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高考”,好像是近现代人们的专属。其实，中国的高考制度自汉代就已确立,经过千年的演变和历史的沧桑。在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让中国的高考制度进入了正常的轨道。40年过去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和大家聊聊中国古代“高考”的那些事。

  中国古代“高考”制度就是人才选举制度，自汉代确立，到了魏晋时期，世族门第基本上掌握了国家政权，把持着乡举里选的权力，察举制度形同虚设。直到隋唐时期，世家大族垄断仕途，与统治极为不利，于是创建科举考试制度，从此，“考试”在中国文化中埋下了深根。

 唐承隋制，使科举考试制度化并逐步完善，继续降低了参加科举考试的门槛，一般的非门第众人，包括寒门学子皆可通过科举考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宋代的科举制度在唐代的基础上更加细致化，考试分为乡试、省试、殿试三级，举人经礼部考试后须经殿试才算合格，录取权由皇帝直接掌握，殿试成为定制。为了防止走后门，还实行糊名制，防止考官舞弊。对于知识分子也格外照顾，政府还积极兴办学校教育，“学而优则仕”这句话，在宋代得以体现。

明朝沿袭了宋代科举取士制度。但为了严厉控制士人的思想，科举试卷仅从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命题，而且只准用程、朱理学的观点，不许发挥个人见解；答卷的文体，有严格的规定，分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科举考试逐渐成为了统治者把持知识分子，控制思想文化的工具，“读书”成为了荣华富贵的敲门砖。

  到了清代，科举考试制度已成为了社会毒瘤，科举考试已经丧失选拔人才的目的，成为了控制思想的手段，考生死记硬背经书及八股时文即可应举入仕。于是便有了《儒林外史》中对“范进中举”的讽刺，以及《呐喊》中孔乙己的悲惨故事。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国内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科举制度最终走到了尽头。

　　若说科举制度是古代“高考”的模型，近代高考则始于清朝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时期,当时的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左宗棠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不仅开办了各种兵工厂,还开办了各种学堂,比如: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同时学习西方的科举考试方式,为近代高考奠定了雏形。

　　统考统招是现在人们对高考的印象。其实，在1949年之前,中国各所大学招生考试的时间是由学校决定,并不是同时举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和时间安排去不同的大学进行多次高考。

　　1952年，新中国建立起全国统一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统一高考招生是为了能更好地显示出公平,也适应了当时国家快速选拔人才的需要。1966年在“特殊年代”时高考被取消了，从1966年大学停止招生。

    到1977年恢复高考期间，进入大学读书的多是基于推荐制的工农兵学员，他们有一个极具时代特色的名字——“工农兵大学生”。那时的大学录取不是通过“高考”考试,多是通过推荐上学。因为主要靠“推荐”,走后门日益兴起,选拔优秀青年的工作受到干扰,选拔成了形式。进入大学前的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有六六届的高中毕业生,也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小学生”,大学学制也缩短到两到三年。

　　1977年邓小平出任国家副总理，分管文教，立刻主持恢复高考。当年参加高考的人数达到570万人，录取了27万，录取率4.7%。恢复高考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挽救了中国教育，也挽救了整个中国。

　高考发展到今天，受到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公众对高考的批评之声也越来越大。例如，有人就尖锐的提出，“高考不死，害人不止”；也有人把今天出不了创新人才的根源归于高考；也有人把高考当成素质教育的障碍；也有人把很多社会经济的问题都归于今天的应试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