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中华大地危如累卵。继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相继陷落后，徐州又于5月19日沦陷。日军的铁蹄即将踏向＂九省通衢＂武汉，而国内却是人心惶惶、风声鹤唳。汪精卫等汉奸叛徒大肆鼓吹＂抗战必亡论＂，动摇军心；蒋介石身边的亲英美派则盲目鼓吹＂速胜论＂，两派针锋相对。就在民族命运危在旦夕之际，延安的一篇《论持久战》，却让素有＂中国境内最狡猾阴险的军阀＂之称的白崇禧眼前一亮。他从中领悟到＂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真谛，战意高昂，决心在武汉与日军放手一战。这场持续四个半月的武汉会战，不仅消耗了日军大量兵力物资，更让其速战速决的美梦彻底破灭。
战火纷飞话民族存亡时
1938年的中国，大地在战火中颤抖。北平古城门被日军攻破，天津卫河岸的炮声刚刚平息，太原城头已换了旗帜。
上海滩的灯红酒绿被战火吞没，南京城内血流成河。这一年的5月19日，徐州城破，日军的铁蹄踏碎了这座古城的最后一块砖瓦。
日军占领区内，百姓流离失所，田野荒芜。这些地区原本是中国最富庶的土地，如今却成了敌人的囊中之物。
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内，人心惶惶。汪精卫这个后来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大汉奸，正带着一群软骨头到处散布＂抗战必亡论＂。
蒋介石的处境更是艰难。他身边的一些要员天天唱着＂速胜＂的高调，认为只要集中优势兵力就能一举打败日军。
这两种论调针锋相对，却都让蒋介石陷入了两难困境。若是不战，他将面临另一次西安事变的威胁；若是决战，他手中已经没有多少筹码可用。
此时的武汉，作为＂九省通衢＂之地，已经成为日军的下一个目标。这座城市地处中国腹地，交通便利，一旦沦陷，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将获得极大的机动空间。
蒋介石深知，如果在武汉再次遭遇重创，他的嫡系部队将损失殆尽，日军吞并中国的阴谋就会得逞。然而他的一些将领却持不同意见。
这些将领认为，既然八路军能在平型关大获全胜，桂系的李宗仁部也能在台儿庄重创日军精锐的第五师团和第十师团，那么实力更强的中央军更没有理由退缩。
在这种压力下，蒋介石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他命令嫡系将领陈诚在长江南岸集结部队，同时令桂系李宗仁部在武汉江北地区布防。
就在中国军队调整防线的同时，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也没闲着。他们已经制定了进攻武汉的详细计划，正在华中地区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
汪精卫等汉奸分子趁机造谣生事，让原本就不安定的军心民心更加动摇。一些无耻的小军阀已经在暗地里打起了投机的算盘。
这时的中国，就像一艘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的破船，随时可能被巨浪吞没。所有人都在等待，等待一个能够指明方向的声音，等待一个能够凝聚民心的力量。
延安巨作传四方救国
就在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之际，延安宝塔山下传来了振聋发聩的声音。1938年5月底，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论持久战》。
这部巨作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照亮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深入分析了中日双方的优势与劣势，为中国军民指明了抗战的道路。
日本确实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在世界上都名列前茅。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这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
但毛泽东指出，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必将激起三重反对力量：日本国内正义民众的反对、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随着时间推移，这三股力量必将压垮日本法西斯。
关于日本的优势，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日本陆海空三军装备精良，其工业基础和经济体系也远超中国。
但日本的这些优势并非无懈可击。这个岛国地域狭小，自然资源贫乏，难以维持庞大机械化部队的消耗。
更重要的是，日军的后勤补给线过长。他们占领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却依然入不敷出。这些补给都要靠海运，战线拉得越长，后勤压力就越大。
相比之下，中国的抗战是正义之师。这场战争必将唤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同时也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这些都是支撑中国打持久战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还对这场战争做出了三个阶段的战略预测。第一阶段是日军强势进攻；第二阶段是双方进入相持状态；第三阶段是中国军队反攻，日军全面衰退。
这个预测为中国军民指明了胜利的希望。它表明，只要中国军民能够挺过前两个阶段的艰难时期，就一定能够迎来最后的胜利曙光。
要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强调必须灵活用兵。不能死守一城一地，而要把眼光放得更远。在前两个阶段中，要以打持久战为目标，积蓄力量。
6月3日，当毛泽东完成了《论持久战》的讲解后，中国各方抗日力量的士气为之一振。这部巨作不仅指明了斗争的方向，更为全民族指明了胜利的希望。
这部著作的影响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显现出来。不同政治派别的军队指挥官们开始重新思考战略方针，民间抗日志士也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论持久战》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它所阐述的道理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这些思想为中国抗战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让更多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白崇禧读论战意升
