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修，又名连生，再之。1911年1月出生，江苏泰州人，家境贫苦，7岁离家来沪。依靠摆皮鞋摊的叔父生活。
在上海联义善会义务小学就读3年以后，他回泰州读完了初级中学。因无力升学，辍学跟二哥学皮匠手艺。14岁时，杨延修到上海英商信纳洋行保险部经纪人金嗣云处做实习生，后转入法商保太保险公司华经理处当职员。
他白天辛勤工作，晚上先后在景林堂夜校、青年会夜校、民治夜中学习，并积极参加学生会活动，首任民治夜中学生会主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杨延修加入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募捐等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爱国活动，曾担任中队长等职务，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为支援十九路军抗击日本侵略军，参加战时服务团，救护伤民和难民。
1933年，杨延修与卢绪章、张平、田鸣皋、郑栋林等合资创办了广大华行，业余时间经营西药、医疗器械等邮购服务。他此时先后参加了量才图书馆、蚁社，青年会以及沪江大学社会科学讲习班的学习与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他参加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积极开展战时服务工作。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不久，联谊会遭到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查封，杨延修在中共地下党员李希之，石志昂的领导下，与卢绪章等继续团结群众进行抗日活动直至沦为“孤岛”。
嗣后，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领导下，他积极筹备成立有公开合法地位的群众性团体“华联同乐会”，并参加有刘少文领导的“星一聚餐会”，广泛接触各界进步人士。
1938年4月，华联同乐会正式成立，杨延修以常务理事身份兼任秘书处主任，同月，杨延修由卢绪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共华联党团成员，分工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1938年1月，广大华行昆明分行正式成立营业，1939年，杨延修调任昆明分行经理。
广大华行昆明分行在杨延修的带领下，利用广大华行自身开展上海与西南地区间运输业务的便利，在昆明广泛推销西药、医疗器械、药棉纱布、化学原料等商品，很快成为中型企业，营业额不断上升。
广大华行在为我党提供情报、为党的干部提供掩护方便之外，还为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提供必要的经费。杨延修接受周恩来单线领导，成为我党经费的红色管家。
1940年春，杨延修代理昆明业余联谊社（简称“昆联社”）主席，有心结交了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其中有中央储蓄会昆明分会经理张军光、昆明市市长裴存藩、昆明市政府秘书长兼三青团副主任委员刘志寰等实权人物。云南省主席龙云还为《昆联社特刊》题写刊名。
1940 年7月的一天，国民党武装宪警突然包围昆联社，理由是“受共党分子利用搞非法活动”，当场查抄了一批进步书籍。杨延修临危不惧，和张军光一起到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陇体要那里“讨个说法”。
他跟陇体说：“陇公，昆联社向来遵纪守法，于地方经济颇有建树，社员又大多小有名气，若处置不当，弄出麻烦，您脸上也不好看啊！”
陇体自觉有亏，为不得罪这些有来头的昆联社社员，亲自宴请杨延修，声称今后将支持昆联社活动，并让国民党昆明市党部交还大部分书刊。一场危机四伏的捕杀，得以化解。
1947年初夏，杨延修得知，上海警察总局接到南京政府密令，称广大华行与共产党做生意，要对杨监视侦查。他深知事态严重，当晚与卢绪章、吴雪之召开紧急会议。大家认为内部工作没有出现纰漏，敌人尚没有确凿证据，但要马上了解其真实意图，化解“通匪案”。
杨延修动用人脉关系，宴请上海社会局长吴开先、民政局长张晓松、警察局副局长张师等人。吴开先有“上海的党皇帝”封号，曾被汪伪“76号魔窟”抓捕，一度是汪、蒋之间秘密“和谈”的使者。
杨延修对眼前这位“活烈士”大表钦佩，很快博得吴的好感。杨延修趁机介绍了广大华行经营业绩，强调自己只是一心赚钱的商人。吴当即面授机宜：“你尽快写一份报告书，详细说明广大华行的组织性质、发展历史、经营概况等报社会局，我们会送呈南京内政部、经济部，请求撤销密令。”
