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传记《高志远传》第一部《高翔云》第三章《高翔云》
高志远画像
5、民团·除恶
民国《滦县志·政事志(三) 武备武汛保卫》“保卫团”条记，“朔门民十以来，地方不靖，匪患频仍，绑抢各案，层见不穷，乡民夜不安枕，甚至一夕数惊。地方警力单薄，不足以资捍卫，于是保卫之设，遂为要政。查我滦县，于民国十五间，奉令立清乡保卫办公处于县城，由县委定李永森、冯清佑、张华亭、田涤云等四人为总团董，督伤各乡抽丁自卫。
迫至民国十七年，对全县保卫重加整理，清乡保卫办公处奉令改团，设总团部于县政府内，县长兼任总团总，财务局长田涤云任副总团总，总团内部组织有文牍、会计、稽查等职员，每区设分团一处，按警区设分所一处，置团正一人，直辖于团总，各乡设有支团，每支团置团佐一人，班长一人，团丁十人，直辖于分团。全县共有团丁二千余名，统系井井有条，尤其训练得法，以故匪患得以弥平，地方赖以安堵。
于民国十九年间，又改组总团总为总团长，副总团总为副总团长，一切组织仍旧。
二十一年间，又奉令改组，取消各区分团，另行组织区团部兼任区团长，每区设团丁一大队九十名，置大队长一人，内分三分队，每分队置分队长一人，集中训练，各乡不再另设支团。
是年三月间，副总团长田涤云因经理他方财政事务过繁，不能兼领团务，遂辞去副总团长兼职，遗缺委定孙治洲接充，继续办理。
是年四月间，又将各区区团部取消，各区大队直辖于总团。
至二十三年间，驻滦保安第三总队长刘佐周与总团长孙荣彬县长、副总团长孙治洲共同商定，所有各区保卫团统由保安总队派委长，代为训练，并增加团工人数每区二三百名不等，提高队长薪金。从此团务大加扩充，竭力训练。乡民负机愈见奇重。
迨至二十四年冬，殷专员、陈县长（继孙任者为陈任）鉴于乡民负担过重，不忍坐视疾苦，遂将各区保卫团改编为第一旅，开赴昌平，旋即星散。至此，乡民之痛苦虽解，而损失亦云重矣。”
民国《滦县志》把保卫团之设记为“奉令”，其实只是民国十年（1921）前后之事。民国二十二年即1933年《塘沽协定》、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何梅协定”先后签订，冀东地区成为“非武装区”，《中国共产党滦南历史》第一卷记：“此时，国民党政府有名无实，共产党力量薄弱，尚不能开展工作，日伪统治也未稳固。这种‘政治空白’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冀东地区社会动荡不安，城乡土匪活动猖獗。仅滦南地区就有土匪十几股，诸如活动在滦乐边境地区的匪首刘兰亭，川林一带的匪首郑德恩、郑德永，胡各庄一带外号‘三营长’的匪首张希廷、泡里(今姜泡、高泡、梁泡、钟泡、小屯、北营、张泡、霍泡、方泡等18个村庄之通称)一带的匪首张锡武，马城一带的匪首胡宝山。此外，还有活动在俺城附近的人称‘草鸡毛’、‘切糕豆’、‘杜二祖宗’等小股匪徒。
这些土匪利用冀东地区的特殊环境，经常外出诈钱财、抢民女、绑独子，祸害百姓，搅得民不安生。还有，随日军侵入冀东的伪军，除一部分被改编为‘冀东战区保安队’外，其余皆遣散。被遣散的一些兵痞也沦为土匪。
上述土匪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但极少触动日本人，有的还受到日军的庇护。
民国时期土匪
在此形势下，滦南各地农村仿照已有做法，普遍建立保卫团，以防匪自卫。保卫团的武器，是按各户土地之多寡摊钱买枪，一般为50亩地买一条枪，也有的地方是30亩地买一条枪，不足30亩或50亩则按此标准几户合买一条枪。有枪户就是保卫团团员，没钱户的青壮年也为团员。”（见中共滦南县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滦南县历史（送审稿）》第一卷，2017年，第45页）
