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
我做学生的时候，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比如中国通史，每个教师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讲，当然国民党也有它意识形态上的标准讲法，既不是唯物史观，也不是唯心史观，叫作“唯生史观”，“生”就是三民主义里的“民生主义”，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倡这个。
我不知道这套官方的理论是不是有市场，不过我上中学的时候没有老师这么讲，只记得有个同学会考得了第一，学校奖励他一本陈立夫的《唯生史观》，我想他也不看，我们都不看，所以并没受它的影响。再如国文，老师高兴教哪篇文就教哪篇，今天选几首李白、杜甫的诗，明天选《史记》里的一篇，比如《刺客列传》，或者选一篇庄子的《逍遥游》来讲，没有标准教本。大学入学考试的题目也没有标准一说，倒是解放以后，全国有统一的规定、统一的模式，有标准教科书，考试还必须按“标准答案”。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没有“标准”，包括自然科学，我认为也不需要有个标准，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想，科学怎么进步？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否则永远不可能超越。
解放后我们学苏联，搞“五节教学制”，上课五十分钟，先五分钟复习，再几分钟如何如何，规定得非常仔细。相形之下，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听课的人多，分两个班，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
《国史大纲》是钱穆当年的讲稿，学期末的时候他说：“我这本书就要出了，宋代以后的你们自己去看。”再比如二年级必修的中国近代史，老师只从鸦片战争讲到戊戌变法，清朝的灭亡、民国成立都没讲。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正好一百年，可是老师只讲了五十年，等于只讲了前一半。
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我爱人上过北大陈受颐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来连古埃及还没讲完。我记得冯友兰在回忆录里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结果一年只讲了个《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涉及。可见当年的老师讲课多么随便。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
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而老师的作用正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
我在二年级的时候才十九岁，教政治学概论的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周世逑，他的第一节课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问：“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这是当然的，那么，什么叫政治？孙中山有个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官方的经典定义。可是我们老师一上来就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怎么敢这么说？
不过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
1938年，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合影，前排左起 郑天挺、姚从吾、钱穆
当然，联大里也有老师是非常系统的教科书式的讲法，比如皮名举先生的西洋近代史。皮名举是清末经学大师皮锡瑞的孙子，讲课非常系统、非常有条理，比如今天讲维也纳会议，那么整堂课就是维也纳会议，虽然有时也谈些闲话，但并不扯远。
皮先生有个特点，每堂课只讲一个题目，而且恰好能在下课时把这个题目讲完，据说以前只有蒋廷黻能做到这一点，后来我教课的时候也想学着做，可是非常失败，因为总免不了要多说两句或者少说两句，不能那么恰好在五十分钟内讲完。
另外，上皮先生的课必须交作业，像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一样，可是他留的那些作业我到现在都觉得非常的好：画地图。近代史从1815年拿破仑失败以后的维也纳会议，一直讲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好一百年，一个学期要求画六张欧洲政治地图，那么一个学年就得画十二张，当然我们也是照着现成书上抄的，不过我觉得这确实太有用了。以前我们对政治地图重新划分没有地理上的具体印象，但画过一遍之后就非常清楚明白了。包括中国史也应该是这样，可是除了皮先生，没有别的老师再要求过。
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记得有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老师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这位老师，把某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
再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绝口不谈。我承认传统文化里确实有好东西，但并不像他讲的那么非常之好。人无完人，总有优点、缺点，文化也没有完美的，也有它很黑暗、很落后、很腐败的部分，比如血统论。
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时候要写三代履历，曾祖父、祖父、父亲必须三代清白，“王八戏子吹鼓手”，妓院的、唱戏的、搞演奏的都是贱民，凡这类出身的人都不准进入考场。这是传统文化里腐朽的部分，可是钱先生好像并没有正视它，讲的全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美好的部分，以为这才是中国命脉的寄托所在，这是他的局限性。
另外，钱先生旧学出身，对世界史，特别是对近代世界的知识了解不够，可是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参与了世界，这时候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近代化以及如何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要有世界的眼光。钱先生对于这些似乎关注得不太够——这是对前辈的妄论了，不过学术上不应该论资排辈，不然学生只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没有进步了。
再说几件小事。逻辑学那时候是必修，我上的是金岳霖先生的课。金先生讲得挺投入，不过我对逻辑一窍不通，虽然上了一年，也不知道学的是什么东西。只记得有一个湖北的同学，年纪很大了，课堂上总跟金先生辩论，来不来就：“啊，金先生，您讲的是……”我们没那个水平，只能听他们两个人辩。
我觉得这样挺好，有个学术气氛，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如果什么都得听老师的，老师的话跟训令一样，那就不是学术了。还有一个理学院的同学，姓熊，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认为他们全是错的。周培源先生那时候教力学，这位熊同学每次一下课就跟周先生辩，周先生说：“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同学总是不依不饶，周围还有很多人听，每次路过理学院都看见他们站在院子里辩，都变成南区教室的一景了。