杨延修很快送上报告书，又托关系去南京斡旋，终于化险为夷。在南京档案馆还能查到陈果夫关于此案亲笔批示的“归档”两字。
周恩来曾对杨延修说：“你们的工作既特殊又重要，在白区，你们一个人的作用就能顶上一个师。”
杨延修回忆，1942年到抗战胜利，重庆红岩村的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经常从重庆广大华行提取经费，有时兑换货币或金银，有时“一包钱有好几十斤重”。重庆期间，广大华行还向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提供了大量药品、钢笔、手表，其中还有刘伯承元帅装假眼睛的器件。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时任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委副书记的刘少文从广大华行提取20根金条买下中共驻沪办事处所在房屋。上海、南京的《新华日报》办事处房屋也是广大华行购买或租赁。
1946年下半年，刘少文提取50根金条，买下中共中央南京局在中山路的一栋楼房，后来又提取1亿元法币作为南京局的经费。1949年初，广大华行又按中央指示支援越南劳动党100万美元。
这些金条和经费（法币）、物资、装备等相加，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一个人能顶一个师”名副其实。
为了赚钱，杨延修还曾和中统头子合办药厂。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延修奉命筹办“广大药房”，需找一个“靠山”。他盯上了中统头子陈果夫。陈家虽然是四大家族之一，但资本发展得很迟、很慢。杨延修听说陈果夫要办一个制药厂，感觉机会来了，主动到南京去看陈果夫。
1946年深秋，杨延修在南京陈公馆见到陈果夫，从包里取出两盒刚从美国进口的链霉素，说：“果公，我们卢总经理很关心您的健康，这两盒特效药刚从美国寄来，请您试用，倘有疗效，我们再送上。”
陈果夫年轻时就染上结核，长期不愈，求药心切，听闻杨延修的话，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在关系更为密切之后，杨延修又陆续送去了进口冰箱、西洋参等。陈见杨不但办事干练，而且对自己很是关心，不禁对他产生了好感。
当时江湾西体育会路1102号有块面积3亩多的空地廉价出售，陈果夫欣然同意与广大华行在这块空地上合办“中兴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1948年3月8日上午10时，中兴制药厂举行开业典礼。身患严重肺病的陈果夫，由随身医生陪同，带着备用氧气袋，以董事长身份为仪式剪彩，为广大华行撑起了保护伞。
1949年3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香港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香港广大华行并入华润公司时，上交200万美元。广大华行最后一次党支部会决定：拿出40万美元退还非党群众的股份，党员负责人的股款和红利酬劳一律上缴。杨延修将个人在广大华行的个人资金10万美元全部交了党费。
杨延修肩负组织赋予的特殊任务，为了打通关节，隔三差五地宴请宾客，八面玲珑地应付官僚、特务等各色人等。但在这种灯红酒绿之中，他时刻铭记周恩来嘱咐“同流而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
生意兴隆的广大华行拥有三辆汽车。要当好资本家就要像个资本家。杨延修在昆明，既是广大华行的副总经理，又是昆行的经理，场面上交往的都是大款阔佬。对那些大佬开口来“借车”，他都慨然允诺，而自己的私事，决不动用。他来往城里办公都是走路，每次来回要走几十分钟。
他在外面做大老板、财神爷，生意做得很大。但无论经办什么业务，从不假公济私或受贿。他家住在昆明郊区西坝药房的仓库楼上，家里非常节约。他践行了广大华行的企业价值观：为党赚钱，赚钱给党。
1980年，一部《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的电影横空出世，主角张公甫与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战斗，其原型就是杨延修。
2017年，杨延修在上海逝世，享年106岁。他生前立下遗嘱，叮嘱了三条。第一条是丧事一切从简；第二条是不许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第三条是向扬桥中心小学捐赠20万元作为教育基金。这20万元是他全部的退休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