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25岁成为中央委员，29岁成为政治局的常委，在核心领导层一共工作了57年，这在中共中央可以说非常罕见，能几经风雨而弥坚，少犯错误或者不犯错误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成熟政治家的必修课。

我们可不可以少犯错误？这个问题提得好。拿我来说，我是中央委员，我犯了错误，影响就比较大。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后来，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比如，蒋介石为什么说三个月或者五个月就可以消灭我们呢？他的这种错误的判断，就在于他对我们的兵力是同群众密切结合的这一点缺乏估计，同时夸大了自己精锐武器的作用，忽视了自己军队的士气低落和同群众的严重脱离。敌一九五师的失败，也是由于赵公武和陈林达对我们部队的认识不对，他们错误地认为我们兵力分散，不能集中。我们这次在敌后，有些同志有点惊慌失措，原因是他们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明明是个瓜皮帽，却把它看成了猫耳山。因此，我认为我们做工作，应当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力量用在了解情况上。情况了解清楚了，就可以正确地决定对策。我在延安时从枣园出来后到财办工作，如果要我明天作报告，当天晚上还忙于搜集材料，以了解情况。不忙于决定对策，而首先了解情况，这才不是本末倒置。实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难以做到。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中找出对策。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所谓难也就难在这里。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犯错误都是因为认识上存在片面性。

要少犯错误，就要避免认识上的片面性，其方法，我概括为三条：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交换是带头的。所谓交换，就是要互相交换正反两面的意见，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交换时要特别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见，相反的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事物认识的不足。相反的意见即使错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个方面，或者包括一些历史经验的推论。因此，对同自己相反的意见，我们也要作些分析，吸取其中有用的部分。陈独秀的错误，李立三的错误，王明的错误，不是由于这些人发神经病，或者因为他们是傻瓜，主要是由于他们夸大了事物的一面，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一九三○年的革命高潮，只是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运动处于低落时高，而不是比大革命失败前高。红军力量比过去是大了，但还不是大到足以打垮蒋介石军队的程度。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使全国的抗日反蒋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但还不是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四中全会的错误结论，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都对当时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我们不能说犯错误的同志对形势的判断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他们夸大了客观事物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应该收集反对意见。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我们要把它驳倒。愈是不正确的，就愈要把它驳得彻底。既然要批驳，就得找论据，这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正确的意见往往就是由系统地驳倒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各种资产阶级的、假马列主义的错误思想，为毛主席的真马列主义的正确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毛主席的著作都是采取这个办法写的。如写《论持久战》，他先收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论据，经过分析、批驳，得出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这个正确的结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主席首先批驳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或者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或者只要抄用北伐战争的经验，就可以解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错误意见，然后提出必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尤其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和战略战术的正确主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是先批驳文艺是超阶级的、文艺工作者无所谓阶级立场的观点，进而阐明了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所以，要做到交换，特别是要做到同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同其他阶级的代表交换意见，首先要明确交换的目的在于能使自己对事物认识得更加完整。同时，要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立场上想一想，他们的意见是否有道理，凡是有理有据的都要吸取。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往往不喜欢同自己意见相反的人谈话，互相交换看法，这是不好的。

交换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事物，比较则是为了更好地判断事物的性质。不经过比较，就看不清事物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质是什么。检验黄金的纯度要用试金石，验血也有参照的标准。我们如果用比较的方法，把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高潮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相比，再与上海三次暴动时相比，就知道一九三二年的革命高潮达到什么程度，然后再决定我们的策略，这样就不至于采取"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前几年有位美国将军叫史迪威，他派观察组到延安，拿我们对美国的政策，来比美国对我们的政策，结果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所以一经比较，就能够对事物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又比如，今天我们要不要在南满坚持，只要把现在坚持所带来的牺牲与将来退到长白山可能造成的牺牲，大小轻重，有无价值，加以比较，就容易作出必须坚持南满斗争的决定了。比较仍然是认识的过程，反复则既是认识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反复，首先要在决定了对策之后，再找反对的意见攻一攻，使认识更正确。而最要紧的，是在实践过程中反复认识。凡是正确的，就坚持和发展。如果发现缺点就加以弥补，发现错误就立即改正。总之，判断，行动，再认识，修正之，这样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从我的经验看，如果上面说的三条要求都达到了，就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避免某些片面性，作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比较好地做到实事求是。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是不充好汉，不爱面子。如果不从认识自己错误上求进步，装洋蒜，一定要跌觔斗。愈怕丢脸，一定会丢脸。不怕丢脸，反倒可能不丢脸。要论事不论脸。做到了这一条，自然不会一听到反对意见，就毫不思索地跳起来。我们要求犯错误的人论事不论脸，同时要把客观事实拿给他看。大家都根据客观事实想问题，定政策，自然可以求得党内一致。论事不论脸，这里有个立场问题。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如果尽是为个人打算，一辈子也掌握不了这个方法。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就在这里。真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大家如果都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党内只应当有这种态度，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态度。在两个人谈话中可以承认错误，在小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大一点的会上可以承认错误，在千万人面前也可以承认错误，这叫论事不论人，论事不论脸。这样，扯皮就少了，事情也就好办了。*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辽东分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