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美国立国，很多人都会说：美国的立国精神，是典型的英美保守主义。更进一步，是建立在基督教-清教道德观之上，结合北美自治领“特色”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文化和制度。其外在形式体现为：小政府、市场经济、尊重个人权利和私产、浓厚的宗教氛围、自治社区、对任何zf形式根深蒂固的怀疑甚至厌恶等等。

笔者此前也一直持这种立场。从现在的观点回溯200多年前，好像确实是这样：对宗教的态度要比现在保守的多，对各种进步的态度也远为“保守”。

但问题，正出在“回溯”之上。我们想当然的把今天的进步保守坐标轴套用到200多年前，在不经意间重蹈了刻舟求剑的覆辙。

要知道，在今天视为保守的，在当年，可未必，还很有可能是大大的“进步”。美国立国，也许就是这种情况。

左右最初来自法国，泛泛而言，保皇派或类似的组织是右派，意味着“保守守旧”，共和派或更激进的民主主义组织是左派，意味着“进步平等”。

我们姑且把这个泛泛的模式套用在美国立国之初，先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

相比欧洲各国，美国第一个提出真正意义上全面的宗教自由（更甚于三十年战争前后欧洲的宗教自由），禁止设立国教；

几乎没有等级制，自下而上的自治社区组成国家，以及清教徒社区对以天主教乃至英国国教为代表的传统宗教组织所带有的封建等级制的根深蒂固的厌恶；

大部分人看起来有宗教信仰，但不可知论甚至无神论也颇为盛行，绝无国家强制，且不像欧洲那边需要得到某个附庸风雅的君主的庇护（比如叶卡捷琳娜庇护狄德罗，和伏尔泰等人“神交”，但这完全不妨碍俄国是一个残酷的东正教农奴制国家）；

更广泛意义上的选举权，虽然只扩大到符合年龄条件的白人男性，但依然远强于当时的欧洲。法国要到1792年才实行男性普选权，随后是拿破仑的帝制，直到1871年，既整整100年后，才重新开始普选。英国更是迟至1918年一战之后（18岁的男性+30岁的女性）。普鲁士则长期执行财产投票制，最富有的纳税人占据1/3的议会坐席。

更小的政府。现在看起来是保守的象征，但在当时，你不能说任何一个欧洲君主国是小政府（英美保守主义的发源地英国，18-19世纪君主立宪模式难道是小政府吗？），所以，这同样是“进步”而非保守的。

需要指出，美国国父确实说过如美国的制度设计只适用于有宗教道德的人这样的话。但即便如此，美国的宗教宽容仍远比当时的欧洲“进步”。且好几个美国最早的总统是不可知论者，或没有明确的信仰表达。而美国的公共生活，总体是世俗的，也绝不会有凌驾于公民社团之上的宗教团体。

以上几点，在当时的欧美世界（不用谈其他未开化的世界），只能算非常巨大的进步。当时或稍晚的欧洲是怎么样的？仍然以君主制为主，不少主要的君主制国家（如沙俄、奥地利等）仍尊崇君权神授这套理论。普遍设立国教，对其他派别容忍度远低于美国。且这些国家，包括英国在内，仍有强大的封建等级制残余（甚至不能说是残余），贵族仍然把持朝政，蓝血人依旧大行其道。在简奥斯丁描绘的18-19世纪英国乡村的生活场景中，生意人的地位依然低下，广大农村的乡绅仍以在体制内进步和能搭上贵族老爷为荣。

还有一事颇有象征意义：战胜拿破仑的沙皇亚历山大组建所谓神圣同盟，还有意邀请美国加入，被当时的美国高层嘲笑后搁置：在他们看来，这种以宗教空想为纽带的所谓兄弟情谊联盟，根本无法和现代的精密的外交科学共存。显然，他们鄙夷沙皇和整个俄国乃至部分欧洲国家的“落后”和“不切实际”，类似于正常人看唐吉可德的眼光。

综上可以得出一个很简单且显而易见的结论：以美国立国之初的时间点来看，该国立国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进步的”，而且是大跨步的进步。而绝非“保守”的。退一万步说，即便不能算当时的“左翼”，也绝算不上当时的“右翼”。要知道，法国在欧洲本土废除和杀死国王，其代价是被几乎所有强大的君主国联合干预，付出了很多鲜血作为代价。

废除君主，颠覆君主制，建立如此平等的社区，在当时的进步意义，要远远超过很多当今的“保守派”看到lgbt获得这样或那样的权利所带来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