高翔云所在的滦县第三区(马城)的民团，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陈维记，“老百姓为了保家安身，各村相继成立了连庄会和自卫团。.....我们多余屯和郝庄、大李庄为自卫团的一个队，北50多人，每人每月可领七块大洋，这些开销都是从地亩税上抽的。志远当时变卖部分家产给自卫团购买枪支，许多绅家富户出钱买枪，那个时候买一棵枪要花一百二、三十块大洋，枪的来源大多是民国十七年军阀张宗昌的队伍在滦县被打’哗啦’时散在民间的。由于志远为人和气，办事公正，枪法又好，所以大家推举他为队长。
我们这几个庄成立自卫团以前，附近就起了一股土匪，头子叫胡宝山，他倚仗自己身大力不亏，纠集一伙人为非作歹，经常对临近各村骚扰、绑票，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当时，土匪头子胡宝山惧怕的就是高志远，扬言说：‘只要收拾了高志远，我就谁也不怕了。’为此，他总是寻找向高志远下手的机会。
1933年冬天，高志远的义父袁昆山去世，举行‘大开吊’，隆重发丧。土匪头子胡宝山知道高家与袁家世代相好，志远又是个讲‘忠孝’的人，必定到老袁家陪灵吊孝，认为这是消灭自卫团的好机会。
于是，胡宝山向其他匪徒说：‘袁家办丧事，高志远必定吊孝去，他若不在，只自卫团那几十个人都是庄稼人出身，根本不值得一打，咱们先围住他们的‘团局子’(指队部)，再抢他们的枪。’
这话被大郝庄的团丁知道了，急忙到多余屯报告，高志远一听就立即召集人马，傍晚包围了还在小郝庄开会的胡宝山一伙土匪，并将他们活捉。
当时胡宝山一听高志远带人围住了村子，心想真要用枪打，他自己肯定不是高志远的对手，所以就跑到郝庄一个叫王章的老爷子家的坑洞里猫了起来，并叮嘱王章老爷子不要走漏风声，一旦走漏了风声，只要他胡宝山有一口气在，就绝饶不了王章老爷子，说是要躲过这一劫的话，将来重重有赏。于是王章老爷子按胡宝山的吩咐，把炕席盖好，屋里屋外、炕上炕下无一处破绽。
因为别的土匪没啥太大的罪行，逮住后他们表示往后要改恶从善，再也不办坏事了，所以高志远就把他们放了，只是土匪头子胡宝没逮住。高志远判断胡宝山不可能出村，恰好有人报告说看见胡宝山往往王章老爷子家去着。于是高志远带我们几个人到王章老爷子家里去搜。一进王章老爷子家里，志远就问：’胡宝山没来呀？”
王章老爷子一边回答：‘胡宝山没来，根本就没来过家里。’一边用手指炕洞里。
结果高志远把王章老爷子叫到外边说：‘没你的事了，我们自个儿搜查！’
说着高志远走到炕沿边上，猛的一揪炕席，就发现了胡宝山，志远用手枪逼着胡宝山说：‘出来，你要不出来，我毙了你！’
胡宝山早已吓傻了，像筛糠似的哆哆嗦嗦的，一听让出来，就乖乖的举起双手出来了。
我们先把土匪头子胡宝山押往多于屯大庙里——自卫团队部所在地，计划第二天送往马城区公所或县里。高志远让我们大伙先合计一下，有人提议说：‘送上去没把握，胡宝山这几年发了大财，他们家人上下活到一下，还不是赎出来？汉奸头子刘佐周正需要这样人呢，还不如及早除了他，免除后患。’我们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于是当天夜里，我们说押送他走。我牵着捆胡宝山的绳子，故意把绳子留个活扣，我记得那天晚上是个月亮地，志远他们把胡宝山一押到村北，说把他送到区所。走了不一会儿，志远示意我把捆着胡宝山的活扣儿解开，我心领神会，假装摔了一跤，手往下一扑，拽胡宝山的绳子也随着开了扣儿，胡宝山撒丫子就跑，等跑出去老远了，志远就照朝胡宝山开了一枪。
胡宝山当场毙命，死时三十多岁，高志远二十六岁，我二十三岁。
除掉了胡宝山，马城三区及附近邻村的乡亲们可乐坏了，都奔走相告说高志远积了大德，办了 一件天大的好事，铲除了一大祸害，从此马城三区一带就安定多了。”（陈维《我两次跟随高志远除霸》，见《魂系冀东》，第6页）
又记：“1933年春，志远带着我们几个人到乐亭县汀流河处招募了约200人，准备参加‘义勇家’，支援‘长城抗战’，.....
