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代，亦是最坏的时代。”此名句用于形容中国银圆的兴衰及其集藏、研究，甚是妥帖。中国历史绵邈悠长，华夏文化的悠久性与独立性毋庸置疑，于诸多领域皆对人类发展贡献卓著，中国亦为最早使用硬币的国度之一。

然而，旧时之中国未若欧洲国家那般，于学习新事物后对其加以改良，脱胎换骨进而突飞猛进。老祖宗的物件用上数百乃至千年亦不改进：既具创新，又显陈腐，其程度令人惊诧。诚如中国货币史与钱币学权威彭信威教授所云：“以现代之眼光观之，中国古代之货币，实无制度可言。”其指出，中国古代货币于制度上存四大特点。其一为货币的各类职能未集中于一体。金银虽自古便具价值，然“未铸造金银圆，亦不用金银作流通手段。流通手段，基本皆用铜钱。历代虽有金银钱之铸造，然此种金银钱，仅具货币之形式，目的非为流通。铜钱于一定程度上，具货币之各类职能。有些职能主要非用铜钱，甚或有时全然不用铜钱，例如宝藏手段，主要用金银”。

其余三个特点分别为：制造与流通的地方性、制造工艺的滞后及长期以来铜钱的重量近乎恒定。最后一特点，如 621 年（唐武德四年）铸行开元通宝与 1889 年（清光绪十五年）广东以机器所造之光绪通宝制钱，二者间隔千余年而重量相同。“唯有知晓此特点，方能阐释中国货币史上的诸多现象”。明嘉靖以后，中国之币制大体为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铜钱与银两维持一定之比价。铜钱使用以枚计价，白银作交易媒介时以成色及重量计价，然各地惯用之成色与秤法各异，且银子具不同形状，于鉴定及重量之换算颇为繁琐。

外国银圆流入中国后，因其制作精良及成色、重量的统一，可论枚（圆）使用，极为便捷，渐成民间交易之工具，银两于流通中之影响力渐趋式微。道光年间，“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1838 年（清道光十八年）台湾仿洋银形式首创老公银饼。外国银圆的泛滥致弊端丛生，自制银圆抵制外币之议由初期之受排斥渐转为受重视。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向英国订购机器于广州大东门外黄华塘勘地建“广东钱局”，此乃中国正式设立专业机器造币厂之开端。1889 年（清光绪十五年）开制制钱，1890 年（清光绪十六年）开制银圆，因绩效优良，持续运作，各省纷纷效仿，中国自此全面以机器造币。彼时，清政府尚无统一之币制，广东龙洋的发行仅是权宜之计，故而在 19 世纪银圆中国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