到1952年6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成立，荣高棠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毫不夸张地说，荣高棠就是中国体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同年7月17日，国际奥委会邀请新中国参加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15届奥运会。荣高棠等人见到邀请电报时，开幕仪式已经准备好了。再过几个小时，运动员就要入场了。这时，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办公地，已经吵得不可开交。有的人认为，好不容易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必须要去；而有的人则认为，新中国的运动员水平不高，去了只会给国家抹黑。

由于事情重大，荣高棠赶紧写了份报告请示周总理。很快，周总理批了：“要去！”二字。就这样，荣高棠快速组建了一个代表团，由他任团长，于7月29日抵达赫尔辛基。此时，赛程已经过半，我国选手只有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参加了游泳预赛。

虽说吴传玉没能进入决赛，好在荣高棠率领的代表团第一次在奥运村的上空升起了新中国的国旗。这也完成了周总理布置的任务，只要“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首次出征，中国代表团没有取得任何战绩。荣高棠作为团长，非常羡慕苏联运动员在比赛上取得的优异成绩。

回国的路上，荣高棠对苏联的体育工作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了解到，苏联政府设有“体育事务委员会”。他们的体育事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好的成就，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回到中国后，荣高棠就中国体育建设规划，起草了一份专题报告。

报告上提议，在政务院下，设置一个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把体育当作国家大事管起来，并请贺龙元帅担任体委主任。 8月下旬，荣高棠等人把报告送了上去，不久就获得了中央批准。

11月，国家体委正式成立，由贺龙元帅担任主任，荣高棠担任秘书长，负责组建体委的具体工作。那会儿，贺龙还在西南局主持工作，没能按时到任。邓副总理便对荣高棠说：“你先牵起头，干起来吧！”1954年，荣高棠任体委副主任。

此后，荣高棠就一直作为贺龙在国家体委主要的助手，全面主持体育战线的日常工作。1954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高兴地指着前来汇报体育工作的荣高棠说：“来了位管六亿人民大事的人！”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荣高棠的工作很是认可！

特殊年代中，荣高棠的处境很不乐观。直到1979年，他才重新回到国家体委，再次担任了体委副主任。1980年初，当面对选择3名奥委会委员候选人时，体委的人一致认为，荣高棠放在首位是再合适不过了。

的确，荣高棠自新中国成立时起，就开始与国际奥委会打交道，一直分管外事。加上他又长期从事中国体育事业的领导工作，具有突出的代表性。但荣高棠却不同意把他放在首位。

荣高棠出差回来后，立即要求把已经上报国务院的请示件给追回来，把自己的名字取消掉，把何振梁排在候选人的第一位。

何振梁于1929年出生在江苏无锡，9岁随全家迁居上海法租界教会学校读书。1950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电机系。他自身的教育、阅历，使他在应对西方文化、国际赛事组织规则方面，显得游刃有余。

1952年，何振梁以翻译的身份，随荣高棠为团长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第十五届奥运会。他的能力，荣高棠是知晓的。这也是荣高棠执意推荐他为候选人之首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荣高棠是这样考虑的，他曾和身边人说过：“当时我考虑，我的年纪大了（68岁），外语也忘得差不多了。这项工作应该安排一位年轻的，外语好的同志去。所以我推荐何振梁。事实证明，我的考虑是对的。”在荣高棠的强烈要求下，国家体委把已上报的文件追回，重新起草上报。最终呈上去的名单次序是：何振梁、牟作云、马启伟，并注明何振梁是最合适的人选。

而何振梁也没有辜负荣高棠的期望，在国际奥委会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艰辛工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奥林匹克体育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荣高棠离休后，自己拿着纸计算各国的奖牌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体育实力也空前壮大，在世界体坛中占据了应有的地位。1983年9月16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奇，将一块奥林匹克银质勋章授予了荣高棠。在授衔仪式上，荣高棠表示，荣誉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中国体育界。当时，在场的体育健儿无不为荣高棠的高尚品质所打动。

话说，荣高棠始终关心着中国体育事业，即便是退休了也一直记挂着。1988年汉城奥运会期间，荣高棠虽已退休在家，但还是成天给体委值班室打电话，询问前方的比赛进程。有时他在电话里，同有关部门的同志，具体分析“谁有能力冲击奖牌？”“谁的思想压力大？”“谁有多大把握？”等等。从侧方面也反映出，荣高棠对体育健儿是多么地关注，细枝末节地东西他都记着。

此外，荣高棠还自己拿着纸，计算各个国家的奖牌数，中国到了第几名了。身边的工作人员提醒他，这些报纸上都有，不用这么费事！可荣高棠像是没听见一样，依旧乐此不疲地记录着，仿佛他还在坐镇指挥似的。

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以2票之差惜败于悉尼。这对荣高棠来说，可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他那天情绪很失落，伸出两只手指，对来访的客人说：“两票，就两票啊！”但时过8年，2001年7月13日，中国终于赢得了申奥成功！在谈到胜利时，荣高棠感慨地说：“难哪，真难哪。但是，经过失败的成功，才是最叫人高兴的。”那天，荣高棠落泪了，但那是幸福的眼泪。

2006年冬，距离奥运会开幕不到2年的时候，荣高棠因患肺炎离开了人世，终年94岁。这或许是荣高棠人生的一件憾事，但他推荐的何振梁替他完美的完成了这一愿望。当时，人们亲切地称呼何振梁为“中国奥运之父”。荣高棠在生前，经常同身边人说得一句话是：“体育是万岁的事业，是万古长青的事业，够我们干一辈子的！”

参考资料：《与荣高棠相处二十年》、《何振梁之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