这时候滦县城南司营有个大恶霸刘兰亭，他听到高志远招募‘义勇军’的消息后，带着一伙土匪宣扬要包围我们，缴我们的枪，不让成立‘义勇军’。由于刘兰亭是地方一霸，当时他人多势众，迫于无奈，高志远只得把洋钱按道路远近分发给大家做路费，遣散回家了。他只身出走，到唐山找彭祖佑。”（陈维《我两次跟随高志远除霸》，见《魂系冀东》，第5-6页）
又记：“刘兰亭是滦县小司营人，大约比我们大二十多岁。刘兰亭这个家伙跟胡宝山田可大不一样。胡宝山不过是趁着天下大乱发黑财，他的手段是绑票、讹人、抢东西。刘兰亭也绑票，手也黑，但他政治上野心大得很，他投靠大汉奸‘救国军’驻滦战区头子刘佐周，拉起一拨队伍，也打出了‘忠义救国军’的旗号，滦县城南至沿海一带的地痞、土匪聚在他的名下，抢男霸女，搞得人家死去活来，啥坏事都干，早就在我们家乡一带留下了民愤。后来，刘兰亭为了收钱，还搞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赌博，起名字叫‘说会’，共37门，收买了不步地痞、流氓，为他在方圆数十里以内‘跑风’，谁想‘着会’，就把钱交给‘跑风’的，并且说明自己赌哪一门，然后据说就可以赢钱了。
‘跑风’的能说会道，把很多人都说转了，也都败了家。我父亲本是个过日子的老实庄稼人，省吃俭用的没乱花过一分钱，我们庄里有个人让刘兰亭收买了，给他‘跑风”，我父亲经不住这个人的宣传，也花钱‘着’了‘会’，一回没赢，下回还‘着’，就这么败了家。
当时有个顺口溜，‘着会好，着会好，先当裤子后当袄。’老百姓恨得没法。
刘兰亭还嫌发财慢，竟公然从民户掏人当人质，让被掏的户用重金往回赎人。
有一天夜里，马城东南二里多地的义兴旺庄枪响的厉害，第二天一早我就听说刘兰亭抢走了人，留下了话：‘要钱别要命，要命得花钱。如果想要人，就拿钱去赎。’当地的老百姓纷纷找自卫团告状，并且说：‘兔了还不吃窝边草呢，刘兰亭离这儿不过十来里地，就这么手黑，连个兔于都不如，你们要是不除掉他，还叫啥自卫团呢？’
志远听了很生气，联想到刘兰亭于1933 年就曾仗势解散过我们成立的‘义勇军’，更为气愤，于是，高志远决定除掉刘兰亭这个大恶霸。（陈维《我两次跟随高志远除》，见《魂系冀东》，第8-9页）
高继志记：“我父亲先去司营找我老姑父一一刘兴周，由我老村姑父刘兴周引见大土匪头子一刘兰亭。”（高继志《为国家头亡流尽了最后的血》，见《魂系冀东》，第89页）
陈维记：“除掉刘兰亭的日子是1934年旧历七月初七。在这之前，因刘兰亭势力大，又有大汉奸刘佐周撑腰，所以要除掉他可不是容易的事。为此，志远带着我在小司营附近侦察了四、五次，都是在吃完晚饭后走十几里，来到小司营村边的铁石山下，访刘兰亭的行踪。然后我们就住在田瞳于仓家，于仓是高志远的大姐夫。
我们摸清了刘兰亭白天总在铁石山上‘说会’聚赌，晚上有时回家，所以我们每次都要顺着铁石山的山坡道来回观察。
