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的王勃写过“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还写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才气纵横，但也写过斗鸡檄文，叫做《檄英王鸡》，却偏偏没有顾及舆论影响，被高宗怒逐出府。在当时就有舆论影响，而且皇帝会密切关注。一旦哪个王公大臣产生了负面的舆论影响，就会被治罪。

当时王勃在沛王府，为王府侍读，两年后戏为《檄英王鸡》文，触摸了唐高宗。王勃是才子，写文章不错，但为了应景，写了游戏之作《檄英王鸡》，就有点等而下之的意思了。除了要拍沛王的马屁，就是和和鸡一般见识，怎么说都是不被允许的。人写文章，人读文章，而鸡并不能读文章。似乎写的这篇文章是给英王看的，却明明等而下之，出现了下三滥的手段，有辱斯文。曹丕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能是人来写，人来读，甚至可以成为干谒权贵的工具，可以成为晋升的途径。倘若写文章给鸡看，或者说充满斗志却是给鸡写的，怎么说都有辱文章的风范，甚至有诋毁科举考试的意思。唐朝有了科举考试，还有行卷之风。科举考试就是要民间的知识分子来参加，吸收民间的知识精英，让他们为国效力。而行卷之风算是给一些民间知识分子留了一条后路，或者给权贵们留了一点面子。只要是会写诗、写文章读书人，就可以把诗或文章弄成卷轴，投递给王公大臣，获得他们欣赏之后，就可以获得他们的推荐，进而跻身官场，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员。不管是科举考试还是投递卷轴，都要有写作的功夫。而王勃把写作的功夫用在了斗鸡上，怎么说都不被饶恕。

唐朝的皇帝会注重舆论影响，不会做得太过分，也不会让王公大臣做得太过分。王勃为了出名，弄了游戏制作，很容易讨沛王的喜欢，却得罪了皇帝。唐朝的科举考试是通过写文章来选拔人才的，当然还可以考骑马射箭，考其他的策论，但写作是基本功，不可荒废。王勃把写作用在了歪门邪道上，当然会受到惩罚。当时掌握话语权的是官员，还有一些知识分子，而官员本身就是知识分子，需要注重舆论影响，不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也不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要在皇帝允许的范围内写作，不可以直接指出皇帝的错误和毛病，也不可以堂而皇之地发表游戏制作。倘若像王勃那样，给斗鸡写了一篇文章，就容易引发负面的舆论影响。皇帝不计较，并不是皇帝不知道，而是装作不知道，一旦皇帝计较起来，就要让王勃吃不了兜着走了。不管王勃有多么大的名气，也不管他写的文章有多么好，都需要权力系统来承认，需要皇帝认可。皇帝不认可，不但他的文章成了反面宣传，而且他的官职会被罢免，他就做不成官了。

《檄英王鸡》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让皇帝再也看不下去了，不得不惩罚王勃。事实上不管是沛王还是英王，都喜欢斗鸡，却并没有被惩罚。也就是说，喜欢斗鸡并付诸实际行动的沛王和英王没有受到惩罚，而写了一篇《檄英王鸡》文章的王勃却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既然皇帝要注重意识形态的影响，禁止玩物丧志，不允许斗鸡，那么就应该严厉惩罚斗鸡的沛王和英王。但皇帝假装不知道，其实沛王和英王经常玩斗鸡，而且通过斗鸡来押注，说白了就是赌博。皇帝表面上反对斗鸡，却并不会制裁玩斗鸡的王公贵族。按照皇帝的统治逻辑来看，皇帝喜欢部下玩物丧志，喜欢他们贪污腐败。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安安生生过自己的日子，不会想着反叛，也不会整天愤愤不平。就像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一样，鼓励部下交了兵权，多买歌儿舞女，到乡下养老。无论是符彦卿还是石守信，都成了雄霸一方的大财主。他们越是贪污腐败，赵匡胤就越是高兴，却不会制止他们，也不会严厉处罚他们。

唐高宗就是这样，看到沛王和英王玩斗鸡，就知道他们玩物丧志，假装不知道。玩斗鸡的沛王和英王起码证明自己没有反心，只是喜欢玩闹，甚至喜欢赌博，让皇帝放心。皇帝不喜欢惩罚他们，就只当没这回事，而王勃写文章说了这件事，就会引发广泛的舆论影响，让人们都知道两个王爷在玩斗鸡。唐朝是重视诗文的年代，一旦有诗文发表，就会引发广泛的社会舆论影响，尤其是著名的诗人或作家，写成诗文之后发表出来，就会让很多人看到，连同皇帝都会看到。文章产生的社会舆论影响是很广泛的，皇帝不得不担心，尤其是一些才气纵横的才子，写成的诗文，被很多人抄来抄去，甚至弄得洛阳纸贵。一旦这样的文章产生负面舆论影响，皇帝就要做出一些决定，要处罚写文章的作者，而不会让他们继续写下去。连同李白和杜甫写的诗歌也是如此，悲叹自身的命运是可以的，说自己怀才不遇也是可以的，但不能抨击当朝的皇帝，也不能指出皇帝的错误或毛病，更不能写文章给动物或植物，以免出现王勃那样的悲剧。

唐朝的舆论靠皇帝来控制，靠文武百官来监督，最终容不下一些没有高官厚禄的文人。文人倘若只是才子，寄生在权贵家里，就会失去话语权，很容易受到权威的打击。他们只有为权贵建功立业之后，才可以获得升迁。倘若只是写写诗文，就只能在皇帝制定的框架内写作，而不能超出框架。由此来看唐代的诗文，大多在皇帝制定的框架以内，没有太多桀骜不驯的风气，倘若有，诗人就被称为诗狂或诗鬼；倘若没有，诗人就被称为诗仙或诗佛。总之，要在皇帝规定的内容框架以内写作，要注重舆论影响，当然也就没有太多锋芒毕露的诗歌了，至于文章，更是一团和气。韩愈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就被贬到了潮州。还有谁肯步他的后尘呢？从王勃的斗鸡檄文来看，唐朝的舆论控制是很严格的，皇帝允许王公大臣玩物丧志，却不允许文人写文章来说明这个事，只允许做，不允许说。由此可以看到舆论控制的虚伪属性，也可以看到当时统治方式的落后。