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毛主席的老乡，曾支持袁世凯称帝，55岁入党，周恩来直接领导
在民国动荡的历史长河中，杨度是一位令人瞩目的传奇人物。这位与毛泽东同为湖南湘潭人的才子，17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早年追随清廷，后成为袁世凯称帝运动中＂筹安会六君子＂之首。然而，历经政治浮沉，目睹时代变迁，55岁时的他却选择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地下工作。直到1975年，重病中的周恩来仍不忘嘱咐秘书，要为这位特殊的同志在历史上留下一笔。这段尘封近半个世纪的秘密，揭示了一位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中寻找救国之路的曲折历程。
湘水少年展锋芒 学海求索铸才华
十九世纪末的湖南湘潭，正值清朝末年动荡时期。杨度出生在这片孕育了无数风云人物的土地上。他的父亲不幸英年早逝，由伯父杨瑞生抚养成人。
杨瑞生是湘军功臣，历任归德、朝阳总兵，在军界颇有威望。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不惜重金为杨度延请名师，打下了扎实的文化根基。
少年杨度勤奋好学，文思敏捷。在私塾老师的指导下，他17岁考中秀才，18岁又金榜题名，考中举人。这样的成就在当时的湘潭可谓少见。
1894年，19岁的杨度踏上赴京赶考之路。虽然这次会试落榜，但他却亲身参与了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活动。甲午战争的惨败让这个年轻人深感国家积贫积弱的痛楚。
回到湖南后，湘潭名士王闿运慧眼识珠，亲自登门收他为关门弟子。在王闿运的指导下，杨度用三年时间钻研＂帝王之学＂，学习如何探求＂明主＂，献计九重。
1898年，杨度再次北上赶考，又遇戊戌变法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主张给他带来新的启发。从此，他不再执着于科举，开始思考其他救国方略。
1901年，随着清廷颁布新政，杨度看到了新的希望。次年，他远渡重洋，来到日本求学。在异国他乡，这位湘水少年写下了《湖南少年歌》，抒发报国之志。
在日本期间，杨度广泛涉猎西方政治理论著作。通过研读《天演论》《论法的精神》等名著，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才是救国良方。
在这段求学岁月中，杨度结识了同样身在日本的孙中山。两人虽然政见不同，但都怀着拯救中华的赤诚之心。他们约定：各行其道，谁若成功，另一方便全力相助。
从湘水河畔的少年，到踏遍京师三殿的举子，再到东瀛求学的志士，杨度的求索之路体现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成长轨迹。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深刻烙印。
筹安会首策帝制 一朝错判悔终身
1915年的北京城，寒风凛冽。杨度接到了袁世凯的密令，要他出任筹安会总干事。这个以＂安定国家＂为名的组织，实则是为袁世凯称帝铺路。
袁世凯早就对杨度的才华admired赏识有加。他深知这位湖南才子在朝野上下的影响力，更看重他在立宪派中的声望。
杨度在筹安会成立之初就被推举为＂六君子＂之首。与他一同被推举的还有孙毓筠、胡瑛、杨士骧、杜之诚、李燮和等人。这些人都是当时有名的立宪派人士。
作为总干事的杨度，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他组织人手起草《筹安会宣言》，在各大报刊上刊登文章，论证改制的必要性。为了说服更多人支持帝制，他甚至亲自到各省游说。
袁世凯称帝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杨度带领筹安会成员，四处奔走呼号，收集各界意见。在他们的运作下，全国各省纷纷发来＂拥戴袁帝＂的电报。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终于接受了帝位。杨度被任命为资政院院长，位居显要。这一天，他以为自己终于实现了多年来的政治理想。
然而好景不长，各地反对声浪此起彼伏。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黎元洪在湖北响应。全国陷入了新的动荡。
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曾经意气风发的杨度，不得不携家眷逃往天津避难。那些曾经支持他的人，此时早已四散而去。
在天津的日子里，杨度开始反思自己的政治选择。他重新审视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开始怀疑君主立宪制是否真能拯救中国。
这段经历给杨度带来了深刻的教训。他亲眼目睹了旧式政治的腐朽，也见证了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这些都为他日后的思想转变埋下了伏笔。
为了避免政敌清算，杨度只能蛰伏在天津租界。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探索新的救国道路。这一待就是整整八年。
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不少进步人士。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杨度对革命有了新的认识。他逐渐明白，只有彻底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中国才有出路。
1924年，已经年过半百的杨度，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通过地下党组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这位曾经的帝制支持者，开始了新的人生征程。
周恩来亲自领导了杨度的地下工作。考虑到杨度的特殊身份，组织上特别安排他以＂文人＂的身份作掩护，在北平、天津等地开展统战工作。
回首往事，杨度在《悔》诗中写道：＂一着不慎悔终身，护法初心竟背真。＂这首诗不仅是他对往事的忏悔，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真实写照。
周公亲领地下工 老将新命续芳华
1924年的一个深夜，北京东交民巷一处幽暗的院落里，55岁的杨度正式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亲自主持了这场秘密的入党仪式。
