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的贺子珍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激动地说：没想到组织上还记得我
1979年的一个初春早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房里传来一阵激动的啜泣声。坐在轮椅上的贺子珍紧紧握着前来探望的上海市委领导的手，泪水不住地往下落。此时的她，已经左半身瘫痪，还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20多年来，她几乎与外界断绝了联系，很少有人还记得，这位住在普通病房的老人，曾是那个战火纷飞年代里的巾帼英雄，更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永远无法忽视的重要人物。
就在刚才，市委领导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上，她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这个来自组织的认可，让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但是，谁又能想到，在她年轻时，她曾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神枪手＂？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她又是如何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书写下了怎样惊心动魄的革命传奇？
一、永新三贺：从偏僻山村到革命前线
世人皆知贺子珍是井冈山上的女战士，却鲜少有人知道，在她投身革命之前，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09年，贺子珍出生在江西永新县的一个偏僻山村。那时的永新，是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城，但却孕育出了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永新三贺＂。这＂三贺＂，便是贺子珍和她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
1926年春天，永新城里来了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带来了《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贺子珍和兄妹俩如获至宝，轮流传阅。那些充满革命思想的文字，让年仅17岁的贺子珍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就在那年，贺子珍成为了永新县第一批女共产党员。随后，她被任命为永新县妇女部部长。这在当时的永新县，可是一件轰动的大事。
＂你们听说了吗？贺家的闺女当官了！＂永新县城里传开了这样的议论。那时的永新，女子参与政事还是一件稀罕事。但贺子珍不在乎这些闲言碎语，她带领妇女们走上街头，宣传革命道理。
1927年的一天，永新城南门外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原来是反动派组织了一支队伍，想要夺取县城。贺子珍和赤卫队员们守在城楼上，严阵以待。
＂砰！＂一声清脆的枪响，一个正在爬城墙的敌人应声倒下。这一枪，是贺子珍开的。接连几枪，几个敌人都被她精准击中。这一仗，贺子珍和赤卫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保住了永新县城。从此，＂神枪手＂的称号就和她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这场胜仗之后，贺家三兄妹的名声在永新县越传越响。贺敏学担任了县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贺怡也被选为县委委员，负责青年工作。一时间，＂永新三贺＂成了当地百姓口中的传奇。
但好景不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了永新城。贺家三兄妹带领着一批共产党员和赤卫队员，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踏上了通往井冈山的道路。
在上山的队伍中，贺子珍是唯一的女同志。她背着一支步枪，腰里别着手枪和手榴弹，带领着一支由十几个人组成的小分队，穿过崎岖的山路，躲避敌人的追捕。
一路上，她们经常与敌人遭遇。每到这时，贺子珍总是冷静地指挥战斗。她那过人的枪法，不知道救了多少战友的性命。就这样，经过9天9夜的艰难跋涉，贺子珍终于带领着小分队安全到达了井冈山。
从此，这个出身于永新山村的姑娘，开始了她传奇的革命生涯。而＂永新三贺＂的故事，也在井冈山的革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井冈山上的特殊＂绿衣使者＂
世人都知道贺子珍是毛泽东的夫人，却不知道在井冈山上，她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绿衣使者＂。这个称号可不是闲着没事给她安上的，而是她用实际行动换来的。
