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形势的严峻

1938年的中国，正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日军的侵略步伐几乎踏遍了华北和华中地区。北平和天津在1937年初秋相继失守，这一消息传来，整个华北笼罩在恐慌和愤怒之中。紧接着，上海的淞沪会战爆发。三个月的血战，让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最终还是未能阻挡日军的进攻。南京的陷落更是令人心碎，几十万中国军民在城破后的几周内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杀戮与蹂躏，惨烈至极。南京大屠杀的惨剧迅速传遍全国，也震惊了国际社会。

然而，这并没有让日军的进攻停止，反而步步紧逼。淞沪会战之后，日军的矛头指向了徐州，这座华东地区的交通要地。1938年初夏，徐州会战爆发。蒋介石调动大批精锐部队企图守住徐州，但日军通过铁道和公路不断运送援军，动用重炮、装甲车，甚至空军轰炸。中国军队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拼死守住了一些重要阵地，但日军的装备和火力优势太过明显。激战之下，徐州最终失守，中国军队被迫撤退。

接下来，日军开始南下，将矛头直指武汉。武汉作为当时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其地位至关重要。一旦武汉失守，抗战局势将更加严峻。于是，国民政府将大量的资源和兵力调集到武汉附近，力图阻挡日军的进攻。然而，战场的情况并不乐观，日军装备精良，士气高涨，他们想以最快的速度拿下武汉，进一步打击中国的抵抗力量。

许多人认为中国已经无力回天，战争的负担实在太重。一部分人开始传播“亡国论”，认为继续抗战不过是徒增伤亡。他们认为中国的武器和装备远远落后于日本，正面战场上根本无力抗衡，战必败，再战必亡，与其继续抗争，不如尽早妥协投降，以保存国家的“元气”。这种论调在一些沦陷区尤其有市场，不少商人、地主和士绅都觉得继续抵抗是毫无意义的。

与此同时，“速胜论”的支持者也大有人在。他们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外部援助，尤其是美国、苏联等大国。他们坚信，日本的侵略行为会引发这些大国的不满，从而迫使其对日作出军事干预。速胜论的拥护者甚至认为，不需要太多的付出，只要中国能坚持一段时间，日本就会被迫退缩。但这显然是对国际局势的误判。

“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声音充斥在社会各界，甚至在前线的士兵和民众中间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许多人因为听信亡国论的言论而开始消极怠战，甚至逃避战斗；而一些盲目乐观的人则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援助上，忽视了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理论思考与《论持久战》的诞生

在国家危机四伏的关头，延安的窑洞里却燃烧着一盏不灭的灯光。毛主席面对中国山河破碎、战局胶着的现实，花费了大量时间，潜心研究战争的发展态势。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以及中国军民所能调动的一切资源，毛主席都逐一分析。他一面研究历史上的战争经验，一面通过前线传回的战况总结教训，逐步形成了对这场战争长期性的清晰判断。

1938年5月，经过连续九天八夜的埋头苦干，一篇沉甸甸的著作《论持久战》终于诞生。战报中详述了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中的经验和教训，国际分析则包含了对苏联、日本、美国等国在战争中可能扮演角色的推测。这些材料被整合到文章中，使得这篇文章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实践的针对性。

毛主席在文章中指出，中国虽然在装备上落后，但并非没有胜算。中国拥有广大的国土和充足的人力资源，而这些正是开展持久战的有利条件。他具体分析了日本军队的特点，认为他们的兵力虽然强大，但由于侵略扩张的野心过大，导致兵力分散，后勤供应线拉长，战略上存在明显的弱点。而中国的广袤地域为游击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毛主席特别强调，通过持久战，中国军民可以将日本军队拖入战争的泥潭，从而逐步消耗其实力。

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将抗战划分为三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他认为，虽然中国当前处于战略防御阶段，但通过坚持和积累力量，必然能进入战略相持，最终实现战略反攻。