在这场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白崇禧这位＂中国境内最狡猾阴险的军阀＂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认真研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从中找到了破解当前困局的关键。
这位桂系实力派领袖看透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要想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必须改变过去死守一城一地的思维定式。他提出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
白崇禧明白，日军虽然占领了大片国土，但他们的战线却在不断拉长。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完全可以利用广大的纵深空间，通过不断的消耗战来削弱敌人的力量。
他向蒋介石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在武汉地区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不必死守城池，而是要抓住机会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这个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在白崇禧的鼎力相助下，原本犹豫不决的蒋介石下定决心，准备在武汉放手一搏。
具体的军事部署很快就展开了。蒋介石亲自担任武汉会战的总指挥，命令嫡系将领陈诚率部守卫长江南岸，桂系部队则负责江北地区的防务。
这时，李宗仁因病住院，白崇禧临危受命，成为桂系部队的实际指挥者。他立即展开了一系列军事部署，准备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展开一场大规模会战。
在白崇禧的统筹下，中国军队开始在武汉地区构筑多层次的防御工事。他不再把注意力集中在城市防御上，而是着眼于更大范围的战场布局。
武汉三镇周边的阵地建设紧锣密鼓地展开。在长江沿岸，中国军队布置了大量火力点，准备打击日军的水上运输线。
在陆地方向，白崇禧采取了纵深防御的战术。他让部队在重要地段构筑多道防线，为后续的作战预留回旋的空间。
这种新的战术思想很快在各级指挥官中传播开来。军队不再死守孤城，而是学会了在战略纵深中寻找战机。
战前的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着。部队在训练中逐渐掌握了新的战术要领，指挥员们也开始理解＂以空间换时间＂的深刻含义。
白崇禧的这种战略眼光，为武汉保卫战注入了新的活力。他把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与实际战场情况相结合，创造出了适合当时形势的作战方案。
这种转变标志着国民党军队在战术思想上的重大突破。从此以后，他们不再盲目追求与敌人硬碰硬，而是学会了在更大的战略格局中思考问题。
这些变化让日军的指挥官们感到困惑。他们发现，中国军队的战术变得越来越灵活，不再是之前那种容易预测的作战方式。
敌军速战未得逞战策
1938年10月27日，武汉三镇落入日军之手。这场持续了四个半月的大会战，却给日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日军在这场战役中损失惨重：78架飞机坠毁，23艘军舰沉没，约四万名官兵伤亡。虽然他们最终占领了武汉，但这个战术目标的达成却掩盖不了战略上的失败。
中国军队的主力完整地撤出了战场，日军妄图通过夺取武汉来迫降中国军民的计划彻底落空。更重要的是，日本人中了中国军队＂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圈套。
战争的天平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日军此时已经成为强弩之末，他们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这场战役暴露出日本经济的严重问题。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储备经费仅有十三亿五千万日元。
1937年一整年，日军就消耗了九亿六千万日元的军费。到了准备武汉会战时，日本政府已经捉襟见肘。
为了筹措军费，日本政府采取了极端措施。他们甚至把学校里的教学用枪都征用了，大量民用物资被调往前线。
国内资源被搜刮一空，日本国内民众的生活陷入困境。到1938年年底，日本政府已经因为战争欠下了高达六十二亿日元的债务。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严重透支了日本的国力。没有了资金，日本无法从其他国家购买钢铁、石油、煤炭和棉花等重要战略物资。
那些看似强大的飞机和坦克，因为缺乏零件和燃料，只能在机场和车库里趴窝。日军只能寄希望于在占领区以战养战。
这时的日本，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继续打下去，会让国力更加衰竭；选择撤军，又会前功尽弃。
战争的结局已经注定，日本军国主义者将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走向覆灭。那些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犯，终将在国际法庭上接受审判。
武汉保卫战的结束，标志着中国抗战进入了新的阶段。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在敌后展开，不断打击日军的薄弱环节。
这种游击战术迫使日军采取守势，大量兵力被牵制在后方。这为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减轻了压力。
在这场战役之后，白崇禧正式向蒋介石推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蒋介石看后大为赞赏，下令在国民党军队中传播这部著作的思想。
白崇禧则用自己的方式解读这部巨作，制定了相应的军事计划。这些计划为日后中国军队的全面反攻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武汉会战，不仅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格局。中国军民在这场战役中找到了正确的抗战道路，为最终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