那时候，刘兰亭也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好，名声臭，而高志远的人品好，深得人心。所以刘兰亭总想与高志远接头，消除以前的’结子’，还想拉拢住高志远，别跟他为仇做对，因此经常捎信让高志远我们去做客。
志远我们一开始是不理他，后来一想不如来个将计就计，利用这个机会除掉他。当时，志远跟我商量一下，拿定了主意，但别人不知道。
我记得除掉刘兰亭的那天是马城集日，上午高志远带我们几十个自卫团的人去赶集。中午，志远跟大伙儿说：‘咱们到司营办点事儿。’于是，大家就都跟着来了。
到了大司营的东南方向就停下了，志远与东坨子的杨万昌说：‘我和陈维先进庄里去，你带大家在庄稼地里猫着，如果我们发生了意外，你们就赶紧接应。’
说完我就随志远去了铁石山下的小司营，一直走进了刘兰亭家的大院。
刘兰亭恰好在家，他一见我们俩又惊又喜，因为七请八请，总算把高志远请到家里来了，而且只来了两个人，于是他非常放心。
他把我们让进屋，志远顺势把双枪摘下来，随便往柜上一放。
刘兰亭此时更安心了，他们俩就攀谈起来，一边说一边互相摆弄对方的枪，有时拆下来，有时又装上，越拉越近乎。
随即刘兰亭命家人准备了酒菜。我清楚的记得酒席是摆在刘家的东正房，炕上放的是八仙桌子，刘兰亭坐在西南角，志远坐在东面，我坐在东北角。
刘兰亭一边吃饭一边向高志远表示歉意：’以前有对不住兄弟的地方，别计较啊，今后咱们还要多联系，互相照应着点儿。‘
志远问：’听说你们这儿‘着会’盛行，四乡百姓都有怨言，你看咋办?’
刘兰亭推脱说：’那都是下边的人干的，小小赌博，以后改了，不让下边的人再干就是了！’
吃饭大约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吃完了，我们说走，刘兰亭一边挽留，一边下烷穿鞋，就在刘弯腰提鞋的时候，志远从怀里掏出第三棵枪，‘叭’的照刘兰亭头部打了一颗子弹，我怕他不死，从刘兰亭的后腰又补了一枪，大恶霸刘兰亭一命归西。
当时刘家的西正房屋和厢房屋有六七个刘兰亭的保镖，高志远手握双枪，抢先守住正房东屋门口，大喝一声：’我们今儿个是专找刘兰亭算账来的，跟别人无关。是朋友的走开，是冤家的上来！’
刘兰亭那几个保镖一个也没敢出来，院里院外一片静悄悄的，高志远我们俩就扬长而去，顺势我还把刘兰亭门旮旯放着的那棵小马枪也带出来了。
不一会儿，我俩到了大司营东南，汇合了那几十个猫在庄稼地里的弟兄们，简要讲了打死刘兰亭的经过，顺公路回到了多余屯自卫团队部。
高志远刺杀刘兰亭事件很快轰动了全县，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加上以前除掉的胡宝山，百姓都说离志远给滦县除了两个大‘镇物’、祸害。过去地方上有不少趁乱打劫的、政行霸市的，抢占民女的，一时都受到了震动，不得不有所收敛，就连倴城、胡各庄一带的土匪头子，也不得不把队伍解散了。”（陈维《我两次跟随高志远除》，见《魂系冀东》，第9-11页）
民国老照片·抓获土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