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是七十年代的高中生，曾经当过大队（村委）干部，干过村小学代课老师，在大队放过露天电影，差点进工厂成为一名车间工人，却因大队支书拒开放行证明而选择参军入伍，最后提干。据说，大队支书当初有意招叔叔为上门女婿，所以无论是在他报名参军还是出介绍信用于提干时，大队支书的反应都要慢半拍。尤其是大队的那张介绍信证明直接卡住了叔叔的七寸，好在我爸将家里仅存的百十斤粮食偷偷的借给了大队支书儿子家，才换来那张贵如金的“根红苗正”证明。

叔叔顺利提干后，又不小心染上了乙肝，还是我爸带着土方子千里迢迢赶去他们部队驻地附近，天天在外面煎药送给叔叔喝。因为长期请假，作为乡村民办教师的爸爸被学校辞退，从此开始了日复日、复复年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1980年，我爸妈结婚时，叔叔寄了30元钱给我爸以表祝贺。1985年到我叔叔结婚时，我爸妈省吃俭用并跟人借了外债，才勉强凑齐100元寄给叔叔。也许是认为老家人对他们的不重视；也许是感觉我们老家太穷。从此叔叔婶婶对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变得相当冷淡。或许婶婶不知道，但是叔叔比谁都清楚老家的经济情况，我爸妈结婚时根本请不起喜酒，到我妈生我时遭遇难产甚至没钱上医院。我爷爷奶奶知道叔叔像块夹心饼干一样，非常不易，从始至终都没去省城打扰过叔叔一天。包括爷爷奶奶相继百年，叔叔婶婶都以工作忙由未能及时赶回守孝。叔叔在部队具体干到什么职务不详，只是知道他转业后，有次回老家城市出差，地方媒体上写着他是省城某机关的党组成员、巡视员（后面叫一级巡视员）。

在八九十年代，叔叔婶婶偶尔写信回老家，总是强调“你们老家、你们“HY（城市名）”，言语中带着浓浓的在省城工作及生活的优越感。而且叔叔婶婶似乎很担心我父母问他们借钱或者担心老家人找他们办事，在信件中反复强调他们过得多么艰难和不容易。我爸妈知道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所以从不跟叔叔婶婶提钱的事。

1997年清明节，军衔已是两杠三星的叔叔第一次回老家扫墓，专车、专职司机还有一个军衔是一杠两星的助理跟着。叔叔的榜样作用瞬间点爆了老家一带年轻人参军、考军校的热情。叔叔当天没有住甚至没有吃饭，只是回也匆匆去也匆匆，爸妈给叔叔精心准备的农家土特产他一样没有带，他说在省城什么都买得到没必要费油又弄脏车子。也许是我们家比较寒酸让叔叔有些无所适从或者无法下坐。所以，刚刚扫完墓的叔叔就迫不及待的往外赶。清明节当天扫完墓的我也急匆匆的骑自行车赶回镇上的学校复习，因为我还有两三个月就要参加中考了。当时我是跟老师请假回家扫墓，内心深处主要是想回家认识一下我叔叔。但我却在傍晚的校园里看到了叔叔一行三人还有我们镇的书记、派出所所长共五个人一起漫步在校园的操场跑道上。直到后面我才了解到，镇委书记、派出所所长都是我叔叔曾经的战友。我没有去打扰叔叔，更不想自讨没趣，因为叔叔在家里始终没有正眼瞧过我一眼。

也许是叔叔的自信或者傲娇间接点燃了我不服输的血液。在最后两个月里，我拼了命的努力学习，之前只能勉强考进县重点高中的我，通过两个多月的起早贪黑，刷题、复习、背课文，却走了狗屎运考进了地区重点高中。往后多年，直至我大学毕业、工作、结婚生子，爷爷奶奶相继百年，我们一家都与叔叔婶婶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准确的说，是叔叔婶婶不屑跟我们来往。

至今，除了叔叔外，我婶婶和他们的小孩（堂弟）都不知我爷爷奶奶长眠在何处。当然，我与堂弟彼此都是只知其名却从未曾见面相识。疫情前，我从市中院调到省高院，勉强算是单位的中层干部了。整整五年时间，尽管我跟叔叔偶有电话和微信联系，但我却不知道叔叔的家在哪个位置。叔叔退休后偶尔回老家扫墓，我才有了叔叔的联系方式。起初他还屏蔽了我，在得知我已是市中院班子成员之一后却主动发信息给我，希望我和堂弟能够多互动来往，再回老家时也是喜欢让我去接送他。

其实我们对叔叔婶婶没有任何意见和想法。几十年来，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各过各的，我们不求他们，他们也不用跟我们虚假客套反而让人更舒适安逸。我去接送叔叔是出于他比我年长，甚至不夹带丝毫亲情，更不会涉及跟叔叔加深亲情交流或者往工作方面扩展延伸。

也许正因为我的性格使然，导致我的成长之路越走越受阻，但我依然坚决排斥抱团取暖、持法不责众的侥幸思想。哪怕原地踏步、停止不前我依然坚持自己，绝不趋炎附势。

我始终坚信，无数人十年寒窗苦读的意义并非只为了一举成名天下知，或者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是为了兑现每个人灵魂深处所期待的那份公平与正义。这个世界当一个个个体及个案，不断的向不公、不法或蛮霸妥协时，那么社会砝码就会向不公倾斜。当每个人都秉承着为公平、正义呐喊助威而付出时，我们的社会将是朗朗乾坤、人民富足安居乐业。生活中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因为你就是你自己的幸运神。不论男女、不论贫富贵贱、不论认知差距、不论工种类型、不论民族与信仰，都要敢于向社会不公发起冲锋和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