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参加陈毅葬礼

1972年1月6日，开国元帅陈毅与世长辞，为了缅怀昔日的战友，病重缠身的毛主席临时决定参加陈毅的葬礼。在和陈毅的家属一一见过面后，毛主席忽然被一副挽联吸引住了，只见上面写着：

“仗剑从戎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首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近日接尊俎，浩气犹存。无愧于人民，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毛主席参加陈毅葬礼

毛主席连连夸赞挽联写得好，在看到落款人“张伯驹”时，毛主席连忙问站在身边的陈毅夫人张茜：“他今天来没有？”张茜不仅如实回答了主席的问题，还趁机诉说了张伯驹眼下所遭受的非难，由于遭到迫害，如今的张伯驹年逾70岁，一无户口，二无工作，生活的很艰难。

毛主席一直皱着眉头，听完，他指示周总理说：“恩来，像张伯驹这样的人才还是要给出路的，你是总理，你去安排一下吧”。

不久，在周总理的特殊关照下，张伯驹的户口不仅正式落户北京，而且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张伯驹

张伯驹是谁？他为什么能引起两位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重视呢？

说起张伯驹，有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为人不识张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张伯驹一生都与文物撇不开关系，说他是“中国第一收藏家”一点也不过分。

作为“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能与孙中山的公子孙科、张作霖的公子张学良、袁世凯的公子袁克文齐名，其家世背景可见一斑。

年轻时的张伯驹家里最不缺的就是钱，他的父亲张镇芳不仅身居高位，是清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且还经营着中国最早的官商合办银行——盐业银行。

张伯驹在自家花园

现在我们开玩笑说一个人有钱，常用一句话：“你家是开银行的吗？”张伯驹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巨富之家，和许多富家公子不同的是，张伯驹对功名和仕途发展统统不感兴趣，他爱好的是诗词戏曲、鉴赏收藏。

借着在银行工作之机，张伯驹得以见识了很多抵押在银行的文物，独特的经历，没教会张伯驹怎么经营盈利，倒培养了他非凡精妙的鉴赏眼光。

1927年，张伯驹偶然路过一家古董店，突然，一块用柳法书写的“丛碧山房”匾额引起了他的注意，仔细研究之后，他发现这气势恢宏、苍劲有力的四个大字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

张伯驹喜不自胜，当场豪掷1000块大洋，买下了这块匾额，由于对此物过于喜爱，张伯驹还把自己的号改称“丛碧”，将自己的豪宅弓弦胡同1号改称为“丛碧山房”。

张伯驹在“丛碧山房”

这可不是一般的豪宅，据张家后人回忆，这所宅子原是清末大太监李莲英的私宅，总占地15亩，整个园子设计巧妙、用料考究，张伯驹重金购买后，又聘请匠人精心打理，不管四季如何变幻，园子里总是一派花团锦簇的景象。

可为了满足自己的收藏爱好，1945年，张伯驹竟忍痛卖掉了这所“丛碧山房”。

清朝灭亡后，末代皇帝溥仪曾携带大量古玩字画逃往东北，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建立了伪满洲国，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溥仪被俘，很多珍贵文物也流落民间，北京一位古董商马霁川趁乱收购了大批精品字画，其中就包括一副极为珍贵的“国宝中的国宝”——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

《游春图》

这幅画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它所展现出的极高艺术成就，还在于它距今已1400多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画，右上角还有“太上皇帝之宝”印章，显然，这幅画也曾是乾隆帝的心爱之物。

为了把这幅国宝留在中国的土地上，张伯驹心急如焚，他赶紧找到马霁川，表明了收购之意，没想到马霁川却坐地起价，直接开出天价——800两黄金。

在当时，很多人一辈子都挣不到一两黄金，虽然张伯驹曾经财大气粗，但多年的战乱和不断收藏文物的习惯，已使他债台高筑，张伯驹实在无力支付这笔费用，无奈之下，张伯驹只得求助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希望故宫能出面购买此画。

