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杨得志到乡下看老战友，却发现他重病没钱治疗，县委：怀疑是特务
引言：
1973年深秋，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匆匆赶往湖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此前，他收到一封求助信，信中提到他的一位老战友正身患重病，却因为＂特务嫌疑＂无法享受任何医疗待遇。这位老战友，曾在腊子口战役中冒着枪林弹雨救过他的性命，也曾在飞夺泸定桥时并肩作战。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位曾经的红军勇士，为何会被扣上＂特务＂的帽子？他究竟经历了什么？这背后又有着怎样曲折的故事？
一、英雄相识
1935年春，红军长征途经甘肃，在一个寒冷的清晨，一位蓄着浓密胡须的中年人来到红一团驻地。这位不速之客正是为了解红军情况而来暗访的周恩来。当时，周恩来为了掩饰身份，特意蓄起大胡子，这也成为了他在长征路上的标志性特征。
就在周恩来刚踏入营地的那一刻，一位年轻的营长立即认出了他。这位名叫侯礼祥的营长，虽然从未见过周恩来本人，但凭借着红军内部流传的描述和那标志性的大胡子，他第一时间就辨认出了这位重要首长的身份。
侯礼祥立即向周恩来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个举动让周恩来颇感意外，因为在此前的多次暗访中，很少有人能够如此迅速地认出他。这件事也让周恩来对这位年轻的营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天晚上，周恩来与红一团团长杨得志进行了长谈。在交谈中，杨得志详细介绍了这位年仅23岁的营长。侯礼祥1912年出生于四川巴中的一个贫农家庭，1933年加入红军。由于表现突出，很快就被提拔为营长。
这次相遇之后不久，在腊子口战役中，侯礼祥与杨得志有了更深的交情。当时，国民党军队重兵把守腊子口，杨得志带领部队强攻这个天险要道。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杨得志所在的位置遭到敌军火力集中攻击，陷入重重包围。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侯礼祥带领一个突击队，冒着密集的弹雨，从侧翼发起猛攻，成功解救了杨得志。
战火中结下的生死之交让两人的友谊更加深厚。1936年春，他们一同被选送到陕北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这里，他们不仅是战友，更成为了同窗。课堂上，两人常常探讨军事战术；课后，他们也时常切磋武艺。这段时光，成为了两人最珍贵的回忆之一。
学习结束后，两人又共同参加了多次重要战役。在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侯礼祥担任突击队副队长，与杨得志并肩作战，成功完成了这次惊心动魄的战斗任务。在强渡大渡河时，他们再次并肩作战，创造了让后人称道的战争奇迹。
然而，1939年前后，两位生死之交却因为战争的需要不得不分别。侯礼祥接受组织安排转业，准备执行一项特殊的地下任务。临别时，两人相约等到革命胜利那一天再相聚。谁也没想到，这一分别，竟成为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生死相隔。
二、转业潜伏
1939年秋，中共中央决定在敌后开展地下工作，建立情报网络。侯礼祥因其出色的军事素养和敏锐的观察力，被组织选中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以转业军人身份潜入国统区，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
为完成这项任务，侯礼祥经过了严格的特训。他在延安的一处秘密基地学习了密码通讯、情报传递等技能。同时，组织上为他精心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身份背景：他将以四川籍退伍军人的身份，通过关系网进入国民党军队。
1940年初，侯礼祥告别了自己的战友，独自踏上了潜伏之路。他先是来到重庆，在那里结识了几位退伍军人。通过这些人的介绍，他成功打入了国民党军队系统，被安排在一个后勤部门工作。
在国民党军队中，侯礼祥表现得极为低调。他每天准时上下班，认真完成分内工作，与同事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正是这种不显山露水的做派，反而让他获得了上级的信任。1941年底，他被调任到一个军需仓库担任副主任。
这个职位让侯礼祥获得了接触重要军事物资调配信息的机会。他开始定期向组织传递国民党军队的后勤补给情况、兵力调动等重要情报。为了确保安全，他采用了极其谨慎的联络方式：将情报藏在普通商品中，通过可靠的地下党员转交给组织。
