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12月17日，上海嘉禾2023秋拍领衔之作乾隆御製洋彩雙螭龍耳百鹿尊拍出了1750万，加佣金近2000万！
这只造型沉稳庄重、胎质坚实细润的重器，在前一天被沪上大佬刘益谦特意调阅上手过，难道是被他拍下了？
就在12月16日，刘益谦身着保暖小棉袄、一身黑衣单手抚摸着百鹿尊，脸上神态及左手插兜显示着这位大佬的随性与率真，与徐总及现场工作人员谈笑风生、洋溢着会心的微笑！
众所周知，这“百鹿尊”又称“百禄尊”，因为鹿与“禄”谐音，寓加官进禄之意；鹿为仙禽，与瑞草灵芝、桃、松桐象征长生不老、松鹤延年之意愿。
本件拍品敞口，口下渐广，垂腹，圈足。拍品造型沉稳庄重，胎质坚实细润，通体施白釉，施釉丰满，釉汁丰腴莹润，釉色微闪淡青。肩两侧对称饰矾红描金螭龙耳。腹通景绘百鹿图，山林中松桐映掩，桃树硕果累累，溪水淙淙，灵芝、花草丛生。苍松下梅花鹿三五成群，或奔跑张望，或憩息相偎，或嬉戏觅食，姿态各异，一派祥和静逸、生机勃勃的景象。
“百鹿尊”又称“百禄尊”，因为鹿与“”禄”谐音，寓加官进禄之意；鹿为仙禽，与瑞草灵芝、桃、松桐象征长生不老、松鹤延年之意愿。本件拍品敞口，口下渐广，垂腹，圈足。拍品造型沉稳庄重，胎质坚实细润，通体施白釉，施釉丰满，釉汁丰腴莹润，釉色微闪淡青。肩两侧对称饰矾红描金螭龙耳。
腹部通景绘百鹿图，山林中松桐映掩，桃树硕果累累，溪水淙淙，灵芝、花草丛生。苍松下梅花鹿三五成群，或奔跑张望，或憩息相偎，或嬉戏觅食，姿态各异，一派祥和静逸、生机勃勃的景象。
中国艺术题材中的“百”字，十居其九象征数目之众，而非实数。该画的标题道出了百鹿题材的寓意。画中和尊身所示的“鹿”，音同“禄”，禄者福也，寓意祯祥。故此，“百鹿”暗喻“受天百禄”。本拍品的构图之中，还暗藏两个“百”的线索：一者是画中的柏树，因“柏”与“百”同音；二者是混杂在褐鹿、赤褐鹿中之白鹿，而“白”亦谐“百”。 颇堪玩味的是，百鹿尊上尚有雌雄白鹿数只，盖因白鹿乃大吉之兆。晋代学者葛洪《抱朴子》有“鹿寿千岁，与仙为伴”之言，另外亦有“千年为苍鹿，又五百年为白鹿”之说。由此可见，白鹿确为延年益寿之征，代表厚福崇德。
背景寿石相迭，有嶙峋峥嵘之貌，苍松相依傍，枝干遒劲，松盖如伞，夹岸处有溪流跌宕而下，松荫之下几只梅花鹿徜徉其间，与常见百鹿尊鹿纹描绘较为简略不同，本品之鹿纹颇具西洋画法，鹿毛的质感通过明暗之对比，色彩的交错得以精细的表现，百态悉备，生动而传神，而山石苍松之画法则更多的遵循中国传统山水画之笔意，二者交融于此方天地，可谓中西合璧之佳器。底以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字体端庄有力。
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
瓷器到了清代，炉火纯青、登峰造极，集历代名窑之大成，括中外良器之精萃，借以御窑厂之能工巧匠，仿古采今，备诸巧妙，造型古拙，千姿百态。技术上讲求精工细作，不惜工本。使青花、彩瓷、颜色釉等各类品种皆取得卓越的成就，既崇尚复古，亦勇于创新。 乾隆瓷器纹样兼容并蓄，此时期全面展现了御窑新姿，因此也成为了中国陶瓷史上浓墨一笔。本品正是清代宫廷文化对西洋元素的吸纳运用及中西融合风尚引领下产生的艺术佳品。
现存最早下令烧制百鹿尊的文字记载见于清史。《活计档》乃紫禁城内务府（总管皇室大小事务）辖下养心殿造办处所有承办活计之档案总汇。其指出“百禄”尊（以“尊”名之是因此乃古青铜形制）烧造于乾隆初年，推想此处的“百禄”尊即“百鹿”尊。 又据《造办处活计档·记事档》载，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乾隆皇帝下发一百五十三件瓷样，让唐英照样烧造，其中专门叮嘱“洋彩百禄双耳尊一件，照样烧造不要耳子”。 之后档案中，亦未再见乾隆皇帝提去耳之事，说明最后还是接受装饰双耳更为美观的事实，一代君主对百鹿尊的造型颇费心思，足见乾隆皇帝对百鹿尊的珍视之情。 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长春宫东梢间紫檀蝉纹几案上还陈设一对粉彩百鹿尊，可见百鹿尊是清代皇室的大型陈设瓷重器。 根据中国传统文化，鹿尚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吉祥寓意。常伴以梅花鹿、仙鹤、蟠桃与松树，所以鹿及各物皆象征长寿。此外，相传鹿是惟一能觅得灵芝仙草的瑞兽。因此，鹿成为统治者喜爱圈养的祥瑞之兽。
