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天津静海县大邱庄，还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这里土地贫瘠，农作物产量极低 ，“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便是当时大邱庄穷困的真实写照。

38岁的禹作敏蹲在地头，捏着寸草不生的土块，突然把旱烟杆往地上重重一磕："办厂！就是死了也要办厂！"

这一决定不仅彻底改写了大邱庄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他自己的人生。

禹作敏出生于 1930 年，他自幼聪慧，虽只接受了 3 年的私塾教育，但在那个文化匮乏的年代，他已经算是村里的 “文化人”了。

早年，他在大邱庄担任过公社、生产队会计和生产队长，对当地的经济状况和村民的生活状况都有深刻的了解。

1974年，禹作敏开始担任大邱庄的党支部书记，面对村里随处可见的光棍，他决心带领村民摆脱贫困。

为此，他多次前往山西大寨参观学习，希望借鉴大寨的成功经验，改变大邱庄的面貌。

回到大邱庄后，他带领村民们改造盐碱地，修建道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经过三年的努力，大邱庄的土地开始变得肥沃了些，交通条件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然而，靠传统农业耕种，大邱庄依旧难以实现真正的富裕，村民们的生活依旧艰难。

1977 年，大邱庄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改选，村民们渴望致富的心情愈发迫切，便提出了“谁能带领大家致富，谁当书记” 的口号。

面对大邱庄的困境，禹作敏再次站了出来。

他站在村民大会的讲台上，目光坚定，声音洪亮：“乡亲们，再给我三年时间，我一定带领大家摘掉贫困的帽子。如果做不到，我主动离职。”

此言一出，会场一片寂静，只有禹作敏的话语在空气中回响，村民们都被他的决心打动了，这次选举毫无疑问，禹作敏再次当选为大邱庄的党支部书记。

这次连任，不仅成为了禹作敏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为大邱庄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大家都相信，只要跟着禹作敏，大邱庄一定能走出贫困，走向富裕。

一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华夏大地，为无数怀揣梦想的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禹作敏站在大邱庄的土地上，望着远方，心中充满了期待。他敏锐地意识到，这股春风不仅是国家的希望，更是大邱庄实现腾飞的绝佳时机。

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对钢材的需求量极大。

禹作敏果断决定，利用大邱庄靠近天津的地理优势，创办轧钢厂。

说干就干，禹作敏四处筹集资金，他把生产队的砖厂抵押出去，贷款 10 万元，村民们也纷纷自发凑钱，你 1 元、我 2 元…… 最终，他们凑齐了 15 万元启动资金。

拿着这笔钱，禹作敏从天津买来三台轧钢机，带领村民们自己动手修建了简易厂房，他还跑到天津钢管厂门口蹲守七天七夜，用两麻袋红薯换来技术员周末"偷偷下乡"指导。

就这样，1977 年，大邱庄冷轧带钢厂诞生了。

谁也没有想到，这三台轧钢机竟成为了大邱庄致富的 “金钥匙”。

仅仅一年后，轧钢厂不仅收回了全部投资，还盈利 30 万元——这相当于过去全村30年的总收入。

这一成绩让大邱庄的村民们看到了致富的希望，也让禹作敏更加坚定了发展工业的决心。

此后，禹作敏乘胜追击，将赚来的钱继续投入到新工厂的建设中。

在禹作敏的引领下，大邱庄相继兴办了电器厂、印刷厂、高频制管厂等一系列企业。

随着这些工厂的陆续投产，大邱庄的经济迎来了迅猛增长，村民的生活质量也随之显著提升。

1987 年，大邱庄成为了中国最早的 “亿元村”，村民住进统一建造的西班牙风格别墅，幼儿园到大学全免费，60岁以上老人每月领200元退休金（相当于当时城市职工平均工资）。

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企业，禹作敏将原来的四个总厂升级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公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企业管理体系。

他还大胆任用年轻人，让他们在各个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才能。

在禹作敏的领导下，大邱庄的企业发展蒸蒸日上，产品畅销全国各地，甚至远销海外。

大邱庄的成功，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

国内外的媒体纷纷前来报道，美国《商业周刊》记者来访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农民开着皇冠轿车下地，村办企业会议室挂着卫星云图，谈判桌上摆着五部国际直拨电话。”

许多地方政府也组织人员前来学习取经，禹作敏因此成为了全国知名的农民企业家，他的照片和事迹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上，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

1989 年，禹作敏不仅以 “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 的身份参加了春晚，还被国务院评选为 “全国劳动模范”，随着大邱庄经济的飞速发展，禹作敏的威望也与日俱增。

然而，在一片赞扬声中，禹作敏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变化，他逐渐变得骄傲自满，权力欲望也日益膨胀 。

原大邱庄办公室主任刘保华回忆，"那时候禹书记到北京开会，部长都要到宾馆拜访他。"他的专车是加长奔驰600，车牌是非常扎眼的"津A88888"，他还给每个村干部配发了纯金名片，背面印着霸气宣言："大邱庄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但权力的腐蚀比盐碱地更悄无声息，1991年，禹作敏在村口竖起9米高的汉白玉牌坊，上书他亲拟的楹联："自古庄主第一人，敢笑皇帝不丈夫"。