组织上考虑到杨度的特殊身份和渊博学识，安排他以文人雅士的身份在北平、天津等地活动。这种安排既能保护他的安全，又能充分发挥他在知识界的影响力。
周恩来给杨度制定了周密的工作计划。他要求杨度以研究历史文化为掩护，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为党的地下工作搜集情报。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杨度开始在北方地区展开统战工作。他经常出入名流雅集，以谈诗论画为由，打探军阀和国民党的动向。
为了掩护身份，杨度白天在天津《大公报》担任主笔。他笔下的文章旁征博引，既不露锋芒，又暗含进步思想。这些文章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每逢重要节日，杨度就会举办文人雅集。在这些表面风雅的聚会背后，却是地下党员传递信息的重要渠道。他的家成了北方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
杨度还利用自己曾在政坛的人脉，打探军阀内部的动向。他收集到的情报，为党中央制定北方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杨度依然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为党组织传递重要信息。这段时期，他创作了大量诗词，实则暗含密码。
周恩来对杨度的工作十分重视。他多次派人给杨度送来密函，指导工作方向。两人虽然年龄相差二十多岁，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
1935年，形势愈发严峻。组织上考虑到杨度的安全，决定让他暂时隐退。但他仍然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党的工作。
抗战爆发后，杨度以老学者的身份，在天津主持抗日救亡活动。他将家中珍藏的古籍变卖，资助进步青年奔赴延安。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度已届耄耋之年。他依然坚持为党工作，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争取更多知识分子支持革命。
直到1956年去世，杨度始终保守着自己是共产党员的秘密。他用32年的地下工作生涯，实践着一个知识分子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周恩来一直惦记着这位特殊的老同志。1975年，重病中的周恩来仍不忘嘱咐秘书，要为杨度在党史上留下一笔。这份嘱托，见证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革命情谊。
在中国现代史上，杨度的经历堪称传奇。从帝制支持者到地下党员，从文人雅士到革命战士，他的人生轨迹印证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之路。
文献重见天日时 总理嘱托显深情
1956年11月，杨度在北京逝世。他的一生跨越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变迁。
临终前，杨度将一箱珍贵的文献交给了组织。这些文献记录了他三十多年来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以及与周恩来等革命同志的往来书信。
组织考虑到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将这批文献暂时封存。这一封存就是近二十年，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重见天日。
1975年初，身患重病的周恩来躺在医院病榻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惦记着这位特殊的老同志。
一天，周恩来突然召来秘书，专门交代要为杨度同志在党史上留下一笔。这位对党国无限忠诚的总理，始终没有忘记这位投身革命的老同志。
周恩来向秘书详细讲述了杨度的贡献。他说，杨度同志虽然早年支持过帝制，但投身革命后，为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相关部门开始收集整理杨度的历史资料。大量尘封多年的文献被重新发掘，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浮出水面。
这些文献中，有杨度用毛笔誊写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有他以文言文写就的革命诗词，还有他与地下党同志的密信往来。每一份文献都见证着一段尘封的革命岁月。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杨度的《悔诗》手稿。这首写于1916年的诗作，记录了他由帝制支持者转向革命者的思想轨迹。诗中＂一着不慎悔终身＂的慨叹，道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历程。
档案中还保存着周恩来亲笔写给杨度的多封信件。信中既有对工作的具体指示，也有对老同志的亲切关怀。字里行间流露出革命同志间的深厚情谊。
1978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启动了对杨度历史材料的研究工作。随着研究的深入，杨度在党史上的地位得到了重新评价。
研究人员发现，杨度不仅是一位地下党员，更是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他为党组织争取知识分子、收集情报的工作模式，对后来的统战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研究人员还原了杨度晚年的诸多活动。他以老学者的身份深入各界，为党的事业默默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79年，《党史研究》杂志发表了《杨度与中国共产党》的专题文章。这篇文章首次系统披露了杨度的革命生涯，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如今，杨度的故事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独特的个案。他的经历告诉后人：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知识分子应该如何选择，又该如何实践自己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