统治者兴建园林苑囿的传统可追溯至青铜器时期夏商二代。秦始皇据说亲自构思上林苑，毗邻皇宫的园林则兼具休憩和行猎之用。汉武帝曾扩建此园，增设人工湖，供群鹿饮用。隋朝第二代君主炀帝亦曾在首都洛阳城外大兴土木，打造皇家园林，并命人在园中养鹿。北宋徽宗同样热衷于造园，其开封御苑内饲养了各种珍禽异兽，其中不乏品种各异的鹿。 乾隆皇帝于1738年恢复皇室秋猎，烧造百鹿尊或是为此志庆。北京故宫珍藏1741年郎世宁作《哨鹿图》，堪可视为此说之左证，因为画中描写的应是乾隆1741年首赴热河行围的光景。无论恢复秋猎的年份是1738或1741年，百鹿尊确有可能是纪念此事之作。 这批百鹿尊确属专门订制，或特为纪念某种特殊的庆典。其出自1741年的可能性较高，因为《华丽彩瓷：乾隆洋彩》的作者在序中提到，台北故宫珍藏的上乘乾隆珐琅彩或洋彩器中，以乾隆五年至九年（即1741至1744年）的制品居多。 关于这批名瓷在乾隆时期的烧造年份，尚有一些其他的线索。近年来研究显示，绘釉上珐琅彩通景山水的上乘御瓷，仅见于陶瓷大师唐英（1682至1756年）执掌御窑期间。若然如此，则可料想这批百鹿尊应是烧造于1756年或之前。 早在入主中原之前，有组织的狩猎一直是满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皇太极是继努尔哈赤之后的第二代清室君王，他曾于1630年在沈阳设立围场。1636年，他力陈倡行狩猎之故：「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他更预言，若真沦落至此，则清室灭亡之日亦不远矣。但说到开创清室每岁木兰秋狝传统之人，实则是康熙皇帝。他认为可借行围厉兵治戎，考核军纪营阵，故行猎之事宜以兵法临之，切不可因行军或亲族之利便宜行事。 自康熙二十二年起，几乎每年秋天都举办“木兰秋狝”大典，康熙皇帝认为木兰秋狝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加强对塞外民族的控制。“以朕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条奏者，不知国家承平虽久，岂可遂忘武备”，因此乾隆皇帝于十余岁始便随祖父骑射，骑马射箭是其宫廷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乾隆亦深以满族传承为傲，但担心这一传统会被淘汰。他深恐旗人会被中原文化同化，无复往昔的骁勇善战。狩猎对君王和扈从而言或是赏心乐事，但就继承和发扬骑射技巧，乃至练习调兵遣将，围猎同样意义重大。
故而乾隆皇帝对木兰秋狝之“祖制”甚为重视，还命宫廷画师把实况记录下来。记录宫廷狩猎情况及围场美景，百鹿尊上绘纹饰，正属此类风景画作。意大利籍传教士郎世宁曾画数幅狩猎图，如《乾隆皇帝射猎图》及《画弘历围猎聚餐图》。郎世宁画作构图严谨，描绘动物栩栩如生、木兰风景优美如画，笔法自然精细，具学院派风格，对绘瓷匠师影响颇深。
历史上，在木兰围场还发生过不少特别重要的历史事件，如康熙和蒙古准格尔部首领葛尔丹的第一次大战就发生在距离木兰围场不远的乌兰布统，而到了康熙四十七年，有史书记载在木兰围场还发生了“帐殿夜警”事件，从此拉开了“九子夺嫡”的宫廷大戏序幕。所以这“百鹿尊”所绘图案的历史信息，在清三代官窑瓷器中，还真很少有可比拟的。因此乾隆皇帝恢复祖父所立惯例，定期于京郊率八旗围猎，既承袭满族传统，更锻炼军队骑射之术。 由此可知，鹿及猎鹿的题材对乾隆来说别具意义，乾隆年间诸多宫廷画和装饰艺术品便是最佳例证。这类题材寓意祯祥，且与满族的重大传统息息相关。但表现手法能与百鹿尊媲美者少之又少，而本拍品正是其中的巅峰之作。 这件绝妙佳瓷属于一小批乾隆御制百鹿尊，其做工极为精湛。北京和台北故宫珍藏中，均有这款百鹿尊。台北曾于2008年举行《华丽彩瓷：乾隆洋彩》展览，展品中有台北故宫珍藏的一对百鹿尊。北京故宫也有一件近似例。
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珍藏一例乾隆百鹿尊，源于岩崎弥之助男爵（1851至1908年）与岩崎小弥太男爵（1879至1945年）旧藏。惟须一提的是，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的珍藏，是已发表无耳百鹿尊的孤品，图见《静嘉堂藏清朝陶瓷景德镇官窑の美》页69编号59,同录一对双耳尊例，耳为蓝彩，页68，编号58。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品