禹作敏自称是大邱庄“庄主”，所有企业报表要盖他的私章才能生效，村里的大小事务，无论巨细，都必须经过他的同意才能执行。

此时的大邱庄，禹作敏说一不二，他的话成了“圣旨”。

我们常说，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禹作敏不仅掌控着村里的经济命脉，还对人事安排有着绝对的决定权。

他开始任人唯亲，将自己的亲戚朋友安排在各个重要的岗位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势力网。

在他的主导下，大邱庄的企业管理变得混乱不堪，裙带关系严重，许多有能力的人得不到重用，而那些靠关系上位的人却尸位素餐 。

不仅如此，禹作敏对任何敢于挑战他权威的行为都采取了严厉的打压和报复。

1988 年，农场工作人员田吉兴，因申请住房一事找到了场长孙岳先，孙岳先在处理过程中无意中说了一句“这事我做不了主，得找作敏”，禹作敏得知后，认为孙岳先是在背后说他的坏话。

怀恨在心的他不仅撤掉了孙岳先场长的职务，还解除其党支部成员资格，全然不顾孙岳先多年来为大邱庄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1989 年，电器厂职工顾廷岳的弟弟因对禹作敏募捐用途提出疑问，便遭到了殴打、罚款和停职的处罚。

村民们对禹作敏的这种行为虽感到不满，但无人敢站出来反抗，生怕自己也遭遇同样的下场，于是只能在背后偷偷议论。

随着私欲的日益膨胀，禹作敏的行为越来越嚣张，甚至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他认为自己为大邱庄做出了巨大贡献，法律对他来说也不适用了。

1982 年，大邱庄学校校长李炳凯，在一次会议上揭发了禹作敏的违法行为，认为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大邱庄的形象。

禹作敏非常生气，他不仅撤掉李炳凯的校长职务，还派出打手在夜间闯入李家大打出手，甚至连李炳凯年幼的儿子也不放过，李家的窗户被砸碎，家具被砸坏，李炳凯和他的家人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面对前来调查的县委清查组，禹作敏更是嚣张至极，他安排干部和群众辱骂、威胁清查组成员，最终致使清查组狼狈逃离。

1989 年至 1991 年，县里为了加强大邱庄的治安，设立了派出所，并任命禹作敏为指导员，禹作敏上任后，提出将治安联防队队员列入正式公安编制，这一要求被县里拒绝。

禹作敏恼羞成怒，两年后派出所撤销时，他竟扣住部分枪弹不上交，甚至为此与天津市公安局主要领导结怨。

1991 年，天津市委市政府号召全市捐款抗洪救灾，禹作敏因负责此事的是他不喜欢的副市长，便公然违抗命令，一分钱都不捐。

在推选党代表等事件中，他也与天津市委对着干，完全不顾组织纪律。

此时的禹作敏，已经彻底沦为了一个 “土皇帝”，他的眼中只有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而大邱庄的未来和村民的福祉，早已被他抛诸脑后 。

曾经那个意气风发、一心带领全村致富的“改革先锋”，如今已渐渐滑入自取灭亡的深渊。

1990 年 4 月 11 日，大邱庄村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命案。

村民刘玉田曾多次在大会上公开质疑禹作敏的决策，认为他的管理方式存在问题，尤其是任人唯亲和资金使用不透明。

这些言论引起了禹作敏的强烈不满，他多次警告刘玉田，但刘玉田并未因此退缩，于是，禹作敏决定对刘玉田进行“报复”。

这天傍晚，刘玉田像往常一样，结束了一天的劳作，准备回家，然而，当他经过村里的一个小巷子时，突然被几个人团团围住，这些人手持铁棍和木棒，不由分说对刘玉田进行了疯狂的殴打。

面对多人的攻击，刘玉田毫无还手之力。他的呼救声在小巷中回荡，但没有人前来救援，几分钟后，刘玉田倒在了血泊中，一动不动。

一位路过的村民目睹了这一切，他惊恐地躲到一旁，不敢出声。事后，他向警方描述了当时的惨状：“他们像疯了一样，拿着铁棍和木棒，对着刘玉田一顿猛打，血溅了一地。”

而这些人都是禹作敏的亲信，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为了防止刘玉田的家人报警，禹作敏竟派人对刘玉田之妻禹荣田以及子女进行严密监视，不许他们出村半步。

有了这次案件之后，禹作敏的行事愈发大胆了。

1992年12月13日深夜，大邱庄万全集团的保险柜少了30万元。

34岁的业务员危福合被指为嫌疑人，这个从河北来的打工者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死在镶着金边的审讯室里。

"刚开始只是让他跪着交代。"时任护厂队队长的刘振海在庭审时供述，"后来禹总说'不见血不开口'，我们就动了电棍。"

