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印度在“大国崛起”的叙事中愈发高调，其精英阶层对中国的态度呈现出一种矛盾而统一的共识：一边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一边在战略上将中国视为“绊脚石”。这种看似分裂的立场，实则根植于印度独特的政治逻辑、历史情结以及国际博弈的夹缝选择。

历史根源：从“有声有色大国”到“替代中国”的执念

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尼赫鲁曾提出“印度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的愿景，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印度精英层的战略思维。他们始终认为，亚洲的“领导者”地位应当属于印度，而非中国。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印度的“大国焦虑”逐渐演变为对中国的系统性排斥。

印度外长苏杰生之子德鲁瓦在其新书中直言不讳地将中国描述为“印度国防、技术和贸易政策的最大障碍”，甚至声称中国“试图阻止印度在国际机构中的崛起”。这种论调并非个例，而是印度精英层对华认知的缩影。他们将中国崛起与印度发展视为零和博弈，认为中国的每一步成功都意味着印度的“机会被挤压”。

现实政治：迎合国内民族主义与外部势力的双重需求

印度精英层对华强硬姿态的背后，是迎合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需要。莫迪政府近年来通过煽动“反华叙事”转移国内矛盾，例如炒作边境问题、限制中国投资、封禁中国应用程序等。这些举措既能凝聚民众支持，又能为印度经济转型争取时间。

与此同时，印度也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战略投机者”角色。美国为遏制中国而打造的“印太战略”和“四方安全对话”（QUAD），为印度提供了“站队”的机会。印度通过配合美国遏华政策，换取技术转让、军事合作及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这种“左右逢源”的策略看似高明，实则暴露了印度缺乏独立外交战略的困境。

国际环境：中印“并行崛起”的虚幻与现实的撕裂

苏杰生曾提出中印“并行崛起”的概念，声称两国可以共同发展。但这一说法被其子的极端言论彻底戳穿——印度精英层真正追求的是“替代中国”的崛起。这种矛盾源于印度对自身定位的误判：一方面，印度GDP已跃居全球第五，自诩为“下一个超级大国”；另一方面，其工业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治理能力仍远落后于中国。

印度精英层将中国视为“绊脚石”的另一离谱逻辑，在于对“国际秩序”的片面理解。他们片面夸大中国在联合国、金砖机制等多边平台中的影响力，认为中国“阻碍”了印度获取与其人口规模相匹配的话语权，却忽视了中国通过自身发展带动全球南方国家共赢的事实。

经济矛盾：依赖与对抗的悖论

中印贸易数据揭示了这种共识的荒诞性：2024年，中印贸易额达1184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是印度最大贸易伙伴。印度在原料药、电子元件等领域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但其精英层却将这种经济依存视为“战略威胁”。

更讽刺的是，印度试图通过“去中国化”推动本土制造业，例如“印度制造”计划和针对中国企业的歧视性政策，但其低效的官僚体系、薄弱的基础设施和人才缺口，反而让印度陷入“越对抗越依赖”的怪圈。

对华策略：人格分裂式的“两副面孔”

印度精英层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堪称教科书级别：在边境问题上煽动冲突，在经贸领域维持合作；在国际场合指责中国“扩张主义”，私下又寻求恢复直航、互派记者等务实交流。这种策略看似灵活，实则暴露了印度缺乏长远战略的短板。

苏杰生家族的态度正是典型案例：父亲作为外长公开呼吁“稳定对华关系”，儿子却在著作中将中国描绘成“最大障碍”。这种“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配合，本质上是印度精英层试图麻痹中国、争取发展窗口期的权宜之计。

中国的应对：战略定力与底线思维

面对印度的矛盾姿态，中国需保持战略定力。一方面，继续扩大中印经贸合作，支持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合理诉求，例如推动金砖机制扩容、支持联合国改革；另一方面，对印度的越界行为必须强硬回击，尤其在领土主权和核心利益问题上划清红线。

印度若想真正崛起，需要的不是将中国视为“假想敌”，而是放下历史包袱，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聚焦于内部改革与区域合作。毕竟，亚洲足够大，容得下两个文明古国共同发展——但这显然需要印度精英层跳出狭隘的零和思维。

结语

印度精英层将中国视为“绊脚石”的共识，既是历史优越感崩塌后的心理补偿，也是国际地缘博弈中的投机选择。然而，这种共识既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无助于印度实现真正的“大国梦”。当印度沉迷于“遏制中国”的叙事时，或许更应反思：阻碍其崛起的从来不是中国，而是自身的短视与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