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兴元年（304年），离石匈奴大帐内，五部首领将一顶绣着“汉”字的王冠戴在刘渊头上。这位匈奴冒顿单于的后裔，以汉朝外甥自居，在山西群山间重建“汉”国。这个看似荒诞的举动，实为五胡乱华时代最精妙的政治谋略。

咸熙年间（264-265），作为匈奴侍子滞留洛阳的刘渊，亲历了魏晋禅代的权谋游戏。他在太学钻研《毛诗》《尚书》时发现，中原士族对“汉”的认同超越朝代更迭。泰始七年（271年），刘渊随王浑平定鲜卑叛乱，中原将领私下议论：“此胡儿熟读《孙吴兵法》，恐非池中物。”这些经历让他领悟：欲取中原，必借汉统。

元康九年（299年)，并州刺史司马腾强征匈奴部众充军，五部匈奴暗流涌动。刘渊蛰伏二十载，秘密训练三万控弦之士。永兴元年，成都王司马颖为对抗东海王司马越，放出被困邺城的刘渊。临行前，刘渊向司马颖立誓：“必率五部匈奴助殿下平定河北”，转身却对族人笑言：“司马氏内斗正酣，此天赐复国良机。”

为破解胡人称帝合法性难题，刘渊构建三重身份：首先攀附汉室，宣称“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其次追封刘禅为孝怀皇帝，在左国城设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庙；最后推行胡汉分治，匈奴五部保留部落兵制，汉人士族掌管民政。

这种二元结构，使汉国迅速吸纳河东裴氏、太原王氏等大族归附。

当并州刺史刘琨在晋阳（今太原）传檄讨胡时，刘渊以《汉书》典故回击：“昔汉有天下久长，恩结于民。吾乃汉室外甥，兄终弟及，何言反叛？”这种话语策略极具迷惑性，连江东士族都记载“北汉政清民和，颇有文景遗风”。事实上，汉国中枢十九位重臣中，匈奴贵族仅占五席。

刘渊定国号为“汉”，实为破解胡人政权三重困局：军事上，匈奴人口不足中原百分之一，需借汉旗号吸纳汉兵；经济上，山西盆地农耕区需汉人士族管理；文化上，借用汉室正统消解“夷夏大防”。这种策略立竿见影——永嘉二年（308年），汉国铁骑踏破平阳，河东五十余县望风归降。

建兴四年（316年），当刘曜攻破长安终结西晋时，汉国已控制北中国核心区。尽管后继者改国号为“赵”，但刘渊开创的胡汉融合模式影响深远。

北魏崔浩曾言：“刘元海建制，实开胡主汉化先河。”就连唐高祖李渊起兵时，亦效仿刘渊自称西凉李暠后裔。这个被司马氏轻纵的匈奴质子，用汉家衣冠改写了北中国百年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