1943年，一场意外的检查差点暴露了侯礼祥的身份。当时，国民党特务部门突然对军需系统进行大清查。一位与侯礼祥共事的文员，因被发现携带共产党的地下刊物而被捕。在审讯过程中，这位文员供出了几个与他有工作往来的同事，其中就包括侯礼祥。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侯礼祥临危不乱。他主动向特务部门自首，声称自己确实与那位文员有工作往来，但对其政治背景并不知情。同时，他还提供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以表明自己配合调查的诚意。这种主动坦白的做法，反而打消了特务部门的疑虑。
渡过这次危机后，侯礼祥被调离原岗位，改任一个偏远军营的后勤主任。这个调动看似是一种降职，实际上却给了他更大的活动空间。在新的岗位上，他不仅继续收集军事情报，还发展了几名可靠的同志，建立起了一个小型的情报网。
1945年抗战胜利后，组织考虑到形势变化，指示侯礼祥继续潜伏。此时的他已经在国民党军队中站稳脚跟，获得了一定的信任。然而，随着内战爆发，局势愈发复杂。1947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大规模＂清剿＂行动，侯礼祥不得不暂时中断与组织的联系，独自在敌后坚持斗争。
三、组织失联
1949年初，全国解放在即，侯礼祥准备按照组织的安排重新建立联系。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打乱了所有计划。在一次例行的军需物资转运中，他所在的车队遭遇了土匪袭击。激烈的交火中，侯礼祥身负重伤，被当地农民救起。
养伤期间，国民党军队已经溃退。等他伤愈时，解放军已经进驻当地。由于长期潜伏，加上与组织失去联系，侯礼祥一时无法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只得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在当地生活下来，在一个偏远的山村当起了民办教师。
1950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县里派人来村里征集参军青年。负责征兵的干部中有一位老战友认出了侯礼祥，但当时的形势复杂，这位老战友并没有立即点破。他私下告诉侯礼祥，由于历史原因，现在不适合贸然暴露身份，建议他继续在村里安心生活。
1952年，全国开展土改运动。在一次群众会议上，有人举报侯礼祥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后勤主任。这个身份立即引起了当地政府的警惕。尽管侯礼祥试图解释自己的真实经历，但由于缺乏有力的证明材料，加上当时的政治氛围，他的解释不但没有被采信，反而更加深了人们的怀疑。
为了自证清白，侯礼祥多次向上级机关写信说明情况。他详细叙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包括在红军时期的战斗经历，以及后来执行地下任务的过程。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当时的联络员和负责人大多已经牺牲或者失去联系，他的陈述始终无法得到证实。
1957年，在一次政治运动中，侯礼祥被贴上了＂特务嫌疑＂的标签。县里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对他的背景进行详细审查。调查人员翻出了他在国民党军队任职的档案记录，但却找不到任何证明他是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材料。最终，调查组得出结论：侯礼祥很可能是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
这个结论给侯礼祥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他被开除教师职务，只能在生产队干最重的体力活。村里的人开始躲避他，连带着他的孩子也在学校受到歧视。但即便如此，侯礼祥仍然没有放弃为自己申辩的努力。他继续写信给各级组织，希望能找到当年的战友为自己作证。
1965年，他得知杨得志已经成为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消息。他立即写信给杨得志，详细叙述了自己的遭遇。但是由于当时的特殊形势，这封信并没有送到杨得志手中。直到1973年，一位老红军在整理往年的信件时，才发现了这封尘封多年的求助信。
四、老战友重逢
1973年10月15日，武汉军区司令部收到了一封来自湖北某山村的陈旧信件。信中详细记述了一位名叫侯礼祥的老战友的遭遇。当杨得志看到信中提到的腊子口战役和飞夺泸定桥的细节时，立即认定这就是自己失联多年的老战友。
两天后，杨得志带着警卫员驱车赶往这个偏远山村。当地县委得知军区司令员要来，立即派出干部迎接。然而，当杨得志表明此行是为了探望侯礼祥时，县里的干部显得十分为难。他们向杨得志汇报了侯礼祥的＂特务嫌疑＂问题，并建议不要贸然接触此人。