文章完成后，毛主席并未急于将其发表，而是先在延安进行了一次内部报告。他召集了党内的军事和政治干部，对文章的要点进行了详细讲解。在报告会上，毛主席用生动的语言解释了持久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用通俗的比喻，让与会者明白战争是一个比拼耐力的过程，而不是单纯的比拼速度和力量。

报告结束后，与会者反响强烈。陈云是其中一位，他认为这篇文章不仅适用于延安的干部，也应该让全国抗日军民都能读到。于是，他向毛主席建议将文章印刷出版。延安的条件极其简陋，纸张和油墨都极为稀缺，但陈云坚持认为，哪怕是再艰苦，也必须克服困难，将这篇文章传播出去。

文章的出版与传播

当时，延安的印刷条件极为简陋，工人们在简陋的机器旁一刻不停地忙碌，用粗劣的纸张和稀薄的油墨尽力保证每一页文字的清晰。经过数天的努力，几批印刷成品终于被装订成册。

文章完成印刷后，很快被送到了国统区武汉的长江局。作为当时抗战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之一，武汉局势紧张，气氛复杂，来自各方的抗战力量汇集于此，形成了多种声音交织的局面。《论持久战》一文在长江局的传播却并不顺利。

王明作为长江局的负责人，在接到文章后并未表现出应有的重视。他翻阅了一部分文章，认为内容虽然有一定的价值，但篇幅过长、理论性过强。他的态度显得冷淡，甚至以“文章太长”为由，拒绝将其刊登在《新华日报》上。《新华日报》是当时中共在国统区的重要宣传阵地，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王明显然并未意识到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而是将其搁置一旁，迟迟未作处理。

当时，周恩来作为长江局的副书记，始终关注《论持久战》的传播问题。他多次向王明提议，希望能在《新华日报》上连载发表。这份报纸是中共在国统区的重要宣传阵地，影响力覆盖广泛，一旦刊登，定能迅速传递到抗战各界。

面对周恩来的多次催促，王明甚至写了一首打油诗来讽刺文章：“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诗中充满了对持久战理论的轻蔑和嘲讽，他认为文章过于空谈理想，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王明不仅拒绝发表文章，还以“统一战线需要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为理由，对毛主席的持久战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在国统区发表这样的文章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争论。

内部争议与外界评价

虽然王明没有认识到《论持久战》的真正价值，但这篇文章在抗战各界和国际社会却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响。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很快就注意到了文章的意义，尤其是桂系的核心人物白崇禧。这位以眼光敏锐著称的将领，在接触到《论持久战》后，对其中的观点表现出极大的赞赏。他甚至在内部的军事会议上提到这篇文章，建议参谋人员参考其中的部分观点，用于规划未来的作战部署。

在他的推动下，《论持久战》的一些观点逐渐被桂系内部采纳，特别是在组织游击战和应对日军后方扰乱的策略上，显现出很大的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论持久战》的影响力也逐渐跨出了国界。国际社会中，一些同情中国抗战的人士对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时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读到文章的翻译稿后，对毛主席的战略眼光表示高度赞赏。季米特洛夫甚至建议将《论持久战》的主要思想传播到其他被侵略国家，以此激励那些正在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人民。

此时，宋庆龄的名字与《论持久战》的传播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作为中国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宋庆龄长期以来一直积极为抗战争取国际支持。当她阅读了这篇文章后，立刻意识到其中蕴含的深刻战略意义和强大的思想力量。

宋庆龄认为，《论持久战》不仅是中国抗战的理论指导，同时也能够向国际社会传递一种重要的信息：中国并非被动等待外援，而是主动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且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坚定的胜利信心。为此，她亲自联系了当时活跃在中国的国际友人爱泼斯坦等人，委托他们将文章翻译成英文，以便在国外出版发行。最终，英文版的《论持久战》得以在国外出版，并通过多个国际组织和媒体进行传播。

这篇文章在国际社会的影响逐渐显现。英国、美国、苏联等国的一些进步人士通过阅读英文版《论持久战》，对中国抗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资料：[1]车辚,林娜娜.毛泽东与《论持久战》[J].创造,2024,32(3):4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