1938年，西南联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 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
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可能比历史学家更真实，因为他们能够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处。所以有时我想，或许艺术家、文学家对于历史的理解比历史学家要深刻得多。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如果你不理解人心，而只是知道一个人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饭，并不等于了解他。而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止步于专业的历史事件，没有能够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知道得再多，也不意味着他就懂得了历史。我的许多想法就是在和同学们的交谈中得到的启发，有些甚至伴我一生。
联大有个大图书馆，每个系也有自己的图书馆，这在战争期间是很难得的。所有图书馆全部开架，学生可以自由进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一整天也没人管。
有的书看着名字不错就拿出来翻翻，如果觉得没意思，又给搁回去，有的非常感兴趣就借出来，如同浸泡在书的海洋里，那享受真是美好极了。
解放后我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年，做了研究员也不能进书库，要看书的话得在外边填条，然后交给图书馆管理员去拿。有一次我跟管书库的人商量，我只查一个材料，但不知道在哪本书里，你让我进去翻一下，不必来回填条换书，太麻烦了。其实那时候我年纪挺大了，都五十多岁了，他“恩准”我进去查书，还拿个手电筒，紧盯在我屁股后面，似乎唯恐我在里面偷书，或者搞破坏。
这种监视让我觉得异常尴尬，很不舒服。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许多馆室不能入库，先在外面填条，限借三本，也许只给你找出一本来，翻翻可能还不是你想要的。得，这半天等于瞎耽误工夫，翻了一本没用的书，时间就报废了。
1939年联大新校舍建成。图为图书馆 馆前草坪即著名的民主草坪（又称民主广场） 各种集会常于此召开
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碰见过一个美籍华人居密，她是国民党的元老、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女儿。她说她去南京找材料，借书麻烦极了，借档案就更麻烦，结果待了七个月，所看到的内容抵不上在美国图书馆看一个月。我深有同感。我们手续太麻烦了，如果书库能随便进，就跟逛书店一样，左翻一本右翻一本，那一天能看多少？
虽然不是所有书都仔细看，可是信息量就非常大了，需要哪本可以再看哪本。如果不能进书库，借什么书得填条请他给你拿，一天又能看多少？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指导观念有关。
图书馆的作用是什么？应该是尽最大的可能把书让大家看到。
可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图书是国家的财富，我们要尽量地把它保护好，越翻越烂怎么成？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尽量少让人看，或者不让人看，这在无形之中，使我们国家在吸收知识方面落后了。图书馆是为传播知识设立的，着眼点不应当是建多少高楼、收藏多少图书，而应当是怎么才能让这些书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果这一点不考虑的话，图书馆变成了藏珍楼，唯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义了。
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图书馆。按理说我是一个外国人，也没有介绍信，什么证件都没有，可并没有人查问，书库照样可以进。图书馆从清晨开到夜半，只要你有精力，可以从早干到晚，而且它的条件非常好，里面有沙发，旁边就是小吃店，累了饿了可以歇一阵再继续，那你一天能收获多少？
而且里面那些关于中国的书，包括港台的书、大陆出版的书，报刊、杂志，几乎都有。可是我们这里呢？国外的书看不到，港台的书也看不到。我在历史所的时候，借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期刊，得写个申请让党委特批，谁愿意去找那麻烦？这等于我们在思想上自我封闭了。别人的都不看，关起门来就看自己的那一点，好比一个足球队整天关起门来自己练，人家怎么打法你都不知道，这种球队出去能打得赢吗？
学生在图书馆
我们那时候有好几条路径可以提高英文，一个是跑到外文系图书馆借英文小说。记得有个同学问我：“你看了多少本？”我说看了二十本吧，他说：“二十本不够，得三十本。”后来我们发现，读英文小说不要看英美人写的，而要看其他国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比如法国人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的，或者俄国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那些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就容易得多。还有一条路，就是看英文杂志。
联大有个杂志阅览室，国内国外的期刊杂志总有两三百种的样子，没事了就可以到里面翻一翻，跟逛书店一样，可以吸收很多东西。其中我有兴趣，而且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比如Apollo，关于美术史的，里面插图非常精彩——其实学校里没有美术史的专业课，可那种杂志阅览室里也有。还有一本杂志，名字是Etude，是法文的音乐史杂志，介绍很多古典音乐。
有一篇文章给我印象很深，讲Schubert（舒伯特）的歌Erlknig《魔王》），那是一个德国民间的传说。一个小孩病得很重，父亲抱着他骑马去看医生，晚上风吹得很紧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魔王出现勾引那个小孩，后来那个小孩就死了。这个歌我在北京就知道，是歌德的诗，可是一直没找着，看见那本杂志上有，赶紧抄了下来。这些条件后来就再没享受过了。我在历史所那么多年，牌子也是“中国科学院”，按理说条件应当很丰富，结果反倒不如联大的时候。
那时候英国领事馆离学校不远，领事馆里的阅览室可以随便进，一般只有三四个读者，而且阅览室的人挺殷勤，还给你倒一杯茶。
1939年秋天，就在我离开贵阳的前两天，希特勒进攻波兰，二战开始了。英国领事馆里有各种英文的报纸杂志，当时我们对战局也很关心，常过去翻看。有一份London Illustrated News（《伦敦画报》）报道战局，有很多照片。1940年6月，法国投降，希特勒占领了巴黎，戴高乐跑到英国继续打仗，叫作“自由法国”（后来叫作“战斗法国”）。其实戴高乐在法国地位并不很高，原是陆军部一个局长级的人物，不过他提出一个新的战术观念很有名，认为未来作战主要是机械化的机动战，而不是像一次大战那样打壕堑战，挖个深沟，拥有机关枪把守敌人就过不来。
二战时大规模使用坦克，可以到处跑，所以打的是运动战。德国打败法国以后有个“海狮计划”，准备过海打英国，先是大规模地轰炸，每天都是几千架飞机，连续轰炸了三个月，伦敦的居民都住在地铁里，那些情形《伦敦画报》上都有，有照片也有图画。
当时英国只有八百架战斗机，数量上远远少于德国，可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一种喷火式spitfire，一种飓风式hurricane，性能非常优越。而且英国还有一种秘密武器是雷达，在“大不列颠之战”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德国终于没有能过海。这些都是我从领事馆的阅览室里看到的，一方面增加了实事知识，另一方面，不自觉地就吸收了许多现代报刊的应用英文。
【来源：《上学记》，何兆武 口述，文婧 执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