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首批禁足名单的公布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不少球员纷纷发声痛陈自身的遭遇，表示参与违法行为实在是“生计所迫”。目前可考证的多数资料显示，许多存在问题的比赛，都集中爆发于2020年至2022年。

比起一味谴责他们的良心，我们不妨重温那段尚未远去的岁月，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催生了空前泛滥的假赌黑行径？

无源之水，入不敷出

2020年至2022年，比起乏味的赛场，入不敷出导致的欠薪与解散潮才是国内足球俱乐部的常态。

在接近3/4的时间里，赛会制+空场进行的比赛，究竟令中超球队损失了多少收入？2022年5月，体育商业媒体“ECO氪体”按照2019赛季3亿元门票收入的结果推算得出，三年下来，保守估计中超联赛总计损失了约9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收入。

比赛日收入几乎归零，商业赞助也大幅缩水，中超球队能够得到的稳定收入，只有中足联筹备组分期支付的分红。但是这笔款项，由于中超转播权价值的不断走低，在那三年期间也大幅缩水。

作为对比，2019赛季降级的副班长北京人和都分到了6200万元；2020赛季，这笔钱缩水至2000万元；2021赛季，这笔钱进一步萎缩至平均每支球队800~1000万元。

对于大多数处在欠薪中的球队而言，这笔钱也只顾得上应付短期支出。至于商业价值几乎不值一提的中甲和中乙，分红更是无从谈起。

赛会制背景下，虽然免去了出征客场的差旅费，但支付给赛区的保证金和参赛费用，同样是一笔不小开销。

2022赛季，大连、唐山与南京三个中甲赛区的参赛费用，最低也需要一人一天500元。按照一年在赛区驻扎至少120天，以每队入驻人数40人（球员+教练组和其他工作人员）和费用标准500/人/天计算，一个赛季的赛区成本要在240万元以上。放到中超，人均标准和总成本只会更高。

然而大多数中甲球队的赛季预算，也不过千万级别。支付完参赛费用后，还有多少余钱留给工资开销呢？

在那几年，为了保证部分球队正常参赛，足协甚至需要预支垫付参赛费用。在俱乐部运营资金如此紧张、开销却一点也不能少的窘迫情况下，入不敷出导致欠薪，似乎也是必然结局。

欠薪成灾，治理无能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那三年，决定球队战绩的主要因素，已经不再是纸面阵容实力，而是能否稳定运营。更直白点来说，取决于能否按时发放工资。

上届世预赛十二强赛期间，王大雷就透露，除了山东泰山和上海海港的队员，其他俱乐部的国脚都在讨论欠薪问题。略显滑稽的是，在艰难时期都堪称稳定运营标杆的山东泰山，反而在大环境回暖后深陷泥潭。

2021年，超过10家以上的中超俱乐部都出现欠薪，中甲中乙球队数量更是难以统计。2022赛季，治理欠薪成为了足球领域的主要工作。

由于未能按照进度落实欠薪还款工作，河北俱乐部（2次）、武汉长江（2次）、湖南湘涛、上海申花、陕西长安竞技、四川九牛、黑龙江冰城、淄博蹴鞠和江西北大门等球队先后被中国足协不同程度扣除了联赛积分。

欠薪泛滥至此，足协作为名义上的联赛监管机构，除了上述发生于“摆烂赛季”的罚分，究竟有没有保障球员权益的实际行动呢？

不仅没有，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足协对欠薪问题的模糊态度，助长了俱乐部的恶习。

每年年初的准入审核时，足协认定欠薪与否的标准，是球员与工作人员全体签字的《俱乐部全额支付薪酬确认表》。然而相关人员的签字，只能作为准入必须提交的认证材料，并不意味着俱乐部结清了所有工资。

以今年年初的广州队为例，1月17日，足协公示的第二批完成清欠名单中，前中超八冠王赫然在列。然而几天后就曝出“尚有8位数欠薪金额”的消息，一度准入告急。

最终在大限到来之前，经过一系列从俱乐部到球迷的自救行动，广州队向球员支付了部分欠薪，有惊无险地渡过一劫。但可以预见的是，在资金条件彻底好转前，每年的准入关，都会是广州队提心吊胆的一道“鬼门关”。