现存乾隆百鹿尊样式多变，最常见者饰鎏金红耳，另有寥寥数例饰以蓝耳，偶有无耳之作。以构图和画工优劣而言，该等作品落差颇大。但本拍品为上乘之作尤为突出，因为它不仅采用了相同的珐琅彩料和画风，群鹿山林的布局亦一模一样。 若详加比对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南京博物院、静嘉堂珍藏与本拍品，即可发现各例的描写手法如出一辙，除了偶尔调换颜色，所有器物群鹿布局与画风皆无二致。
上海博物馆藏
乾隆帝治下，正值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繁盛时期，他锐意进取，巩固皇权，加强统治，在位六十年，实际统治六十三年，为中国帝王之最，被誉为“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作为治国治军卓有贡献的盛世之君，乾隆皇帝精力充沛，政务闲暇热衷于发展文化大业。他自幼接受满汉蒙藏文化熏陶，又对欧洲传教士艺术家带来的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式艺术抱有浓厚兴趣。其中西合璧式的个人美学品位主导了一朝宫廷艺术的奢华幻境。本拍品御制洋彩百鹿尊即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艺术珍品。 乾隆时期的洋彩综合了康熙与雍正两朝的制瓷工艺，使得其应用更加广泛，并且有新的发展。乾隆帝对有些洋彩器物的用途、形体、花纹的要求常有御旨。尤其在彩绘纹饰方面，均以当时知名画家的绘画为蓝本，兼揉西方绘画技法，勾染皴擦，浓淡分水，清新明艳，立体感强。 在耿宝昌编著《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作者对百鹿尊图案的评价极高，书中写到：鉴别乾隆粉彩山水图案，可用百鹿尊真品上所绘的山石笔法和色彩作为依据，即便对方寸的绘画的小品也是如此···。说明乾隆百鹿尊的图案绘画风格，以及釉面用彩用料，堪称是乾隆朝粉彩山水的标本。 此尊装饰用的彩料制备精良。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宫廷的专业作坊偶尔会将此彩料发往景德镇御窑，同时也为宫内绘瓷作坊供应珐琅彩料。早于雍正六年，清文件对此已有记载，类似的情况或许亦适用于乾隆朝的重器。 这类百鹿尊不仅以精制洋彩料见长，其画工之了得，亦属画瓷高手所为，该等朝廷招揽的能工巧匠或在景德镇御窑画瓷，或供职于宫廷作坊。经过画师的苦心经营，本拍品的草木和群鹿细节刻画入微、错落有致，其间巉岩林立、绿树成荫，笔意挥洒纵横。此外，山林清溪亦生动写实，作者更巧辟空间，让群鹿徜徉嬉戏，构图疏密得当。瓶身群鹿神态自然、动静相随，加上四周的山水格局，无不使人联想起波希米亚耶稣会传教士艾启蒙（1708-1780年）的《百鹿图》卷，此画现为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馆珍藏。 艾启蒙之《百鹿图》盖有“乾隆鉴赏”“宜子孙”“三希堂精鉴玺”和“乾隆御览之宝”四方印章，可见乾隆之宝爱。此百鹿尊上的装饰图案，极有可能是以宫廷画家艾启蒙的画稿为摹本，根据器形特制的画样，然后发往景德镇交由陶工制作完成。 当然，无论是人迹杳然的山水百鹿图，或是群鹿数目较少的画作，均深受乾隆皇喜受；以后者而言，可参见家喻户晓的欧洲传教士暨艺术家郎世宁（1688-1766年）所作《弘历采芝图》及《弘历击鹿图》，其中数鹿的神态，在瓷尊和绢本画作均有出现。两者均绘盘郁虬曲的古松，立轴绘画的前景有青绿怪石和溪涧，与瓷尊所见遥相呼应。 其实，在皇家园林如圆明园中多饲养有鹿，如在《雍正行乐图》之“十二月”中，于书斋中端坐的雍正皇帝，在阅览休憩时，远眺窗外庭院里悠闲寻食的鹿群。所以，鹿成为清宫御器装饰样稿题材也是自然之事。 纵观清代御瓷，见有取材自然，遍绘器身，笔法写意，展卷如画，不受画框所限者，此为超然上品。此类器甚为珍罕，仅制于唐英督陶之时，自雍正始，至乾隆初，后不复现。 最后，不管买家到底是谁，我们都恭喜买家，也祝贺上海嘉禾首战告捷，愿接下来的场次更上一层楼！（文章整理于网络发布，如有雷同立即删除。 欢迎大家转发出去支持收藏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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