1927年深秋的一天，井冈山下来了一个挑着箩筐的小商贩。他穿着一身破旧的绿色衣裳，箩筐里装着各种日常用品。守岗的红军战士盘查时，发现箩筐底下压着几份报纸，立即带他去见了贺子珍。
＂同志，这是《申报》和《大公报》，都是最新的。＂小商贩低声说道。贺子珍仔细检查了报纸，发现确实都是近期的，而且保存完好。从那天起，这位穿绿衣服的小商贩就成了贺子珍的＂线人＂之一。
在井冈山上，获取外界信息十分困难。敌人在山下布下了重重封锁，任何形式的报纸和信件都不准通过。但贺子珍想出了妙招，她联络了好几个做小生意的商贩，让他们把报纸藏在货物中间，伪装成包装纸带上山来。
贺子珍给这些冒险送报纸的商贩起了个绰号叫＂绿衣使者＂。为什么叫＂绿衣使者＂？因为这些商贩大多穿着绿色的粗布衣服，在山林间行走时不容易被发现。
1928年春天，毛泽东正为一件事发愁。敌人在湘赣边界活动频繁，但山上却迟迟得不到准确的情报。贺子珍得知后，立即派出了她的＂绿衣使者＂打探消息。
三天后，一位商贩急匆匆地赶到山上，带来了重要情报：敌人准备从三个方向包围井冈山。贺子珍立即将情报送到了毛泽东手中，为红军及时调整部署赢得了宝贵时间。
但贺子珍不仅是个情报高手，更是个机要文件的守护者。1929年初，一份重要的军事文件需要紧急转移。在山路上，突然遭遇敌人的伏击。贺子珍毫不犹豫地将文件藏在贴身的衣服里，带领几名战士吸引敌人火力。
＂砰砰砰！＂枪声在山谷中回荡。贺子珍凭借着精湛的枪法，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成功地将文件送到了指定地点。当晚，毛泽东对她说：＂你不仅是个＇绿衣使者＇，更是个勇敢的战士！＂
在井冈山上的日子里，贺子珍组织起了一个完整的情报网。她的＂绿衣使者＂们不仅送报纸，还打探敌情，传递信件。有时候，他们甚至会把重要的军用物资伪装成日常商品运上山来。
这支特殊的队伍，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中有人被敌人发现后惨遭杀害，有人被捕入狱，但更多的人仍然坚持着这项危险的工作。
贺子珍常说：＂没有这些冒着生命危险的＇绿衣使者＇，我们在山上就像瞎子一样。＂她把每一份送上山来的报纸都仔细保存，重要的新闻还要专门做记录，形成情报汇总，这为后来红军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长征路上的生死抉择
世人皆知贺子珍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却不知道在这条漫漫征途上，她面临了多少惊心动魄的生死抉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时，贺子珍已经怀孕四个月了。组织上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将她编入了干部休养连。但这位从不服输的女战士坚持要和其他战友一样，背着装满医疗用品的担架，跟随队伍前进。
在翻越第一座大山时，队伍遭遇了敌人的空袭。炮火声中，一名重伤员的担架被炸断了。贺子珍立即冲了出去，用自己的身体支撑着担架，一步一步地将伤员转移到安全地带。
1935年2月，部队正在贵州境内行军。一天清晨，贺子珍忽然临产。最危急的时刻，敌机在头顶盘旋，炸弹在四周爆炸。医护人员找到一个简陋的窝棚，用担架和军装搭起了临时产房。
一个女婴降生了，但战争的残酷却不允许母女相守。敌人的追兵越来越近，贺子珍只来得及看了孩子一眼，就不得不忍痛将孩子托付给了当地的农民。这已经是她第四个不得不送出的孩子。
仅仅一个月后，部队在贵州盘县地区遭遇敌军伏击。一名重伤员被困在火力密集处，动弹不得。贺子珍二话不说，冲出掩体，扑向伤员。
＂咻咻咻＂的子弹声中，17颗弹片嵌入了贺子珍的身体。伤员最终获救，而这些弹片却永远留在了她的体内，成为了她此生难以抹去的印记。
休养期间，贺子珍仍然坚持工作。每到一处宿营地，她都要帮助医护人员照顾伤员，给他们换药、煮水。有战友劝她休息，她总是说：＂我还能干，你们的伤比我重多了。＂
在翻越雪山时，有位伤员的伤口发炎了，高烧不退。贺子珍用自己仅有的一床棉被裹住伤员，自己却只穿着单薄的军装在冰天雪地中坚持。
穿过草地时，队伍里的许多战士都饿晕了。贺子珍把自己省下的干粮分给了伤员，自己则靠着吃草根树皮维持。一位老战士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们谁都以为她撑不下去了，可她就是咬牙挺住了。＂
长征结束后，有人问贺子珍是怀着什么样的信念走完这段路的。她说：＂革命需要我们付出代价，我们没有理由退缩。＂
这条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见证了贺子珍的四次生产，留下了她身上的17颗弹片，记录了她救助过的无数伤员。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革命战士的担架，不分男女，只重精神。
四、漂泊与归来：十年异国他乡
世人皆知贺子珍曾去过苏联，却不知这一去就是整整十年，其中的辛酸与艰难，鲜为人知。
1937年秋天，一列开往苏联的火车上，坐着一位中国女性，她就是贺子珍。此时的她已经带着战争留下的伤痛，踏上了这段异国他乡的旅程。
到达莫斯科后，贺子珍进入了东方大学学习。课堂上，她是最认真的学生之一，一字一句地记录着老师讲授的内容。课后，她常常待在图书馆里，阅读大量的书籍。这些知识，她想着将来一定能用到革命工作中。
1938年的一天，贺子珍在莫斯科街头遇到了一位来自延安的同志。那位同志告诉她：＂延安现在发展得很好，大家都在盼着你回去。＂贺子珍说：＂等我把学业完成，一定回去。＂