26名打手轮番上阵，刘云章等人在 “审讯” 过程中，对危福合拳打脚踢，使用电警棍、三角带鞭子等凶器，一拨人打累了又换一拨，持续了 7 个多小时。

最终，危福合因外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经法医鉴定，他身上的伤痕多达 380 多处，脾脏破裂，十指指甲全被拔除，左眼球脱落。

更令人发指的是善后过程。

禹作敏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当场甩出200万元现金："谁家没死过人？给他老婆说是心脏病，钱不够再加！"

当危福合的妻子抱着遗像哭求真相时，大邱庄派出6辆奔驰车围堵其老家，威胁要"让整个村子消失"。

禹作敏的种种恶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公愤。

然而，当静海县公安局副局长刘春春带着干警进村调查时，却目睹了新中国司法史上最荒诞的一幕：

2000多名村民手持铁锹、猎枪组成人墙，高音喇叭循环播放禹作敏的录音："大邱庄的事自己解决，外人插手就是破坏改革开放！"

最后，警车被掀翻，刘春春被逼着在悔过书上按手印，靠装心脏病才被抬出村。

"那天下着雪，我看着警灯在村口闪了一夜。"原大邱庄村民王桂兰回忆说，"我们都知道危福合冤，但谁敢说话？上次老李头举报偷税，就被吊在村口冻了一宿......"

欲让其灭亡，先令其疯狂，禹作敏终于为自己的疯狂行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93 年 4 月，中央纪委、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大邱庄展开调查。

4月15日夜，当武警天津总队参谋长李志祥率部突袭禹作敏庄园，虽然他们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却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3米高的围墙上架着高压电网，德国牧羊犬正戴着夜视仪巡逻，车库里停着三辆防弹林肯。

而在罗马柱支撑的喷泉下方，竟藏着通往“地狱”的入口。

打开暗门，腐臭味扑面而来，地牢面积达300平方米，铁笼里残留着带血的麻绳，墙上挂着皮鞭、电击器和狼牙棒。

在缴获的录像带中，清晰记录着这样的场景：

1991年3月，村民赵志强因质疑土地分配，被扒光衣服塞进狗笼，6条狼狗撕咬其下肢达半小时；

1992年中秋节，会计王淑芬发现禹作敏儿子挪用公款，被绑在手术台上"摘除子宫以示惩戒"；

暗室保险柜里锁着7本蓝色笔记本，详细记录着1990-1993年非法拘禁143人，其中22人致残；

最骇人听闻的是"特别医疗室"。

这里摆着全套手术器械，墙上挂着人体解剖图，冷藏柜里存有12个被切除的肾脏。

"他们专挑外地打工者下手。"法医在后来披露，"有些人失踪了，家属只会收到'突发急病死亡'的证明和2万元封口费。"

在禹作敏的别墅书房，办案人员还发现了一本被翻烂的《水浒传》，"聚义厅"三个字被红笔重重圈起。

这个自比宋江的农民企业家，把大邱庄变成了现实版的梁山泊——在这里，他可以用劳斯莱斯车队接送外商，也能用猎枪指着检察官的额头喊"替天行道"。

更讽刺的是，他床头摆着《邓小平文选》，扉页上却写着扭曲的批注："让部分人先富起来=让禹家人先贵起来"。

当儿子禹绍政强奸女工仅被"罚酒三杯"，当侄儿挪用三千万公款仅需写份检讨，这位改革先锋亲手将法治栅栏拆解成家族特权的阶梯。

1993 年 8 月 27 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禹作敏进行了公开审判。

庭审持续了13天，公诉人出示的证据就重达83公斤，起初禹作敏还竭力为自己辩解，"你们懂什么改革？没有我禹作敏，大邱庄还在要饭！"

但随着证据越来越多，禹作敏最终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他被以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等多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2 年 。

曾经不可一世的 “土皇帝”，终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然而，即便认了罪，他仍觉得自己是个”大功臣“，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这位昔日的土皇帝还要求特殊待遇：每天要抽中华烟，饭菜必须从酒楼订购，甚至试图用金表贿赂狱警传话。

1997年，禹作敏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监狱方面不得不将他保外就医，这年10月27日，禹作敏因病去世，终年69岁。

如今，在大邱庄街头，曾经的"天下第一庄"门楼已改建为法治公园。

那座重达8吨的禹作敏铜像，也在1995年被熔铸成了121块警示牌，镶嵌在每栋村委会大楼的台阶上。

在危福合遇害的万全集团原址，镇政府还设立了"改革开放警示教育馆"。

"现在新干部上任，第一课就是参观地牢遗址"，现任村支书张建国在提及禹作敏时说道："他教会我们两个真理：能带群众致富的未必是好人，能建起高楼的也有可能挖出深渊。"

张建国的话虽不多，但足以发人深省。

1、《人民日报》1993年8月28日头版报道——《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审禹作敏犯罪集团案》

2、《中国乡镇企业史》2003年修订版（费孝通主编）——第四章第三节"大邱庄模式兴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