杨得志坚持要见侯礼祥。在村干部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村头一间简陋的土房前。推开门的那一刻，眼前的景象让杨得志愣住了。屋内一位瘦削的老人正躺在木板床上，面容枯槁，气息微弱。这与记忆中那个英姿勃发的红军战士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床头的小桌上放着几张发黄的证明材料，都是侯礼祥多年来试图证明自己身份的申诉书。其中有一份是1940年他接受特殊任务时的手写报告，上面详细记录了任务内容和联络方式。这份材料虽然年代久远，但字迹清晰，与当年红军档案中的笔迹完全吻合。
杨得志立即派人将侯礼祥送往武汉最好的医院救治。同时，他组织专人调阅了相关档案，发现在延安档案馆保存的一份1939年的文件中，确实记载了关于派遣侯礼祥执行特殊任务的决定。这个发现成为了证明侯礼祥身份的关键证据。
在医院里，杨得志找来了当年参与过腊子口战役的几位老战友。他们都清楚地记得侯礼祥在战役中救援杨得志的事迹。一位老战友还保存着一张1936年在抗日军政大学时的合影，照片上的侯礼祥年轻英俊，站在杨得志身边。
经过详细核查，县里专门召开会议，为侯礼祥彻底平反。会议认定：侯礼祥是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在敌后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之所以多年无法证明身份，是因为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和保密工作的需要。
1973年11月，在杨得志的安排下，侯礼祥被转到北京治疗。中央组织部派人专程看望了这位老战士，并为他补发了1940年至1949年期间的党龄。同时，有关部门还追认了他在敌后工作期间立下的特殊功劳。
这一年的冬天，武汉军区为侯礼祥举行了一个简朴的欢迎仪式。参加仪式的除了杨得志等老战友，还有当年与他一起在敌后工作的几位同志。这些人带来了更多关于侯礼祥在国民党军队中秘密工作的证据，使他多年来的真实经历得到了完整的印证。
五、晚年生活
1974年春，侯礼祥的身体逐渐康复。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安排他在武汉市一所革命历史纪念馆担任顾问。在这里，他开始整理自己的革命经历，为革命历史研究工作提供第一手资料。
这段时期，他重点整理了自己在敌后工作的详细记录。通过与相关部门的档案互证，他还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细节。其中包括1942年春他曾经设法破获的一起军需物资走私案，以及1944年成功营救了三名被捕的地下党员的行动细节。这些材料后来成为研究抗战时期地下工作的重要史料。
1975年，侯礼祥被邀请到湖北省军区为年轻军官讲述革命历史。他将自己在红军时期的战斗经历，以及后来在敌后的地下工作经历，系统地整理成教材。特别是关于如何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下开展情报工作的经验，为军事情报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1976年夏天，侯礼祥的一位老战友从四川来访，带来了一份尘封多年的档案。这是当年他在国民党军队工作时，秘密传递的一批重要军事情报。这些情报当时为解放军在西南地区的战役提供了重要参考。根据这些材料，有关部门对侯礼祥在敌后工作期间的贡献进行了更详细的梳理和评价。
1977年，侯礼祥开始参与编写地方革命史。他不仅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还帮助核实了许多历史细节。在他的建议下，革命史的编写增加了大量关于基层工作者和普通战士的记载，使历史记述更加丰富完整。
1978年，武汉市组织部门请侯礼祥参加离退休老干部座谈会。会上，他提出要重视解放前入党的老同志的历史经历核查工作，建议建立专门的档案收集和整理机制。这个建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随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全面的历史档案梳理工作。
1979年底，侯礼祥将自己保存的全部历史资料整理成册，包括红军时期的战斗日记、地下工作期间的密写记录，以及与组织失联期间的申诉材料等，全部捐赠给了党史资料馆。这批资料后来成为研究革命历史的重要档案。
1980年春，武汉电视台专门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记录侯礼祥的革命生涯。节目播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年轻人写信向他请教革命历史，一些历史研究者也前来采访，记录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81年，已经年过古稀的侯礼祥仍坚持每周到革命历史纪念馆工作。他说，要把革命历史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一年秋天，他参与了一部革命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为革命历史研究工作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