为何如此？原因有些残忍，也有些讽刺：一旦球员拒绝在无欠薪声明上签字，俱乐部只能因无法通过准入而解散。一旦解散，所有欠款就将成为无法收回也难以追讨的烂账。

为了保住拿钱的希望，球员们只能忍气吞声，在得到俱乐部补发的部分欠薪或是“一定会未来补发”的空头支票后完成签字。

在禁足名单公布后，前陕西联合队长丁捷称，由于效力过的重庆两江竞技和陕西长安竞技相继解散，两笔合计近千万元的欠薪也就成了“一张废纸”。这一说法，也得到了杨文吉和巴合江·吾尔满等“受害者”的证实。

同样的道理，哪怕俱乐部通过了准入，也不等于球员们的工资有了着落。2023年初，负债累累的深圳队在一片争议和不解中实现了中超准入。有媒体透露，深足起死回生的关键在于，俱乐部与相关债权人们达成了债务延期支付协议。

然而“死缓”过后，等待深足的还是解散的命运。延期支付的债务，也随着解散而无处声索。

他们究竟带着多少欠款化为了历史的尘埃？外援、外教、本土球员，甚至连同供应商，累计接近10亿人民币！在天文数字般的欠款面前，一些在年初声称“深足准入合情合理”的声音，显得如此可笑。

在法律层面，足协也没有尽到提供保障的义务。具备行业仲裁效力的体育仲裁委员会，直到2023年2月才姗姗来迟。在此之前，球员们一旦面临欠薪问题，只能向足协仲裁委员会诉苦。

然而，由于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既非《体育法》规定的体育仲裁机构，也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的仲裁机构”，没有法律规定的“一裁终局”的权力，也就无法真正受理球员们的诉求。

国内球员们的讨薪难题，哪怕备齐了合同、欠条等证据，要么在宣布受理中后便遥遥无期，要么只能在不同法律机构被来回“踢皮球”，法律保障根本无从谈起。

不忍卒看，无人问津

在那三年，由于大牌外援外教离开、外加赛会制和国家队比赛日带来的赛程密集等问题，中超的比赛质量堪称一年不如一年。作为顶级联赛的中超尚且如此，生存环境更加恶劣的中甲中乙更无需多言。

数据为证，在比赛质量尚有保障的2020赛季，160场中超产生了456个进球，场均2.81球；2021赛季，22轮共176场比赛产生了451个进球，场均2.51球。虽然场次数量增加，但精彩程度却在下降。

2022赛季，18支球队在34轮、实际完赛的298场比赛中，共计打进了851球，场均2.86球。

但是这一数据的背后，是场次进一步扩充和强弱失衡注入的大量水分。那个赛季，多支球队深陷运营危机。这些“带病参赛”的队伍，也就变成了别家球队的提款机。

在中超历史最大比分榜上，山东泰山8-0深圳队、河北队0-7山东泰山、河北队1-7长春亚泰和武汉三镇6-0广州队等排得上号的“惨案”，都集中诞生于危机最严重的2022赛季。

技战术水平滑坡至此，加之在大部分时间里，国内联赛都是以空场形式进行。即便有限度地开放球迷入场，受困于当时出行不便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真正能够亲临现场的球迷，还是以赛区当地为主。

广大球迷对国内联赛的关注度空前降低，客观上也滋长了假球的横行：反正无人在意，假不假球又有何所谓呢？

结语

行文至此，本文并无为违法球员开脱之意。作为从业者，他们违反职业道德与法律底线的行为板上钉钉。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迫使他们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的歧途，才是在闹剧过后更应当反思的问题。

否则，反赌扫黑只会是周期性的折腾，无法从根源上端正中国足球的风气。

最严寒的凛冬已经过去，但是中国足球这片已经滋生了无数阴暗的土壤，究竟几时才能迎来真正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