但马衡院长表示，故宫连修缮的经费都拿不出了，为了保护文物，只能答应张伯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此画出境。

这也就意味着，马霁川希望卖高价给外国人的愿望彻底破灭了。

后来，在众多友人的斡旋下，马霁川最终同意降价至220两黄金，为了筹集购画的款项，张伯驹不得不低价将“丛碧山房”出售，如果放到现在，这处宅院的价值起码10亿靠上！

有人为张伯驹感到惋惜，觉得为一副画倾家荡产不值得，张伯驹淡然一笑，反驳道：“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和《游春图》一样，有幸被张伯驹收购而保留国土上的，还有另一副稀世珍宝——西晋陆机的《平复帖》。

中华第一帖:《平复帖》

那是1938年，恭亲王奕䜣的孙子溥儒准备出售《平复帖》，因之前溥儒曾把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以1万大洋的价格卖给了日本人，为了防止中国的国宝再次流亡海外，张伯驹托人给溥儒带话，希望购买此帖，溥儒当场要价20万大洋。

囊中已逐渐羞涩的张伯驹当时只能拿出6万大洋，这显然与溥儒的预期相差甚远，张伯驹并不气馁，他一直在暗中关注着《平复帖》和溥儒的动向。

这一年冬天，张伯驹听说溥儒正在为母亲的丧事筹钱，他二话没说，当即表示愿意先借给溥儒1万大洋度过难关，深受感动的溥儒最终以4万大洋的价格将《平复帖》卖给了张伯驹。

后来，有个日本人找到张伯驹，出价20万大洋收购《平复帖》，张伯驹断然拒绝：“黄金易得，绝品难求。”

为了这件《平复帖》，张伯驹付出的不仅仅是4万大洋，还差点搭上了自己的一条命。

张伯驹不惜重金、收购字画的事迹一经传播，有些不法歹徒以为他财大气粗，就动起了歪心思。

1941年，一伙汪伪特务劫持了张伯驹，向张家狮子大开口：交赎金300万，否则就撕票！

这时的张家早已今非昔比，哪里还能拿得出300万巨款？唯一值钱的就是张伯驹平时收藏的那些古玩字画了。

但张伯驹明确告诉妻子潘素：宁可被灭口，也不能卖掉字画，特别是《平复帖》！

潘素

就这样，经过和绑匪的一番斗争，潘素卖掉了自己的金银首饰，和张家众多亲友东拼西凑，才在8个月后最终凑齐了40万，将张伯驹赎了出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建国后，张伯驹却将拿命和全部身家换来的《平复帖》、《游春图》、《赠张好好诗》、《道服赞》等118件文物精品全部无偿献给了故宫和吉林省博物馆，其中不少已是无价之宝。

为了表彰张伯驹的大义之举，文化部颁给他一纸“褒奖状”，另奖励20万元，一生闲淡的张伯驹，小心翼翼地接过褒奖状，却拒绝了国家的现金奖励。

他说：“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些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

褒奖状

要知道，此时的张伯驹已是一位古稀老人，万贯家财早已散尽，他的工资仅能满足温饱而已。

更令人惋惜的是，张伯驹在文革期间遭到不公正待遇，连满足温饱的工作也丢了，最困难的一次，夫妇俩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却因年龄大被退了回来。

孤苦无着的张伯驹只得和妻子蜷居在一处简易的房子里，靠朋友救济和打零工勉强度日。即便如此，老夫妇二人一直甘之如饴，不曾有丝毫厌世悔恨之意。

张伯驹和妻子潘素

直到1972年，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特殊照顾下，张伯驹的晚年境遇才稍有改善。

红学大家周汝昌曾这样评价张伯驹：“阅读张伯驹，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

在我看来，张伯驹代表了那个时代最好的一面，他身上既有读书人的儒雅，也有富贵人家的豪气，既有身为中国人的良知，也有中国人独有的内敛和忍耐，这才是真国士啊！

黄金易得，珍品难求；文物无价，国士无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