但战争的阴云笼罩了这座城市。1941年，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莫斯科每天都在遭受轰炸，贺子珍和其他留学生一起被转移到了塔什干。
在塔什干，贺子珍遇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由于语言不通，她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为了维持生计，她只得去当地的纺织厂做工人。战时物资紧缺，她经常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
1943年，贺子珍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内的信。信中说她的哥哥贺敏学正在重庆工作，一切安好。这是她多年来收到的第一封家书，让她倍感温暖。
1946年初春，贺子珍终于等到了回国的机会。当她踏上归途时，已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女性。在哈尔滨，她第一次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哥哥贺敏学。兄妹相见，泪水涌出。
贺敏学对妹妹说：＂组织安排你去市总会机关党支部工作。＂贺子珍立即投入到工作中。她用在苏联学到的知识，帮助工人提高文化水平，组织工会活动。
1947年，贺子珍调任杭州市妇联主席。她深入基层，走访妇女，了解她们的困难。一位老妇女说：＂你是从苏联回来的，一定见多识广，给我们讲讲苏联妇女的事吧。＂于是，贺子珍经常为妇女们介绍苏联妇女解放的经验。
然而，长期的辛劳和战争留下的伤痕开始显现。1948年，贺子珍的身体每况愈下，不得不到上海休养。她住在哥哥家中，虽然卧病在床，但仍然关心着国内的局势变化。
十年的异国生活，让贺子珍更加珍惜回到祖国的每一天。她常说：＂只要能为革命工作，在哪里都是值得的。＂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无论身在何方，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初心。
五、最后的荣光：重回组织怀抱
世人皆知贺子珍晚年获选全国政协委员，却不知在这份荣誉背后，还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76年秋天，上海四川北路的一座老房子里，贺子珍正在翻阅一份旧报纸。经过这些年的休养，她的身体状况有了些许好转。她对女儿李敏说：＂我现在感觉好多了，想写点回忆录，把那些革命岁月记录下来。＂
这个想法得到了组织的支持。当年冬天，一位来自福建的老同志专程来看望她。贺子珍和这位老战友聊起了在井冈山时的往事，两人说到动情处，不禁老泪纵横。
1977年初，贺子珍开始着手整理材料。她将自己保存的老照片、信件和文件一一整理，打算从永新起义写起。然而，命运和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一天清晨，当她准备起床工作时，突然发现左半边身子完全失去了知觉。送到医院后，医生诊断她患上了中风，而且并发了严重的糖尿病。
从此，贺子珍只能坐在轮椅上度过余生。但即使在病榻上，她仍然关心着国家大事。每天必看报纸，常常和来访的老同志们讨论时事。
1979年春，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五届二次会议上，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当上海市委的领导专程到医院告诉她这个消息时，她激动地说：＂没想到组织上还记得我！＂
这一年的夏天，各大报纸上刊登了一张照片：贺子珍坐在轮椅上，正在和她的外孙女一起看画报。照片中的她虽然白发苍苍，但眼神依然明亮。
消息传出后，许多老战友纷纷前来探望。他们中有的是井冈山时期的同志，有的是长征路上的战友，还有的是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将往事重新串联起来。
1984年4月，贺子珍的病情突然恶化。19日凌晨，这位曾经的巾帼英雄，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得知这一消息，邓小平立即作出指示：＂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要把贺子珍同志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
4月25日，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举行的告别仪式上，前来送别的人群络绎不绝。人们带来了鲜花，带来了回忆，更带来了对这位革命老战士的敬意。
当天下午，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她的骨灰盒旁边，放着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英姿飒爽的她，正穿着那身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军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